一、海南构筑三道防线禁毒品（论文文献综述）
熊栎天[1]（2021）在《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文中认为恐怖主义的治理视角体现了预防性路径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三个特点,即恐怖主义的防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恐怖主义不是只有特定国家才面临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与全人类的共同挑战;除了主权国家,参与预防性反恐的治理主体还包括广泛的非政府国际行为体与社会单元。预防性反恐是通过预防性手段作用于恐怖主义发展的每一个节点,逐渐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抑制和减缓恐怖主义的发展从而降低恐怖主义对人类危害的治理过程。恐怖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因果链条以及国家政策对该因果链条的干预效果是预防性反恐成立的逻辑前提,以“反恐战争”为代表的应激式处置策略被证明效果不佳。恐怖主义暂时无法被直接消灭,人类还将继续与之共存的现实说明了预防性反恐的必要性。根源预防、前置预防和后置预防构成了预防性反恐的三个阶段;个体、组织、极端意识形态与暴力极端主义体现了预防性反恐的三个治理层次。预防个体“极端化”与推动“去极端化”、预防恐怖组织获取发展资源与要素、切断个体与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上的联结是预防性反恐发挥作用的关键。预防性反恐的开放性决定了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有可能成为预防性反恐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行为体之外,社会单元与非国家国际行为体既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蔓延的薄弱环节,也能在国家行为体的引导和监督下发挥积极作用。各国都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治理外籍恐怖分子现象,预防性军事打击、预防性刑事司法模式以及“去极端化”项目与预防再次“极端化”是三种被广泛运用的代表性预防性反恐手段,对应着根源预防、前置预防和后置预防三个阶段。对外籍恐怖分子行为模式的认识、恐怖主义活动的刺激以及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共同影响着政策偏好的生成。国际反恐的正当性并非是先验的,而是基于恐怖主义的非正当性、反恐对象的确定性以及反恐手段的合法性。美国对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以及撤销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其本质对预防性反恐手段的滥用。美国将反恐议题“政治工具化”的做法将削弱国际反恐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李沐阳[2]（2020）在《Y商业银行反洗钱管理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信息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在金融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助力金融业的发展,但反洗钱工作的难度也被相应增加。当前各种金融乱象丛生,互联网借贷、地下钱庄、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涉众型犯罪屡禁不止、持续高发,面对海量的交易数据,以人工为主的“模型筛选/名单监控-人工甄别”模式的反洗钱数据处理和分析效率已明显跟不上目前的发展形势。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反洗钱制裁情况在联合国及美国等国家的推动下呈现持续高压态势,商业银行如何将“以风险为本”作为原则,利用先进的信息科学技术建立高效智能的反洗钱监测分析体系,从而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优化反洗钱管理职能,不仅是银行预防、监测洗钱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打击洗钱犯罪的需要。本文从Y商业银行角度出发,总结并梳理了Y银行内反洗钱合规管理的现状,找出其实际工作环境下暴露的问题:反洗钱工作缺乏内生动力、反洗钱管理机制待强化、反洗钱工作存在信息“壁垒”、反洗钱专业人才缺失及反洗钱系统建设待完善等。之后与问题一一对应,寻找其在政策落实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然后从管理学角度出发,从外部监管环境、内部管理体系、反洗钱系统建设三个方面设计优化对策。首先,外部监管环境方面建议从国家层面建立反洗钱信息共享机制和反洗钱奖惩机制,以从外部环境上改善Y银行反洗钱工作遭遇信息壁垒和缺乏内生动力的问题。其次,内部管理体系方面则从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增配反洗钱人力资源、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培训四个角度提出建议,以期改善Y银行内部部门间反洗钱工作协作能力较差、人才紧缺、员工反洗钱意识不到位、银行内部信息共享程度不高等问题。最后,在反洗钱智能监测分析体系建设方面,建议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从整合内部数据、拓宽数据渠道、制定评估并完善可疑交易监测指标、加强事前事中控制、强化事后控制五个维度入手提供监测体系建设对策,力求能够建设全面立体的智能监测分析体系。
吕永祥[3]（2019）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监察委员会面临着在腐败存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预防腐败来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研究是一个兼具理论前沿性和实践重要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执政为民、秉公用权为目标的政党,她在使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社会公共福祉的同时,还必须同公权力腐败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作长期和坚决的斗争。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是我国反腐败战略的两大支柱,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对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和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腐败在我国反腐败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方针。预防腐败是比惩治腐败具有更高复杂性和前瞻性的反腐败战略,对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原本分散的预防腐败机构及其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效预防公权力腐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结合自己的机构属性和职能设置来有效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预防腐败战略,仍旧是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新成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也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预防公权力腐败是其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消除公权力腐败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构成要件来切断公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厘清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制度预防腐败理论等国内外廉政理论资源,从“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行为”这一解释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的主流范式出发,结合我国反腐败政策文件对预防腐败战略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尝试性地构建“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制度建设→预防腐败”这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采取政策试点的改革方法,其政策运行过程先后经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三个发展阶段。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对我国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两种国家监察机关乃至两种预防腐败体系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我国更加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预防腐败实践的角度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兼具预防腐败职能和惩治腐败职能的综合性国家反腐败机构,是我国预防腐败战略的主要执行者。随着预防腐败局、行政监察机关等原预防腐败机构被整合至国家监察委员会之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我国预防腐败体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贯彻执行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战略的同时,结合《监察法》赋予的对公职人员开展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中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形成了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的预防腐败模式。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和外派机构作为支撑,意在通过开展预防性监督和发现性监督防范公共权力滥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机会,从而释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治理效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承认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实践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还应客观地看到,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预防公权力腐败时还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合纪检监察机关的调研材料、相关统计数据等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来看,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预防腐败职能的过程中亟需解决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和运用监察建议推动被监督单位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等问题。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国家监察委员会要将其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预防腐败的效能,就需要在借鉴中国香港等高度廉洁地区的预防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三大目标,从多措并举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和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和积极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升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虽然公权力腐败行为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战略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党和人大的领导之下,加强与其他预防腐败主体的协调配合,不断提升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监察建议三项预防腐败职能的有效性,综合运用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之间的互补效应,就能够在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行动之间的长期博弈中不断取得胜利。
李春芬[4]（2017）在《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防范研究 ——基于100例刑事错案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刑事错案是刑事司法系统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发生的,然而,刑事司法系统制造刑事错案的本身也属“犯罪”,而且是以法律的名义去伤害乃至杀害无辜公民。因而,这种“犯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损害个人利益,使无辜者遭受冤屈,而且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纵观各种刑事错案,其本质是以证据为核心的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以司法机关的错误决定为载体,造成对正常法律秩序的破坏。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和前提,证据一旦出现谬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也会出现错误。从笔者收集到的100例重大刑事错案来看,因司法机关在收集、审查与运用证据上没有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和证据规则,进而导致认定案件事实不准确,事实认定错误必然导致罪与非罪的法律适用上的错误,从而造成众多被错判无辜的错案。每个人都希望刑事司法是公平、公正且高效的,希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希望有罪的人被绳之以法、无辜的人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为了这美好的愿景,以及确保刑事司法系统的正常化运行,我们必须以史为鉴,正视已经发生的刑事错案,分析其成因,研究其防范对策。文章以引言开始,全文主体共分为三章,以证据为主线分析了我国100例刑事错案的发案现象、原因及防范对策。第一章是现状概览,从刑讯逼供情况、涉案罪名、纠正事由、职业分布、涉案地区、与被害人关系等方面论述了100例刑事错案的发案情况及发案特点。第二章从证据角度探讨了刑事错案的发生原因,既有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错误理念的原因,也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物证等方面的证据问题,以及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错误办案的原因。此处,因人证是以人陈述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故笔者将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统一归入为人证。司法机关办案错误主要指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非法取证,如刑讯逼供;以及当某一刑事案件由侦查阶段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时,部分检察官及法官对侦查人员提供的非法证据运用不当,如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等主观性证据审查失误,未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而导致刑事错案的发生。最后一章则重点探讨了如何防范刑事错案,不仅可以借鉴他山之石如美国通过《无辜者保护法》以及在检察院设置防范刑事错案的专属部门,再加上美国民间机构的力量来防范刑事错案;英国对刑事错案的防范主要通过设立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及民间机构的社会力量;加拿大通过设有司法部刑事定罪审查组和错误定罪辩护协会来防范刑事错案;还应冲破理念桎梏,坚持落实疑罪从无原则;正本清源,完善证据规则,如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细化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等;从侦查到审判阶段“以审判为中心”构建错案防线,依法侦查取证、严格审查起诉、强化审判机制,法官在作出司法裁判时应确保定罪证据的合法性及证据链条完整性,严守证据规则,妥善解决证据矛盾,恪守疑罪从无理念,摒弃“留有余地”的定罪判决。
邢东伟[5]（2015）在《控边固边靓边助推国际旅游岛建设》文中认为“立体控边筑牢平安边防,爱民固边创建和谐辖区,边检提服打造靓丽名片。”5月7日,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党委书记、政委刘守跃少将接受了《法制日报》记者专访,对该总队推行控边固边靓边工作模式,全力服务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工作措施成效作了介绍,就如何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会议?
邓琳君[6]（2015）在《环境犯罪预防论》文中提出目前,我国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环境问题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破坏环境资源的大案要案时有发生,反映出我国现行规制环境违法乃至犯罪的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针对环境犯罪的预防机制不完善、手段不充分、规制不科学,难以达到较好的预防效果。因此,有必要以提高预防环境犯罪的实际效果为目的,针对刑法预防环境犯罪的局限与不足,通过研究视角和范式的转换,从犯罪学视角研究环境犯罪的成因及机理,从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立法、构建有效环境犯罪预防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本文以犯罪学为视角,采用文献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和案例研究方法,并综合运用刑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中的相关研究范式展开了论述。对于环境犯罪预防的研究,本文基本遵循了犯罪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路径。在对国内外环境犯罪预防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环境犯罪产生的原因,本文初步构建了环境犯罪的预防体系。该体系以消灭“带菌个体”、“犯罪情境”和“社会控制弱化”这三个致罪因素为目的,通过多方主体的共同作用,形成了由横纵交错的两个子系统构成的环境犯罪预防体系。其中,横向子系统围绕犯罪预防和被害预防展开。纵向子系统则按照环境犯罪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与先后顺序将环境犯罪预防分为“第一层预防”、“第二层预防”和“第三层预防”。社会预防作为“第一层预防”,是三层预防体系中最广泛的防线,具体包括宏观社会预防和微观社会预防两方面。其中宏观社会预防包括确立预防优先的指导思想、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资格、树立公民环境道德意识和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微观社会预防主要是以家庭、学校、社区、企业和被害人作为主体,通过这五类主体的自我完善来进一步巩固环境犯罪的第一道防线。情境预防是“第二层预防”,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主要是围绕增加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降低犯罪回报、减少犯罪刺激和排除犯罪借口这五类措施对环境犯罪进行预防。作为“第三层预防”,刑罚预防是环境犯罪预防的最后一道防线。具体可分为环境犯罪立法预防和环境犯罪司法预防两个方面。在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方面,一是确立多元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二是增设新的环境犯罪罪名,三是完善环境犯罪刑罚适用原则,四是完善环境犯罪刑罚适用种类。在环境犯罪刑事司法方面,一是要成立环境污损司法鉴定机构,二是要综合运用各种因果关系证明理论,三是提高司法人员专业水平,四是建立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机制,五是充分发挥环保法庭的作用,六是建设环保警察队伍。
查国防[7]（2015）在《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Impact factor）是指对死刑适用方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正是这些影响性因素决定、左右着法官对被告人选择何种死刑适用方式。影响性因素既有规范性因素也有非规范性因素,既有显性因素也有隐性因素。通过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研究,能够合理、科学界定死刑立即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缓未限制减刑的适用条件和标准,探究不同影响性因素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实现案件事实之认定、评价明细化、规范化,进而规范死刑司法适用,完善刑事裁量体系,实现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促进司法公正。学术研究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切实破解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提升司法公信力。基于此,本文的研究思路: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站位实践服务实践,以审判实践中死刑适用为出发点,以实现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之规范化为落脚点。二是在研究方式上,以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过程中呈现出的明线——显性因素、暗线——隐性因素为切入点,整理并提升决定、影响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合法性、合理性、规律性因素,改造摒弃决定、影响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违规性、恣意性、机会性因素,以规范显性因素、隐性因素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运行行为,构建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模式。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秉承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但以实证研究为主;秉承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结合,但以工程思维为主;坚持“制度——结构分析”与“过程——事件分析”的结合,但更注重“过程——事件分析”。第一部分死刑适用的主要根据。一是从刑事法律规范角度看,根据《刑法》第48条和第50条规定,我国的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死缓限制减刑、死缓未限制减刑三种适用方式。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研究的首要根据是刑事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性规范、程序性规范和证据性规范,也包括立法、司法解释、法律文件。这些刑事法律规范是死刑适用方式选择的正当性根据,是实现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的前提和基础。二是从死刑政策角度看,我国的死刑之所以包含生刑、自由刑,主要归因于“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死刑政策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它能够指引立法对死刑罪名、死刑适用方式的删减与增设,也能够指导、影响、决定法官对死刑适用方式选择。因此,准确理解、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对实现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至关重要。三是从刑罚功能角度看,死刑适用方式的确立兼具报应与预防,但主要基于报应观念;死刑适用方式之选择是以责任为基石,以正义为取向,但应在恪守罪责刑相适应的前提下追求正义。第二部分死刑适用中的显性因素。通过对1095份死刑判决书1342名被判处死刑被告人的实证研究,从三个方面研究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过程中体现出的显性因素,并进行类型化。一是从死刑案件的主体性因素看,犯罪人与被害人的性别、年龄、职业及其角色关系,在选择何种死刑适用方式的过程中呈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征。二是从死刑案件的构成要件性因素看,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显性因素是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正常情况下,该类显性因素基本决定了犯罪人的生与死、限制与未限制;同时,情节因素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呈现出特殊的规律,如被告方赔偿被害方谅解的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三是从审判层级角度看,死刑案件的最终定谳要经过一审、二审、复核程序,发回、改判、未核准的“理由”是死刑适用方式选择的“指挥棒”,影响死刑适用方式的选择,通过对发回改判死刑案件原因及其结果、未核准死刑案件原因的梳理、归纳、探究审判层级因素影响死刑适用方式选择的特征。第三部分死刑适用中的隐性因素。隐性因素广泛存在于死刑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诸环节中,在审判中有其特定的位置,司法前见、逻辑推理、事实取舍、证据采信、经验参与以及其它权力渗透等都是对隐性因素的表述方式。通过对426名从事死刑案件审理法官的问卷调查、访谈,分析研究决定、影响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隐性因素。该类隐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是在显性的死刑判决书中未载明也无法载明,是死刑适用方式运行的“暗线”,只能通过对法官的问卷调查、访谈的形式进行搜集、梳理、研究。根据对426份样本的研究,决定、影响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隐性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案件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包含个体性因素和群体性因素,前者主要是案件当事人因素和法官因素,后者主要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关注、信访因素等;二是审判管理性因素影响,主要是审判机关内部的绩效考核、审委会、请示报告和法院外部的案件评查等,对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影响力度大;三是证据瑕疵因素的影响,死刑案件的证据瑕疵程度、不法官对瑕疵证据的可接受程度严重影响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也为“留有余地”判决之形成提供了空间。第四部分死刑适用问题的理性反思。通过对第二部分、第三部的研究,当前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存在一些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是制约死刑适用规范化的主要因素。一是刑事立法规范的抽象性,缺乏可操作性。何谓“罪行极其严重”、何谓“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在这事关“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将其判断、选择权几乎完全推诿或禅让于司法,由法官自由裁量,使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难度陡增。二是构成要件性因素——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缺乏规范性。犯罪手段残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手段极其残忍表述混乱;犯罪后果严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认定不一;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应当型情节与可以型情节、责任型情节与预防型情节适用紊乱。三是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过程中,审判权运行与其它权力、案件社会结构、法官个人认知之间相互嵌入,而且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强化,各“权力拥有者”借助“领导、监督、指导”等正当事由,充分发挥其影响力,虽有觉察但却无法寻觅,更无法规范化。一方面,当事人及利益相关者借助新闻媒体、信访等因素撬动领导权力,并以此满足自己诉求;另一方面,各种审判管理性因素,如绩效考核、案件评查、群众满意度排名等,如同悬在法官头上的“刀”,不知道何时落下,但为了不让这把刀落下,就必须全力投“掌控刀者”之所好,否则“死”的很惨。第五部分死刑适用的完善与思考。该部分是基于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的立法规范、显性因素、隐性因素及其存在问题,有针对性构建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模式。一是死刑适用规范化模式的理论依据,主要理论依据是社会权力理论、案件社会结构理论及裁判模式理论。二是死刑适用方式选择规范化的显性因素,包括犯罪构成要件性因素（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犯罪案件的主体性因素（犯罪人人格、被害人过错、被告方赔偿、被害方谅解）,该类因素是法官在选择死刑适用方式时应当起决定性作用。三是死刑适用方式选择模式的主要类型,针对《刑法》第50条规定的“9种情形”设定不同的死刑适用模式,根据犯罪行为所造成结果的形态可以分为“人身伤害性”和“非人身伤害性”。因此,在死刑案件中,“死刑适用模式”存在两种情形,即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和非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就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而言,有单一型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主要适用于死刑案件中具有人的死亡、伤残或性侵等情形,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等）和复合型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存在单罪复合型和数罪复合型两种,前者是指存在侵财和害命两类犯罪事实,但仅定一罪的,如抢劫罪、绑架罪;后者是指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兼具有人身伤害和谋取财物,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构成数罪,犯罪人触犯多个罪名,是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另罪的复合,如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就非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而言,主要适用于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死刑犯罪,如贩卖毒品罪。通过分类型死刑适用模式的构建实现死刑裁量明细化、规范化。四是死刑适用中隐性因素的规制,隐性因素与显性因素是一体两面,具有内在的耦合性,隐性因素的规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和审判管理性因素,案件社会结构因素主要是个体性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和群体性案件的社会结构因素。审判管理性因素主要是纵向的上下级法院间的管理性因素和横向的法院与党委、人大之间的管理性因素。法官选择死刑适用方式的的内心机理是较为隐秘的,特别是隐性因素的运行,更增加了死刑裁量的神秘性。那么,如何实现隐性因素规范化,应当以法官为核心,在其外围构建起形式多样、层级各异的防火墙,防范不正当的因素嵌入死刑裁判过程。第一道“防火墙”是“社会信息”,主要被告方、被害方的社会地位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阻隔,尽可能的将案件的社会信息阻挡在审判场域之外。第二道“防火墙”是“审判管理性因素”的阻隔,有横向管理性因素阻隔与纵向管理性因素阻隔两个维度,横向管理性因素阻隔主要是指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政法委等“权力部门”,这种阻隔一是靠“权力部门”的自我约束,二靠审判机关的“抗压能力”,不能犯“软骨病”,纵向管理性因素阻隔则是指上下级法院的审判管理权;第三道“防火墙”提升法官自身的免疫力,并对媒体关注案件、存在信访隐患的死刑案件进行风险评估。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性因素嵌入法律适用,已成为当代司法运行行为的显着特征。死刑适用方式选择,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外延相当广阔的过程,既是法律性问题也是社会性问题,既是法律实践也是法治实践。因此,对依法应判处死刑的案件,选择何种死刑适用方式,不仅受犯罪人的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犯罪情节及人身危险性等显性因素影响,而且受死刑案件的社会结构因素、审判管理性因素等隐性因素影响。这些影响性因素的在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的作用有大有小,有的起决定性作用。希冀经由对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研究,实现死刑适用方式选择的规范化,完善法官裁量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许欢[8]（2014）在《官员腐败心理与预防控制研究》文中认为转型期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已经引起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出版了大量的论着。但是,这些论着大多是从腐败的成因及制度对策方面进行论述,更多地是对造成腐败的物质因素的反思与探索。相对而言,较少地从官员个体的心理动机和心理结构去深入分析研究对腐败的抑制。“任何政治行为体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着行为体心理因素的促进与引导,就此意义而言,只有了解政治人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才能理解他的政治行为”。①因此,要寻求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加以源头防控,那就回避不了研究行为主体即腐败参与者本身的心理机制。腐败作为社会行为,必然有其产生的心理因素。腐败行为的心理就是研究腐败行为主体在腐败行为完成前对腐败行为及其后果所表现出的心理状况,是腐败行为及其结果的一种观念形态,具体地讲是腐败行为主体在行为完成前所表现出的心理过程和心理实质,包括需要、动机等要素。实际上,由于人的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个体的动机也是此起彼伏的。需要的无限性及多样性促使动机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和发展,从而激起个体各种各样的行为活动。当前,我国大部分人的需要是健康的、积极的、平衡的,都能按照社会要求来调整自己的需要结构,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但是腐败官员所形成的是一种消极的反社会的需要结构。这种需要结构是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因素、消极条件不断作用的结果。其过程在于：当不良的外在诱因改变了个体原有的需要结构后,会逐渐导致个体行为动机的演变,造成行为方面的变异,这种反馈作用又进一步影响个体需要结构的不良反应,促使反社会需要结构不断固化,最终激发腐败行为动机、引发腐败行为。腐败心理的产生以及腐败行为的形成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逐渐形成的,具体而言,实施腐败的心理机制的形成是受客观环境条件和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腐败行为=公共权力（物质条件）+腐败动机（心理条件）+腐败机会（制度条件）”。②因此只要全力消除一个或多个条件,就可以大大降低腐败行为的发生。就这个意义而言,当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预防腐败心理因素的形成,将会大大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这应视为我们治理腐败的组合拳之一。预防腐败犯罪应是一个内部疏导与外部约束的联动过程。针对国内现行反腐败制度中的内部疏导机制相对薄弱的现实,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在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腐败行为产生的主体心理机制,即腐败官员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私欲需要,这些需要在不良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产生腐败动机,最终形成腐败行为。文章重点从外部环境及主体主观因素二方面对腐败心理的产生原因进行剖析,从而提出矫治腐败心理的相应措施。即只有消除腐败行为发生链条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物质条件、心理条件、机会条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腐败心理因素的产生。因此,我们既要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来制衡外部条件（公共权力）,又要借助社会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理论强化领导干部的健康心理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树立正确的需要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并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消除腐败机会,来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唯有这样,才能使官员形成一种“不敢腐败”、“不想腐败”和“不能腐败”的心理素养。基于这一主题,论文以腐败心理的预防与治理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运用腐败（犯罪）心理理论,社会心理学相应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行为科学方法,对官员的腐败心理结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对策治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预防和治理腐败可供操作的对策措施和建议。文章试图从心理干预的角度探索预防及遏制腐败的相关路径,由此拓展新的反腐研究领域全文的篇章结构如下：“导论”。在导论部分,首先立足于国内腐败问题的现状,说明在十八大重拳反腐的大背景下,预防腐败体系构建愈发重要,对官员腐败心理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为有效遏制腐败动机的产生提供借鉴。接着阐述了研究腐败心理形成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并对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最后对本论文的研究结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一章“理论阐释”。以“官僚制”理论、“寻租理论”、“成本——收益”理论作为理论平台分别阐释“组织腐败”心理、“群体腐败”心理和“个体腐败”心理,从理论层面剖析腐败心理的发生机理,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实证研究”。借助心理测量量表卡特尔16项个性因素测验和人格心理量表—中国人个性测量量表对被刑罚的腐败官员进行测量,分析呈显着差异的维度,讨论腐败行为与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的相关性。第三章“归因分析”。通过描述腐败动机的外在诱发因素和内在驱动因素,以及腐败动机的外化形式,以归因方式分析各种导致腐败心理滋生和强化的因素,从现实状况出发进一步探索遏制腐败心理形成的方法。第四章“国际经验”。分析北欧、新加坡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反腐经验,主要从价值引导、伦理道德、教育养成等方面进行介绍和探讨,为完善和提升我国的廉政教育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第五章“问题揭示”。从廉政意识、制度设计及惩防机制三个层面展开,从主客体的不同角度探析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揭示腐败问题发生的源头,解释腐败心理滋生的根源和逐渐诱发的过程。第六章“惩防体系”。从滋生腐败的主体入手,通过加大官员腐败成本、规范官员职务行为、筑构官员抗腐心理三个层面,提出了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的对策。其中,“不敢”是治标,“不能、不想”是治本,三者结合,实现标本兼治,从而为官员预防腐败建立起心防体系。“总结和展望”。对文章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凝练,同时也对文章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的主要思路予以说明。预防官员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外力的约束,也强调内心的修炼。论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官员的腐败行为与其个体的心理状态和人格特质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应从官员入职时增加人格测试,选择适合公职岗位的人员履任；开展有效的廉政意识培养,锻炼官员坚定的内心；完善制度体系,压缩腐败空间,洁净从政环境,让官员专注业务；定期为官员提供心理疏导,释放不良情绪,消解不良认知；提升官员待遇,满足正常需求,创造从政幸福感。
周婧[9]（2013）在《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效率评价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研究背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形态的多样化,洗钱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形态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贪污、诈骗、走私、黑社会、恐怖活动等严重犯罪都与洗钱成为密不可分的上下游共生犯罪。其犯罪产生的收益存在掩饰、隐瞒、窝藏、转移的动机。首先,这些犯罪本身危害着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社会的安全稳定。其次,洗钱本身所引发的经济活动以及资金流动具有非理性的特征,是影响金融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隐患。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洗钱者利用各国法律体制、政治体制上的差异,长期潜伏,跨国界运行,隐蔽性极强,对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威胁性和破坏性也是空前的。因此反洗钱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并达成统一的重要实践领域。在反洗钱实践中,国际社会、国内监管者逐渐意识到,反洗钱活动本身除了可以有效打击洗钱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同时,它还是发现、遏制各种严重上游犯罪的有效手段。通过反洗钱资金监测,既可以及时发现上游犯罪的可疑资金流动,同时还能减少、降低贪污、走私等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恐怖主义、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逐渐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的重要因素后,反洗钱活动也同时与打击恐怖融资和防扩散融资密切关联,成为国家政治意志的着力点之一。在外部宏观动力的推动下,作为洗钱资金流动的主要领域——银行金融机构,首当其冲地成为反洗钱的前沿阵地。监管部门为银行制定了必须遵守的反洗钱规则,包括建立制度、客户尽职调查、可疑交易监测和报告、记录保存、宣传培训等等。银行在外部监管的约束下按照规制履行法定反洗钱义务。银行反洗钱活动被理论解释为正外部性经济活动。基于公共利益说的外部性,需要监管等外部措施来保证反洗钱的社会供给。但是,经过实践后,银行反洗钱活动虽然得以执行,但执行效果并不理想。银行总是被动的以应付监管为行动标准,导致企业内部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在有关国际组织的引导下,银行反洗钱活动从“规则为本”向“风险为本”转变。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法要求银行以风险识别、评估为基础,合理分配反洗钱资源,构建相应的控制体系和控制措施,将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入到洗钱风险高的领域,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同时也促进银行整体内部控制活动的质量。银行反洗钱活动面临外部成本内生化的要求。随着国际反洗钱监管日趋严格,银行因洗钱活动而面临的风险类型逐步明晰。除了传统的因欺诈等活动而导致的操作风险外,洗钱还导致银行面临更为严重的法律风险、声誉风险。最终可能导致挤兑和倒闭。近期美国监管机构对银行的反洗钱调查事件可以看出,银行机构面临的反洗钱处罚成本直逼机构倒闭。2012年纽约州最高银行监管机构纽约州金融服务局（DFS）指控渣打银行涉嫌在近10年的时间内为伊朗客户隐瞒了大约6万笔秘密交易,涉及至少2500亿美元,渣打银行从中获得数亿美元费用,涉嫌为伊朗银行洗钱。在对渣打银行纽约分行出具的监管令中,DFS明确指责渣打银行精心谋划骗局,并在其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顾问团体的帮助下,向监管部门隐瞒利用美元清算为伊朗客户提供服务的事实。如果DFS对渣打银行的指控成立,该银行将被吊销其在纽约州的银行牌照。渣打银行就指控与纽约州金融服务局最终确定和解条款,支付3.4亿美元的罚金,并在其纽约分行设立一名直接向金融局汇报的”合规监察员”。上述和解协议使渣打银行得以保留其经营牌照。除此之外,近期,美国司法部等机构还对包括汇丰控股、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其他银行展开反洗钱调查,被调查银行都有可能面临上亿的巨额罚款。面临严格的反洗钱监管环境,银行已经从风险控制角度研究反洗钱控制的内部化问题。反洗钱在银行内部逐步从操作层面、操作风险领域抽身,渐渐上升到高级管理层、董事会、公司治理层面,并逐步成为渗透到整个银行管理框架的重要体系。二、研究目的。本论文在确定银行反洗钱外部公共产品属性的基础上,着力分析挖掘银行反洗钱活动的内部控制属性。在明确属性后,本论文认为银行只要建立合理的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体系就可以规避大部分的洗钱风险。但难点也正是在于如何定义什么是合理的反洗钱内部控制体系。本文认为,提高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效率的关键在于整合银行风险控制资源,将反洗钱嵌入银行整体内部控制体系中,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有效的评价体系,根据评价结果合理调整内部控制体系,以确保其适应性。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本论文借鉴内部控制理论在风险领域的发展成果ERM框架,为满足监管和银行自身的需求,构建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效率评价体系。风险控制效率体现在由企业战略所决定的企业客观风险水平和因此而采取的控制措施的对比关系上。即风险高的企业应配备强化的控制措施,风险低的企业可以配备简化的控制措施。与银行战略相关的资源、组织、业务、财务、客户、学习能力等同样决定了银行所面临的洗钱风险等级。银行应根据对自身风险的客观识别和评价,配备与其相适应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的保证程度就是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的效率。根据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效率评价过程和结果中反映出的信息能同时为反洗钱监管和银行内部管理提供决策依据。评估工作本身有利于系统、全面、深入的反映某一独立银行个体的反洗钱状态。通过统一评价标准的汇总评估结果还能反映一个区域银行业的反洗钱情况。通过对反洗钱薄弱环节的分析,可以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改进和优化政策、体质、体系、流程等根本设计,准确的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三、主要内容。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通过介绍洗钱及银行业反洗钱的发展历程,引出本论文研究主题的必要性、迫切性和现实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和论文的创新性。论文第二章重点介绍了论文研究领域的文献情况。由于论文研究主题涉及反洗钱及内部控制两个较大的学术领域,各自独立的文献数量较多,但二者结合的研究思路尚属新兴领域,因此文献关联性较弱,且共同文献资料尚不足。论文第三章是是对银行反洗钱活动属性的分析,也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在确立银行反洗钱活动具有公共产品和内部控制双重属性的基础上,论文重点阐述这两方面的理论基础,并引出构建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效率评价体系的需求。第四章是借鉴企业内部控制理论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发展成果—《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即ERM框架）全面研究可以衡量银行洗钱风险特征及洗钱风险控制的指标,构建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效率评价二维指标体系。论文第五章采用综合评价法建立了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模型。第六章运用已建立的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效率评价体系对某银行进行评价,对评价结果进行运用和管理,检验模型的科学性、合理性。第七章根据评价模型建立、实操等研究环节积累的信息,结合反洗钱国际、国内发展情况等外部环境信息,总结了论文的研究结论,并对评价模型的发展和完善提出建议和展望。四、创新点。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首先分析论证了银行反洗钱活动具有公共产品和内部控制双重属性,有效的实现了银行反洗钱活动内生管理的理论基础。其次,借鉴ERM框架,构建评价洗钱风险与洗钱控制适应度的二维评价模型,有效的构建了“风险为本”反洗钱原则下银行反洗钱活动的管理工具。第三,构建了以企业目标为核心的洗钱风险特征指标体系和以企业控制措施为核心的洗钱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将反洗钱复杂的多因素统一定位到内部控制效率评价的体系内,为反洗钱实践搭建了操作平台。最后统一了我国银行业反洗钱的内外动因,以银行反洗钱效率体系为统一平台,综合运用评价信息,同时满足外部监管需求和内部管理需求。
刘宝吉[10]（2013）在《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文中认为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
二、海南构筑三道防线禁毒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南构筑三道防线禁毒品（论文提纲范文）
（1）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研究局限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难点 |
| 五、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恐怖主义相关概念的再探究 |
| 一、学界对恐怖主义相关概念的讨论 |
| 二、国家对恐怖主义的界定 |
| 三、部分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的界定 |
| 第二节 恐怖主义治理的核心要素 |
| 一、恐怖主义治理的对象 |
| 二、恐怖主义治理的相关理论 |
| 三、恐怖主义治理的策略与预防性思想的酝酿 |
| 第三节 恐怖主义治理面临的挑战 |
| 一、外籍恐怖分子的治理困境 |
| 二、国际恐怖主义治理中的“双重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预防性反恐:恐怖主义治理的一种新路径 |
| 第一节 预防性路径在各领域的运用 |
| 一、犯罪学:犯罪预防与矫治 |
| 二、公共卫生:疾病预防与免疫 |
| 三、外交途径:预防性外交与冲突预防 |
| 第二节 预防性反恐的概念与功能 |
| 一、预防性反恐的定义与成立逻辑 |
| 二、预防性反恐三个阶段的划分 |
| 三、预防性反恐的政策工具 |
| 第三节 预防性反恐的治理层次与所遇困难 |
| 一、个体层次 |
| 二、组织层次 |
| 三、极端意识形态与暴力极端主义 |
| 四、预防性反恐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预防性反恐的多元化参与主体 |
| 第一节 预防性反恐中的非国家国际行为体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以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为例 |
| 二、区域与次区域性国际组织:以欧盟与东盟为例 |
| 三、大型跨国公司:以互联网科技公司为例 |
| 第二节 国家行为体:预防性反恐的核心主体 |
| 一、推动预防性反恐国际合作 |
| 二、推动跨国企业发挥建设性作用 |
| 三、增强预防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 |
| 第三节 国家内部社会单元在预防性反恐中的作用 |
| 一、社区在预防极端意识形态与暴力极端主义中的作用 |
| 二、家庭在预防“极端化”中的作用 |
| 三、学校:教育的“预防性义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预防性反恐实践:对“伊斯兰国”外籍恐怖分子的治理 |
| 第一节 外籍恐怖分子现象回溯 |
| 一、外籍恐怖分子概念与中文翻译的再探究 |
| 二、“伊斯兰国”外籍恐怖分子的身份与背景信息 |
| 三、“伊斯兰国”外籍恐怖分子动机与行为模式的分析 |
| 第二节 外籍恐怖分子现象适用预防性反恐治理的特点 |
| 一、外籍恐怖分子的跨国流动性 |
| 二、外籍恐怖分子的多级治理层次 |
| 三、危害的不确定性:对“伊斯兰国”回流外籍恐怖分子威胁的认识 |
| 第三节 外籍恐怖分子治理:基于预防性反恐三个阶段的分析 |
| 一、根源预防:预防性军事打击 |
| 二、前置预防:预防性刑事司法措施 |
| 三、后置预防:“去极端化”项目与预防再次“极端化” |
| 四、对回流外籍恐怖分子治理偏好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预防性反恐中的问题:以美国的“政治工具化”反恐为例 |
| 第一节 问题的铺垫:美国预防性反恐中的概念与标准制定 |
| 一、美国恐怖主义治理中的概念创造 |
| 二、美国的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名单 |
| 三、分析与评价 |
| 第二节 滥用预防性打击:美国对苏莱曼尼的空袭 |
| 一、对苏莱曼尼恐怖分子身份的分析 |
| 二、先发制人或预防性战争:对美国打击手段的分析 |
| 三、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滥用预防性司法措施:美国撤销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 |
| 一、美国对“东伊运”恐怖组织政策转变过程 |
| 二、中国的应对建议 |
| 三、对拜登政府反恐政策的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对中国预防性反恐治理的借鉴意义 |
| 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Y商业银行反洗钱管理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论文框架 |
| 1.6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反洗钱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 |
| 2.1 洗钱、反洗钱、洗钱罪的含义 |
| 2.1.1 洗钱的含义 |
| 2.1.2 反洗钱的含义 |
| 2.1.3 洗钱罪的含义 |
| 2.2 合规、合规风险、合规风险管理的含义 |
| 2.3 风险管理理论 |
| 2.4 风险管理、合规管理与反洗钱的关系 |
| 2.4.1 风险管理与合规管理的关系 |
| 2.4.2 合规管理与反洗钱的关系 |
| 2.5 反洗钱合规管理机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Y商业银行反洗钱管理现状 |
| 3.1 Y商业银行概况 |
| 3.2 Y商业银行反洗钱管理现状分析 |
| 3.2.1 Y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
| 3.2.2 Y商业银行反洗钱原则 |
| 3.2.3 Y商业银行反洗钱组织架构 |
| 3.2.4 Y商业银行反洗钱制度建设 |
| 3.2.5 Y商业银行反洗钱现有内部控制措施 |
| 3.3 Y商业银行现行措施管控效果 |
| 3.3.1 客户身份识别及资料保存情况 |
| 3.3.2 风险等级划分情况 |
| 3.3.3 大额可疑交易报告情况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Y商业银行反洗钱管理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Y商业银行反洗钱管理案例分析 |
| 4.1.1 披着配资外衣的非法集资 |
| 4.1.2 “批发生意”洗钱案 |
| 4.1.3 冒名开户事件 |
| 4.1.4 私行客户中的诈骗犯 |
| 4.2 Y商业银行反洗钱管理存在的问题总结及原因分析 |
| 4.2.1 缺乏内生动力,反洗钱措施执行“上热下冷” |
| 4.2.2 反洗钱机制待完善,未形成部门合力 |
| 4.2.3 信息共享机制缺失,反洗钱工作存在“壁垒” |
| 4.2.4 人力资源配置不足,反洗钱专业人才缺失 |
| 4.2.5 反洗钱系统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Y银行反洗钱管理优化对策设计 |
| 5.1 Y银行外部监管环境方面 |
| 5.1.1 建立反洗钱信息共享机制 |
| 5.1.2 建立反洗钱奖惩机制 |
| 5.2 Y银行内部管理体系方面 |
| 5.2.1 加强内控机制建设 |
| 5.2.2 增配反洗钱人力资源 |
| 5.2.3 健全激励限制机制 |
| 5.2.4 强化培训,建设反洗钱复合型人才队伍 |
| 5.3 Y银行内部智能监测分析体系建设方面 |
| 5.3.1 整合内部数据,提高数据使用效率 |
| 5.3.2 拓宽数据渠道,丰富数据来源 |
| 5.3.3 制定、评估和完善可疑交易监测指标 |
| 5.3.4 加强事前事中控制,主动限制客户异常交易 |
| 5.3.5 加强事后控制,运用信息技术解放人力 |
| 5.4 其他配套措施:完善洗钱风险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Y商业银行反洗钱优化对策预期效果分析 |
| 6.1 Y银行外部监管环境方面预期效果分析 |
| 6.1.1 建立反洗钱信息共享机制的预期效果分析 |
| 6.1.2 建立反洗钱奖惩机制的预期效果分析 |
| 6.2 Y银行内部管理体系方面预期效果分析 |
| 6.2.1 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的预期效果分析 |
| 6.2.2 增配反洗钱人力资源的预期效果分析 |
| 6.2.3 健全激励限制机制的预期效果分析 |
| 6.2.4 强化反洗钱培训的预期效果分析 |
| 6.3 完善反洗钱系统建设的预期效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相关研究 |
| (二)预防腐败相关研究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与预防腐败交叉性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
| (一)腐败与公权力腐败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
| (三)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 |
| 二、理论基础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理论 |
| (二)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三)制度预防腐败理论 |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切断公权力腐败发生链条：预防腐败的理论逻辑 |
| (二)权力—动机—机会→腐败行为：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 |
| (三)监督—教育—制度→预防腐败：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分析框架 第二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 (二)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 |
| (三)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 第三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职能设置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督职能 |
| (一)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事前监督防范公权力滥用：权力监督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廉政教育职能 |
| (一)廉政教育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廉政教育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廉政教育抑制腐败动机：廉政教育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察建议职能 |
| (一)监察建议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建议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制度建设减少腐败机会：监察建议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第四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履行预防腐败职能亟需解决的问题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 |
| (一)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表现 |
| (二)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原因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
| (一)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表现 |
| (二)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 |
| (一)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表现 |
| (二)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原因 第五章 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有效性的实践路径 |
| 一、多措并举提升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 |
| (一)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提名和考察权限 |
| (二)提高国家监察委员会财政经费供给的独立性 |
| (三)保障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 |
| 二、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与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 |
| (一)加强对廉政教育主体的内部整合与外部协调 |
| (二)对不同类型的廉政教育对象分类施教 |
| (三)以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提高教育对象的参与度 |
| 三、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高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 |
| (一)以科学化的监察建议帮助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弥补制度缺陷 |
| (二)将制度执行不力作为提出监察建议的一种主要情形 |
| (三)逐步运用监察建议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 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后记 |
（4）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防范研究 ——基于100例刑事错案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论文结构 |
| 五、论文创新 |
| 第一章 现状概览——刑事错案发案情况探析 |
| 第一节100例刑事错案统计分析 |
| 一、案例收集来源说明 |
| 二、刑事错案发案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刑事错案发案特点 |
| 一、刑讯逼供现象严重 |
| 二、暴力犯罪错案居多 |
| 三、无辜者多属社会底层 |
| 四、错案分布地域广泛 |
| 第二章 事出有因——刑事错案的成因解析 |
| 第一节 理念桎梏：疑罪从有 |
| 一、宁可错判也不错放 |
| 二、重实体、轻程序 |
| 三、重打击、轻人权 |
| 第二节 追根溯源：证据问题 |
| 一、人证虚假 |
| 二、物证片断 |
| 三、鉴定错误 |
| 第三节 司法歧途：办案错误 |
| 一、侦查阶段非法取证 |
| 二、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证据运用不当 |
|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未落实 |
| 第三章 防范对策——刑事错案的防控机制 |
| 第一节 他山之石：国外防范刑事错案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经验 |
| 二、英国经验 |
| 三、加拿大经验 |
| 第二节 冲破桎梏：坚持疑罪从无 |
| 一、坚守疑罪从无原则 |
| 二、疑罪从无与证明责任 |
| 三、疑罪从无与证明程序 |
| 第三节 正本清源：完善证据规则 |
|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
| 二、细化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
|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
| 第四节 回归正途：错案防线构建 |
| 一、依法侦查取证：防范刑事错案的前线 |
| 二、严格起诉标准：防范刑事错案的屏障 |
| 三、强化审判机制：防范刑事错案的底线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环境犯罪预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价值与研究现状 |
| （一）选题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三、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 （一）主要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环境犯罪预防理论前设 |
| 第一节 环境犯罪的界定 |
| 一、犯罪概念的学科解读 |
| 二、本文中环境犯罪的界定 |
| 第二节 环境犯罪的现状及特征 |
| 一、环境犯罪的现状 |
| 二、环境犯罪的特征 |
| 第三节 环境犯罪预防的基础理论 |
| 一、犯罪预防概述 |
| 二、环境犯罪预防的理论依据 |
| 三、环境犯罪预防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外环境犯罪预防现状及评析 |
| 第一节 美国环境犯罪预防现状及评析 |
| 一、美国环境犯罪预防之立法 |
| 二、美国环境犯罪预防之实践 |
| 三、评析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环境犯罪预防现状及评析 |
| 一、澳大利亚环境犯罪预防之立法 |
| 二、澳大利亚环境犯罪预防之实践 |
| 三、评析 |
| 第三节 日本环境犯罪预防现状及评析 |
| 一、日本环境犯罪预防之立法 |
| 二、日本环境犯罪预防之实践 |
| 三、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环境犯罪预防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环境犯罪的生成 |
| 一、犯罪生成概述 |
| 二、环境犯罪的生成 |
| 第二节 环境犯罪预防体系的要素分析 |
| 一、环境犯罪预防的原则选择 |
| 二、环境犯罪预防的主体选择 |
| 三、环境犯罪预防的对象选择 |
| 四、环境犯罪预防的手段选择 |
| 第三节 环境犯罪预防的体系选择 |
| 一、应当以环境犯罪的生成为依据 |
| 二、应当以事前、事中和事后划分预防层次 |
| 三、应当以犯罪预防和被害预防为重点 |
| 四、环境犯罪预防的基本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犯罪的社会预防 |
| 第一节 社会预防概述 |
| 一、社会预防的概念 |
| 二、社会预防的特点 |
| 第二节 环境犯罪之宏观社会预防 |
| 一、确立预防优先的指导思想 |
| 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资格 |
| 三、树立公民环境道德意识 |
| 四、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
| 第三节 环境犯罪之微观社会预防 |
| 一、环境犯罪之家庭预防 |
| 二、环境犯罪之学校预防 |
| 三、环境犯罪之社区预防 |
| 四、环境犯罪之企业预防 |
| 五、环境犯罪之被害人预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犯罪的情境预防 |
| 第一节 情境预防概述 |
| 一、情境犯罪预防的定义 |
| 二、情境犯罪预防的价值 |
| 第二节 环境犯罪情境预防的具体展开 |
| 一、情境预防的具体举措 |
| 二、环境犯罪领域情境预防的具体运用 |
| 第三节 环境犯罪情境预防的个案分析——以企业违法排污为例 |
| 一、企业违法排污的具体情境 |
| 二、企业违法排污的情境预防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环境犯罪的刑罚预防 |
| 第一节 刑罚预防概述 |
| 一、刑罚预防的定义 |
| 二、刑罚预防的特征 |
| 三、刑罚预防的功能 |
| 第二节 环境犯罪之立法预防 |
| 一、确立多元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 |
| 二、增设新的环境犯罪罪名 |
| 三、完善环境犯罪刑罚适用原则 |
| 四、完善环境犯罪刑罚适用种类 |
| 第三节 环境犯罪之司法预防 |
| 一、成立环境污损司法鉴定机构 |
| 二、综合运用各种因果关系证明理论 |
| 三、提高司法人员专业水平 |
| 四、建立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机制 |
| 五、充分发挥环保法庭的作用 |
| 六、建设环保警察队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范畴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立场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死刑适用的基本根据 |
| 第一节 死刑适用的法律根据 |
| 一、实体性法律根据 |
| 二、证据性法律根据 |
| 第二节 死刑适用的政策根据 |
| 一、死刑适用方式多样化源于“少杀慎杀”政策 |
| 二、死刑适用方式选择应贯彻“少杀慎杀”政策 |
| 第三节 死刑适用的价值根据 |
| 一、报应与功利 |
| 二、责任与正义 |
| 三、自由与法治 |
| 第二章 死刑适用中的显性因素 |
| 第一节 死刑适用中的显性因素概述 |
| 一、显性因素界定及特性 |
| 二、显性因素的研究样本 |
| 三、显性因素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死刑适用中案件主体性因素 |
| 一、被告人情况 |
| 二、被害人情况 |
| 三、被告人与被害人间角色关系 |
| 第三节 死刑适用中案件事实性因素 |
| 一、构成要件性因素 |
| 二、犯罪情节性因素 |
| 第四节 死刑适用中审判层级性因素 |
| 一、审判层级性因素界定 |
| 二、审判层级性因素征表 |
| 第三章 死刑适用中的隐性因素 |
| 第一节 死刑适用中的隐性因素概述 |
| 一、隐性因素的界定 |
| 二、隐性因素的特征 |
| 三、隐性因素的内容 |
| 四、问卷发放与收集 |
| 第二节 死刑适用中的案件社会结构因素 |
| 一、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
| 二、当事人特性对受访者的影响 |
| 三、新闻媒体对受访者的影响 |
| 四、信访对受访者的影响 |
| 五、民意对受访者的影响 |
| 第三节 死刑适用中的审判管理性因素 |
| 一、内部考核对受访者的影响 |
| 二、请示报告对受访者的影响 |
| 三、审委会对受访者的影响 |
| 四、外界干预对受访者的影响 |
| 第四节 死刑适用中的瑕疵证据因素 |
| 一、瑕疵证据的基本范畴 |
| 二、瑕疵证据的认知规律 |
| 三、证据证明力判断依据 |
| 第四章 死刑适用问题的理性反思 |
| 第一节 死刑适用的规范性问题反思 |
| 一、立法规范的粗疏 |
| 二、司法解释的僭越 |
| 第二节 死刑适用的显性因素问题反思 |
| 一、刑法条文设置不周延 |
| 二、构成要件性因素失范 |
| 三、量刑情节的功能紊乱 |
| 四、瑕疵证据“补证难、说明难” |
| 第三节 死刑适用的隐性因素问题反思 |
| 一、隐性权力“垂帘听政” |
| 二、结构因素“欲说还羞” |
| 三、评查考核“飞扬跋扈” |
| 第五章 死刑适用的完善与思考 |
| 第一节 死刑适用规范化的理论依据 |
| 一、社会权力场域理论 |
| 二、案件社会结构理论 |
| 三、刑事裁判模式理论 |
| 第二节 死刑适用模式的显性要素 |
| 一、模式运行的基石：犯罪构成要件性因素 |
| 二、模式运行的调济：犯罪事件主体性因素 |
| 第三节 死刑适用模式的主要类型 |
| 一、单一型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 |
| 二、复合型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 |
| 三、非人身伤害性死刑适用模式 |
| 第四节 死刑适用中隐性因素的规制 |
| 一、隐性因素内在关联性 |
| 二、隐性因素规制的原则 |
| 三、隐性因素规制的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8）官员腐败心理与预防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表目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导论 |
| 0.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文献研究综述 |
| 0.2.1 国外腐败与腐败心理的相关研究 |
| 0.2.2 国内预防腐败与腐败心理的相关研究 |
| 0.2.3 文献述评 |
| 0.3 核心概念界定 |
| 0.3.1 腐败与腐败行为 |
| 0.3.2 腐败行为主体 |
| 0.3.3 腐败心理 |
| 0.4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0.4.1 主题思想 |
| 0.4.2 篇章结构 |
| 0.4.3 文章的重点与难点 |
| 0.4.4 文章的创新点 |
| 0.5 研究方法 |
| 1 理论阐释 |
| 1.1 “官僚制”理论下的组织腐败心理解析 |
| 1.1.1 官僚制结构 |
| 1.1.2 官僚制的内部特征 |
| 1.1.3 官僚制官员的行为 |
| 1.1.4 官僚制官员的腐败心理 |
| 1.2 “寻租”理论下的群体腐败心理解析 |
| 1.2.1 “寻租”理论简介 |
| 1.2.2 “寻租”理论对官员群体腐败心理的分析 |
| 1.3 “成本—收益”理论下的个体腐败心理解析 |
| 1.3.1 “成本—收益”理论的核心观点 |
| 1.3.2 “成本—收益”模式下的官员个体腐败心理分析 |
| 2 实证研究 |
| 2.1 问卷调查——腐败官员的个体心理分析 |
| 2.1.1 实证研究思路 |
| 2.1.2 16PF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 |
| 2.1.3 CPAI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 |
| 2.2 结论与讨论 |
| 3 归因分析 |
| 3.1 腐败动机的外在诱发因素 |
| 3.1.1 社会因素 |
| 3.1.2 环境变化 |
| 3.1.3 家庭影响 |
| 3.2 腐败动机的内在驱动因素 |
| 3.2.1 个体特质 |
| 3.2.2 不良心理认知 |
| 3.3 腐败动机的心理预期 |
| 3.3.1 腐败行为的成本、收益预期估算 |
| 3.3.2 估算腐败利益的心理误区 |
| 3.3.3 影响腐败利益估算的其他心理因素 |
| 3.4 腐败动机的外化形式 |
| 3.4.1 “侥幸”心理 |
| 3.4.2 “合理化”心理 |
| 3.4.3 “集体安全”心理 |
| 3.4.4 “可规避”心理 |
| 3.4.5 “享乐”心理 |
| 3.4.6 “造福子孙”心理 |
| 4 国内外经验 |
| 4.1 国内外筑构心理防腐的经验 |
| 4.1.1 新加坡：“儒家思想”引导清廉 |
| 4.1.2 北欧：“廉洁”成为人格养成的重要部分 |
| 4.1.3 英国：“绅士教育”培育廉政素养 |
| 4.1.4 德国：“品格教育”抵制腐败思想 |
| 4.1.5 香港：“全民反腐”树清廉 |
| 4.2 国内外腐败预防策略的启示 |
| 4.2.1 道德约束和价值观引导 |
| 4.2.2 意识形态的统整一致 |
| 4.2.3 独立机构预防反腐 |
| 4.2.4 营造公民与媒体的舆论监控氛围 |
| 4.2.5 让阳光照进体制,政务公开接受监督 |
| 5 问题揭示 |
| 5.1 廉政意识亟待养成 |
| 5.1.1 成效不彰的廉政教育 |
| 5.1.2 扭曲变形的公开述廉承诺 |
| 5.1.3 抽象模糊的多元廉政风险 |
| 5.2 制度设计有待严密 |
| 5.2.1 制度设计缺乏整体性 |
| 5.2.2 制度设计缺乏廉政可行性评估 |
| 5.2.3 制度执行缺乏刚性张力 |
| 5.2.4 制度设计缺乏心理制动 |
| 5.3 惩防机制有待周延 |
| 5.3.1 预防体系不健全 |
| 5.3.2 监督主体多缺位 |
| 5.3.3 惩治力度太温和 |
| 6 心防体系 |
| 6.1 “不敢贪”——完善预防机制,加大腐败成本 |
| 6.1.1 强化查腐力度、扩大腐败曝光率 |
| 6.1.2 完善法律条文、规范对腐败的刑罚 |
| 6.1.3 加重经济处罚、让贪腐财富无法续存 |
| 6.1.4 提升官员待遇、增加腐败机会成本 |
| 6.1.5 施加舆论压力、提高精神成本 |
| 6.2 “不能贪”——优化外部环境、规范职务行为 |
| 6.2.1 加大制度约束、减少诱发腐败因素 |
| 6.2.2 改变职务消费、规范职务行为 |
| 6.2.3 建立预期收益、让廉政成为效益 |
| 6.2.4 发挥家庭影响、传递幸福生活 |
| 6.2.5 推进全民反腐、构筑高压态势 |
| 6.2.6 构建心理测评、检视心理状态 |
| 6.3 “不想贪”——整合心防体系、构筑抗腐心理 |
| 6.3.1 建构自律的心理机制 |
| 6.3.2 消除潜在的腐败动机 |
| 6.3.3 强化廉政的价值认同 |
| 6.3.4 触及灵魂的防腐教育 |
| 6.3.5 提供专业的心理疏导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效率评价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洗钱及其危害 |
| 1.1.2 银行业反洗钱总体情况 |
| 1.2 引出问题 |
| 1.2.1 银行缺乏反洗钱微观实现路径 |
| 1.2.2 银行反洗钱成本收益严重失衡 |
| 1.2.3 风险评价体系缺失 |
| 1.3 研究目的 |
| 1.3.1 总体目的 |
| 1.3.2 针对监管者的宏观目的 |
| 1.3.3 针对银行管理层的微观目的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洗钱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洗钱的动机及危害 |
| 2.1.2 洗钱的过程及方法 |
| 2.2 反洗钱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国家反洗钱体系 |
| 2.2.2 银行业反洗钱体系 |
| 2.2.3 金融机构反洗钱激励问题 |
| 2.3 反洗钱内部控制文献综述 |
| 2.3.1 内部控制及其效率 |
| 2.3.2 反洗钱内部控制 |
| 2.3.3 反洗钱内部控制评价 |
| 3. 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 |
| 3.1 公共产品理论与反洗钱 |
| 3.1.1 银行反洗钱的公共产品属性 |
| 3.1.2 认识银行反洗钱公共产品属性的重要意义 |
| 3.1.3 政府对银行机构反洗钱激励的度量需求 |
| 3.2 内部控制理论与反洗钱 |
| 3.2.1 银行反洗钱的内部控制属性 |
| 3.2.2 认识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属性的意义 |
| 3.2.3 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属性的风险度量需求 |
| 3.3 风险管理理论与反洗钱 |
| 3.3.1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 |
| 3.3.2 银行风险管理理论 |
| 3.3.3 银行洗钱风险及其管理原则 |
| 3.4 内控效率评价理论与反洗钱 |
| 3.4.1 内控效率评价理论发展 |
| 3.4.2 内部控制评价模式及方法 |
| 3.4.3 反洗钱的内部控制评价选择 |
| 4. 银行反洗钱内控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
| 4.1 银行反洗钱内控效率评价的内涵 |
| 4.1.1 银行反洗钱内控效率评价定义 |
| 4.1.2 指标的选取原则 |
| 4.1.3 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
| 4.1.4 ERM风险管理三维度在反洗钱内部控制评价中的关系 |
| 4.2 风险特征类指标 |
| 4.2.1 战略(strategic)目标类指标 |
| 4.2.2 经营(operations)目标类指标 |
| 4.2.3 报告(reporting)目标类指标 |
| 4.2.4 合规(compliance)目标类指标 |
| 4.3 银行洗钱风险控制指标 |
| 4.3.1 内部环境 |
| 4.3.2 目标设定 |
| 4.3.3 事项识别 |
| 4.3.4 风险评估 |
| 4.3.5 风险应对 |
| 4.3.6 控制活动 |
| 4.3.7 信息与沟通 |
| 4.3.8 监督 |
| 5. 银行反洗钱内控效率评价模型研究 |
| 5.1 模型比较 |
| 5.1.1 现有模型的比较 |
| 5.1.2 评价指标体系 |
| 5.1.3 指标的标准化规则 |
| 5.2 洗钱风险特征指标的标准化 |
| 5.2.1 战略目标指标标准化 |
| 5.2.2 经营目标指标标准化 |
| 5.2.3 报告目标指标标准化 |
| 5.2.4 合规目标指标标准化 |
| 5.3 洗钱风险控制指标的标准化 |
| 5.3.1 内部环境指标标准化 |
| 5.3.2 目标设定指标标准化 |
| 5.3.3 事项识别指标标准化 |
| 5.3.4 风险评估指标标准化 |
| 5.3.5 风险应对指标标准化 |
| 5.3.6 控制活动指标标准化 |
| 5.3.7 信息与沟通指标标准化 |
| 5.3.8 监督指标标准化 |
| 5.4 反洗钱内控效率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 |
| 5.4.1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 |
| 5.4.2 构造判断矩阵 |
| 5.4.3 确定相对权数及一致性检验 |
| 5.4.4 计算综合评估得分 |
| 6. 反洗钱内控效率评价—以A银行为例 |
| 6.1 A银行基本情况 |
| 6.2 A银行洗钱风险特征指标评价 |
| 6.3 A银行洗钱风险控制指标评价 |
| 6.4 评价结果的运用 |
| 6.4.1 总体情况分析 |
| 6.4.2 结构分析 |
| 6.4.3 措施 |
| 7.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本文的不足及建议 |
| 7.2.1 经验数据代替历史数据 |
| 7.2.2 指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有待证实 |
| 7.2.3 评价工具论证缺失 |
| 7.2.4 消除风险能力评价不足 |
| 7.3 发展展望 |
| 7.3.1 创新对银行洗钱风险管理的挑战 |
| 7.3.2 洗钱风险的动态化管理 |
| 7.3.3 国际标准对反洗钱评价系统的影响 |
| 8. 附录 |
| 8.1 国家及地区洗钱风险评分表 |
| 8.2 世界清廉指数(2011) |
| 8.3 指标权数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缀语 |
| 引言 现身于地方生活的大刀会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地方居民的生活景观 |
| 1、“×石山”：一桩被遮蔽的惨劫 |
| 2、日常视角：常人世界的综观 |
| 二、“错画”里的栖居者：地方性社群大刀会 |
| 1、学术史回顾、论文结构和资料综述 |
| 2、理论思路：“地方社会场域”的引入 |
| 第一编 地方?空间鲁南场景：蒙山诉水间的世界 |
| 引子 黄世山惨案 |
| 第一章 人与地：地理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生民其居：沂属之地 |
| 一、山水怀抱：自然地理环境 |
| 1、齐鲁锁钥：山水形成的脉络 |
| 2、沂州府地：政治技术的标签 |
| 二、人居形态：基本聚落三种 |
| 1、村庄起源以及节点般的集镇 |
| 2、金城汤池：作为中心的县城 |
| 三、“休咎尤要”：自然生态概况 |
| 1、“见面一大片”：论略里的注解 |
| 2、旱魃、虫子市和蝗神的故事 |
| 四、1934年素描：“十八世纪式的社会” |
| 1、“富于保守性”：乡土调查里的民情 |
| 2、社会现状概略：《重修莒志》里的记载 |
| 第二节 社群辨析：社会的基本形态 |
| 一、“敬宗收族”：基础性的社群 |
| 1、“家族本位”：以汀沟于氏为例 |
| 2、请家堂：“世代相传”的文化 |
| 二、民谚俗语里的大族传说：以刘南宅为例 |
| 1、神话里的家族与住宅：“刘南宅” |
| 2、科举与望族：帝国庇荫下的巨室 |
| 三、“客家子”与“主家”：租佃制度概况 |
| 1、由庄户人、财主脖子谈到张家庄子 |
| 2、干打鞭与陪牛地、吃地粮与拨房工 |
| 四、“出家人”：边缘社群的生活 |
| 1、出家与受戒：杨志明的个人回忆 |
| 2、浮来旧事：佛成和他的弟子们 |
| 第三节 民生脉络：隐现的经济圈 |
| 一、“绕着地头转”：作为生计之本的农业 |
| 1、农事一年：《农圃便览》里的记载 |
| 2、五谷及其他：耕作法和农产种类 |
| 二、百工与商旅：各县工商业概况 |
| 1、“皆农家者流”：由《考工记》谈起 |
| 2、中心与腹地：工商业的地理差异 |
| 三、“一方之货”：蚕桑与花生 |
| 1、“蚕缫微利”：东山柞茧与南山丝 |
| 2、“出口大宗”：许村与花生的故事 |
| 四、“纤悉均关生计”：脆弱的经济体系 |
| 1、“凶荒之妙制”：由煎饼谈衣食住行 |
| 2、旧法与凶岁：“耕识图”和“呼吁书” |
| 第四节 生态细微：日常生活的若干剖面 |
| 一、集会与节庆：地方生活的两个副章 |
| 1、“通工易事”：集与会的分工协作 |
| 2、节庆之链：地方居民的心灵节拍 |
| 二、“庙多神众”：混沌的信仰世界 |
| 1、“敬祷诸神”：由“莒州庙全”谈起 |
| 2、“搬龙王爷爷”：灵公山龙神庙祈雨 |
| 三、“搭台唱戏”的流动景观 |
| 1、“万人坑”：张之栋的个人回忆 |
| 2、“唯一的娱乐”：农村演剧简析 |
| 四、缩微标本：社会生态系统里的庙会 |
| 1、1932年浮来山庙会：李鼐先生的讲述 |
| 2、信仰、娱乐与经济：庙会与地方社会生态 |
| 第二章 从危机到灾难：二十年代社会生态的恶化 |
| 引子 迟钝的村民 |
| 第一节 从帝国到民国：清末民初的地方影像 |
| 一、王朝遗迹：枯骨冢、僧王庙和圩寨 |
| 1、“只有神佛能弄清”：枯骨冢与僧王庙 |
| 2、团练与圩寨：防卫策略的官民分野 |
| 二、震荡余波：民初沂水县的纷争 |
| 1、“三麟之乱”：学校、政党及刘南宅的没落 |
| 2、“肚子里有牙”：讼棍与同盟会员张克缦 |
| 三、名宦与好官：一个县官的民国经历 |
| 1、仕莒记略：“与莒人相习若一家然” |
| 2、“要想当好官”：“护官符”与大仙堂 |
| 四、新政二例：警察与学校的开设 |
| 1、“开办数年不能推广”：警察的设立 |
| 2、洋学与私塾：学制之变后的“双轨制” |
| 第二节 “稀有之惨剧”：1925-1930年间的天灾人祸 |
| 一、“天道无亲”：1928年灾荒纪略 |
| 1、“重重灾劫”：赈务报告里的图景 |
| 2、“飞蝗神话”：“蚂蚱市”及其他 |
| 二、“山东百姓受了坑”：鲁张之祸 |
| 1、“甲于全国”：苛捐杂税之害 |
| 2、“兵来一扫清”：丘八之祸 |
| 三、“国民干遭殃”：百姓眼中的“北伐” |
| 1、“都是土豪大头黄”：刘黑七祸莒 |
| 2、“可怜莒民受牵连”：高桂滋困城 |
| 四、“土匪市”：社会基础的破坏 |
| 1、惨案种种及日常生活紊乱 |
| 2、雪天哀鸿：逃亡者的讲述 |
| 第三节 致命的创口：从隐患到灾祸 |
| 一、作为盗薮：沂州匪患问题探微 |
| 1、“天命将乱”：一份伪示里的真言 |
| 2、“非自今始”：“土匪世界”三度出现 |
| 二、“噬脐之祸”：兵匪通气的积弊 |
| 1、“十八家大人”：一个绝妙的例证 |
| 2、兵匪通气论：相关报道的梳理 |
| 三、匪祸告哀：八里巷惨案前后 |
| 1、未有之浩劫：各界电文与官方处理 |
| 2、冤枉庙的警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
| 四、徒劳的努力：地方精英的失败 |
| 1、兖沂治安讨论会的成立和呼吁 |
| 2、杯水车薪：合法途径解决无望 |
| 第四节 “匪夷所思”：刘黑七的人生注解 |
| 一、亡命之徒：“以掠夺为职业的游民” |
| 1、破坏性社群的定位与基本构成 |
| 2、“出身捷径”：杀人放火做大官 |
| 二、匪首群像：何谓“职业土匪” |
| 1、“西南马子”：以抱犊崮为标志的匪区 |
| 2、石增福从匪记：被“染污”的人生 |
| 三、“闯土匪”：羊倌刘堂的选择 |
| 1、山神节前：家庭、经历和誓言 |
| 2、放羊调里：“寻思寻思不坦然” |
| 四、改名前后：一朝匪皮换新装 |
| 1、刘团发祥史：作为匪巢的蒙山万寿宫 |
| 2、“就抚”国军：北伐先遣军与新四师 |
| 第二编 事件.曰常乡土之蔓：鲁南乡村中的大刀会 |
| ——以莒沂青旗会为例 |
| 引子 那时的年头 |
| 第三章 “借秧子”：鲁南大刀会的兴起 |
| 第一节 “自卫之好教材”：蒙阴八寨的故事 |
| 一、匪情与自卫方式的交互演变 |
| 1、“几无一日不遭匪劫”：蒙阴匪祸及其根源 |
| 2、“失败中的觉悟”：由不相顾到守围 |
| 二、八寨之地：聚落景观的构筑 |
| 1、原则：先人和,再地利 |
| 2、方法：围墙、炮楼与械弹 |
| 三、“组织系统”与“防守法” |
| 1、寨之组织：战时与平时 |
| 2、日常“防守法”的演变 |
| 四、由村到寨：社会更生与文化实践 |
| 1、“自卫之效力”和“大的趋势” |
| 2、多重之寨：小社会的自治与更生 |
| 第二节 神威与大运：莒沂青旗会的兴盛 |
| 一、大古家沟：一个村庄的行动 |
| 1、龙公山下：条子、族长和武学堂 |
| 2、土地庙前：杜梨子树上的“成果” |
| 二、从“保护村庄”到“谩骂鲁张” |
| 1、八里巷与太湖村：两个村庄的遭遇 |
| 2、“跋扈”“横行”：鲁张时期略影 |
| 三、“声势浩大”：莒沂大刀会的发端 |
| 1、村庄之链：田瑞、张恒远与青旗会 |
| 2、“南军打,北军退,中间出了个五旗会” |
| 四、“神通得此证明”：渊子河一役的威名 |
| 1、渊子河畔：时间、经过和参加者 |
| 2、新增份子：徐谦凤所讲的细节 |
| 第三节 道会暗林：鲁南社会的另一面 |
| 一、隐秘网络：“秘密社会”管窥 |
| 1、“无足深怪”：“孝帽子会”辨证 |
| 2、密语召唤：孙守立的个人遭遇 |
| 二、“民国第一家”：在家礼、三番子 |
| 1、仪式与手势：一个“盒子皮”之所见 |
| 2、“土匪都不敢惹”：“大杂烩”的威力 |
| 三、夏家道的变迁：从吃斋道到茹素团 |
| 1、夏半仙、《救世宝筏》和神仙府 |
| 2、“莒沂总斋团”：“茹素团”与九大寨 |
| 四、社会危机的反应：两个例证的结论 |
| 1、“二把手”上：万教传在沂水的威风 |
| 2、乘舆辨名：道会兴起与社会危机 |
| 第四节 应激反应：生态灾难与“工具理性” |
| 一、大刀会的宗旨及其渊源 |
| 1、误传何来：“孝帽子会”再辨证 |
| 2、“符法护身”：一则遗曲里的历史 |
| 二、“二周村”之劫：带血的“勾子” |
| 1、重镇悦庄：修围及惨案原委 |
| 2、“处决勾子”：庙会上的审判 |
| 三、劫后余谈：会场里的新面孔 |
| 1、“破围子”：刘黑七的拿手好戏 |
| 2、管廷献论结寨的六便与七难 |
| 四、地方社会对生态灾难的应激反应 |
| 1、由山社说起：农村合作组织的丰富性 |
| 2、会名的思考：工具命名之下的理性 |
| 第四章 在乡土上滋蔓：旗会蔓延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性文化迁移：迁入与传播简析 |
| 一、“怪异的学问”：入会仪式一览 |
| 1、“结入其群”：徐谦凤的讲述 |
| 2、大同小异：相关记载的梳理 |
| 二、精神转换法：作为信仰的身体话语 |
| 1、“装身”：神灵、兜肚和禁忌 |
| 2、“过场”：请神、吃符和排刀 |
| 三、“请老师”：由外地到本地的过程 |
| 1、睡庄的启示：渠道与媒介 |
| 2、“滕峄地方”：勃兴之地探源 |
| 四、“立会”：本地化依托的文化网络 |
| 1、会员探视：日常场景下的必然 |
| 2、桃园三月：拜把子背后的神话 |
| 第二节 “俨然宗教”：社群的崛起 |
| 一、旗会的基本成员和组织形态 |
| 1、不可分离：会员与农民的双重身份 |
| 2、超越村落：会与团的两级组织 |
| 二、大刀问题：武器里的经济理性 |
| 1、三种武器：大刀、快枪与扎枪头 |
| 2、枪价考略：“人人看着快枪好” |
| 三、首领群像：旗会造就的“精英” |
| 1、调查里关于旗会领袖的内容 |
| 2、旗会首领的基本情况分析 |
| 四、“同心土变金”：大刀会“摸底” |
| 1、由被动到主动：防御性策略的演进 |
| 2、“会者,合也”：旗会的整合作用 |
| 第三节 “总老师”：枣红大马上的田瑞 |
| 一、田瑞前传：大老粗、经纪和小商贩 |
| 1、“袖中乾坤”：由莒地嘎语谈经纪 |
| 2、人物素描：出身、经历和见识 |
| 二、从白马到红马：礼物的多重意味 |
| 1、“门口拴着高头马”：一段“牛马经” |
| 2、“走马看红”：“负重致远”的开始 |
| 三、一个比较案例：红旗会首领法真 |
| 1、赵善义的转变：从和尚到法师 |
| 2、游侠之性：家庭、寺院和帮伙 |
| 四、职业的意义：“总老师”、“总会” |
| 1、另类经纪：师承关系与权力结构 |
| 2、群体与个人：首领的责任和性格 |
| 第四节 神秘与熟识：旗会的出场 |
| 一、神秘的香堂：象征空间分析 |
| 1、“不然,是不允许你到香堂看的” |
| 2、由土地庙说起：独特的聚落景观 |
| 二、分离和契合：日常生活的重构 |
| 1、练功习武：古秀林的讲述 |
| 2、独辟领域：生活场景举例 |
| 三、关于“搭台唱戏”的两则回忆 |
| 1、“好不威风”：五天五夜的大戏 |
| 2、“一大快事”：马家拐头的聚会 |
| 四、神楼的见证：戏台上的大刀会 |
| 1、戏里戏外：狂欢之中的社会交流 |
| 2、乡土颤抖：浮来山庙会上的场景 |
| 第五章 从冲突到惨案：莒沂青旗会的结局 |
| 第一节 “一点恶因”：沂水六区事件 |
| 一、重回水由村：追述的起点 |
| 1、“没起冲突”：袁福英等的回忆 |
| 2、宣战与对抗：1933年的报道 |
| 二、杜绍曾的外号及对青旗会的指责 |
| 1、“杜烧包”：六区区长杜绍曾 |
| 2、“大刀会是邪教,不是顺民” |
| 三、“点他的火烧他的包”：杜绍增之死 |
| 1、“兴办学堂”：关于起因的三种记载 |
| 2、“杜绍增必须服输”：冲突经过和结果 |
| 四、“实为地方三幸”：事件的“和平处理” |
| 1、“今后要安分守己”：劝导、宣慰和弹压 |
| 2、应变有方：运其昌所受嘉奖与恭颂 |
| 第二节 风波迭起：多次上演的血剧 |
| 一、风潮日重：青旗会与红旗会冲突 |
| 1、“失教的民众”和三种思想的显现 |
| 2、满堂坡：“细故”与“门户之见” |
| 二、“轩然大波”：五旗会与红旗会冲突 |
| 1、“螳臂当车”：一篇详实的报道 |
| 2、县志记载、德政宣言及其他 |
| 三、事起防务捐：盛家垛庄之祸 |
| 1、“连庄会会费”,还是“防务捐”? |
| 2、“一个大仗”：黄沙沟交火的回忆 |
| 四、北乡暴动：沙沟事件始末 |
| 1、李德的回忆：赵玉瑞的办会 |
| 2、“打局子”：与李景岗的冲突 |
| 第三节 “暴动”造成：苏村遭遇前后 |
| 一、苏村遭遇：一次“激战”的考证 |
| 1、乡下老造反：展书堂谈骚乱始末 |
| 2、“巧遇而已”：回忆与调查里的记载 |
| 二、骑虎难下：青旗会陷入的困境 |
| 1、“拉到沂水去闹”：田瑞的愤怒 |
| 2、“两全其美”：刘荫第的阴谋计 |
| 三、闯了大祸：盛家垛庄的包围 |
| 1、“包围”考证：端午节那天的事情 |
| 2、“意涉偏袒”：为何青旗会不信运其昌 |
| 四、息事宁人：李树春二次宣抚 |
| 1、二赴鲁南：相关报道的梳理 |
| 2、立刻归正：告民众书和告民众歌 |
| 第四节 从招安到惨案：不平静的麦季 |
| 一、风雨欲来：麦熟时节的“招安” |
| 1、“欺骗的办法”：邵德孚的讲述 |
| 2、“一网打尽”：真相及其后果 |
| 二、“黄石山上出黄牛,大劫来了起云头” |
| 1、“神牛相助”：赵钟璞的讲述 |
| 2、沂河以西：谣言和黄石山寨 |
| 三、人间地狱：黄石山惨案的发生 |
| 1、大举攻剿：运其昌对此事的说法 |
| 2、“奇酷极惨”：三名亲历者的讲述 |
| 四、惨案的罹难人数与善后事宜 |
| 1、“有城三重”：相关报道及罹难人数 |
| 2、“泽及枯骨”：官方和民间的善后 |
| 第六章 腹地的大症结：大刀会与地方社会生态 |
| 第一节 藤蔓伸展：农民自救与社群合作 |
| 一、“根株总未能绝”：从清末到民国 |
| 1、火神庙唱戏：帝国晚期的案例 |
| 2、无处不在：“以抵抗兵匪为战事” |
| 二、大堰堤庄的例子：红枪会与无极道会 |
| 1、“唯一的救命星”：红枪会的组织和工作 |
| 2、反感与仇视：接踵而至的无极道会 |
| 三、“农民自救运动”的其情其理 |
| 1、冯锐论红枪会发生的“必然趋势” |
| 2、“挣扎着活下去”：“农民自救运动” |
| 四、“农民自救运动”的实现形式 |
| 1、“立会”：“办公事”的组合形态 |
| 2、不可磨灭：社群生活的合作精神 |
| 第二节 “暴动”初探：以社群为视角 |
| 一、地方社会场域里的突变 |
| 1、旗会崛起与社会结构的制衡 |
| 2、旗会林立：社群扩张的结果 |
| 二、旗会之间的合作与冲突 |
| 1、由“联合战线”到“互相攻击” |
| 2、矛盾原因：“那些头头本身有问题” |
| 三、潜滋暗长：旗会的“不轨”行为 |
| 1、“反对盐务”：闹沭水盐行 |
| 2、“甚至反抗赋税”的罪名 |
| 四、失败的调解与冲突的演变 |
| 1、“与他们彼此都结为好友” |
| 2、祸事西引：由莒县到沂水 |
| 第三节 “四老师”的不归路与归路 |
| 一、“轴筋子小土地主”：家境与性情 |
| 1、被烧的油坊：家境状况简析 |
| 2、习武之人：一段传说的背后 |
| 二、豪侠传奇：“大庄客”的故事 |
| 1、“事大事小,应九到就了” |
| 2、“作了乱子”：聚义驼儿山 |
| 三、儿子之死：张恒远的威望巅峰 |
| 1、最初的声名：兵工厂、“四老师’ |
| 2、公私之间：他那一刻的犹豫 |
| 四、个性的两面：怕官与决绝 |
| 1、他为何采取了刘荫第的建议 |
| 2、“死了也得去”：最后的选择 |
| 第四节 疾病与医生：流行症及其善后方案 |
| 一、冯锐针对红枪会问题的补救办法 |
| 1、“远久适用”：治本的三种方法 |
| 2、“暂时用用”：治标的三个时期 |
| 二、王镜铭对红枪会问题的探讨 |
| 1、红枪会构成社会心理的解剖 |
| 2、亡羊补牢：五项治标方法 |
| 三、“未来的善后”：向云龙的方案 |
| 1、“社会久病已发的一个表征” |
| 2、政治、教育和经济的措施 |
| 四、“没有好的收场”：善后方案的前提 |
| 1、“真正的民国”：关于医生的隐喻 |
| 2、为什么“没有好的收场”呢? |
| 第三编 国家.在场巨灵起舞：地方社会场域中的国家幻影——鲁南旗会事件的深度解读 |
| 引子 场,祭神道也 |
| 第七章 “北方模范省”：韩氏主鲁时期的“训政” |
| 第一节 韩氏主鲁：政治变迁与秩序重建 |
| 一、巨灵归来：从地方社会场域考察政治变迁 |
| 1、麟的归来：纪念小学、匾额及其他 |
| 2、“建国大纲”中的“训政”规划 |
| 二、制度变更：北伐后的山东地方政府 |
| 1、“省政大定”：省政府的组织与日常生活 |
| 2、县政改革：从县公署到县政府的改组 |
| 三、“小道可观”：韩复榘的人治政风 |
| 1、“纳民于轨物”：四大“预定行政计画” |
| 2、1933年出巡鲁南：韩氏政治的争议 |
| 四、由李树春谈起：政府的事件处理 |
| 1、忙碌的民政厅长：由“特殊事件”看运行机制 |
| 2、“抗拒清乡”：由抚到剿及善后方式 |
| 第二节 “殊属不法已极”：青旗会在体系外的命运 |
| 一、“根本清乡”：官方的努力 |
| 1、“当务先其所急”：以兜剿抱犊崮为例 |
| 2、清乡特区：一项要政的制度考察 |
| 二、省防与县防：防卫体系的构建 |
| 1、第三路军、公安局与民团 |
| 2、“社会自卫”：联庄会考略 |
| 三、合法性之困：青旗会加入新秩序的失败 |
| 1、“法定民众之唯一自卫团体” |
| 2、“不正当之团会”的下场 |
| 四、“不祥之器”：地方驻军在事件中的角色 |
| 1、由“调和”到“血洗”：运其昌的“两手” |
| 2、“没有钱是不能打仗的”：驻军生态一览 |
| 第三节 乡霸的产生：李五秃与联庄会 |
| 一、甲长的产生机制：制度、家族及其他 |
| 1、“责无旁贷”：范筑先与联庄会 |
| 2、沙沟李家、香山堂和崖庄局子 |
| 二、“拔壮丁”：青旗会与联庄会的竞争 |
| 1、常备会丁问题与轮调训练定章的制定 |
| 2、“俺会上的人就不受训”：庄户人的逻辑 |
| 三、“洗手办公”：枪械及经费问题 |
| 1、老蒲的遭遇：《五十元》里的派枪问题 |
| 2、“都是老百姓的钱”：义务职及经费问题 |
| 四、骚扰地方：联庄会和民团的问题 |
| 1、保民与害民：训令里的民团问题 |
| 2、“义勇堪嘉”：由匾额谈到体制 |
| 第四节 “古树的花朵”：范筑先的县长生涯 |
| 一、“亲民之官”：韩氏主鲁时期的县长 |
| 1、从参议到县长：由出身谈到资格和程序 |
| 2、“职责专重”：以“勤政爱民”的唐介仁为例 |
| 二、“如此惨局”：范筑先与旗会的遭遇 |
| 1、“勿蹈前辙”：李树春和韩复榘的训令 |
| 2、从“改组”、“防范”到“因病调省” |
| 三、“临沂水倒流”：沂水桥头的范筑先 |
| 1、一清二白：上任原因和离任情景 |
| 2、“县政府的太上皇”：驻军的“坏处” |
| 四、“世道人心太坏”：成败之间的县长生态 |
| 1、“法外”“重典”：韩氏惩戒县长的“奇闻” |
| 2、“干一年就算好”：县长的困难与“上计” |
| 第八章 新政病民：地方自治的深层回响 |
| 第一节 “国家良法美意”：训政下的地方自治 |
| 一、“总理遗教”：“训政工作之重心”的实施 |
| 1、“克期完成”：标准、程序与期限 |
| 2、“急起直追”：山东开展经过与成绩 |
| 二、“自治之花,宪政之果”：区长的产生 |
| 1、“实验室”：训练所、学员、课程与实习 |
| 2、“怎样去办理地方自治”：一位厅长的嘱托 |
| 三、“立机关”：自治团体的组织 |
| 1、区公所：地点、职能、编制与经费 |
| 2、“密厥组织”：自治给地方带来的网络 |
| 四、“小官多设”：委任区长的政治属性 |
| 1、区长之贵：自治人员,还是“行政官吏”? |
| 2、“以本县人办本地方事”：回避原则的争论 |
| 第二节 “虐民扰民之具”：区长流弊及被废 |
| 一、“流弊百出”：韩复榘的发现和应对 |
| 1、从“应禁四条”开始的“整饬” |
| 2、由“回避本籍”到“从新选任” |
| 二、“奉中央命令裁撤”：区制废除前后 |
| 1、立为特例：改进原则的制定 |
| 2、区名不废：善后事宜诸端 |
| 三、理念失语：“国家政权建设” |
| 1、“一举两得”,还是“自相矛盾”? |
| 2、两份检讨：官办自治的名与实 |
| 四、“莫大之隐患”：“土劣自治”的症结 |
| 1、“擅加附捐”和“私立公堂” |
| 2、流弊深重：各地签注的理由 |
| 第三节 “杜烧包”：巨灵之火 |
| 一、“新兴触手”：“国家陶甄”的花果 |
| 1、“自治之义”：委任区长的出身问题 |
| 2、旧区长与新区长：崇拜与信仰问题 |
| 二、“事小体大”：“革命人物”与黑旗会的纠葛 |
| 1、“办事不当”,还是“办事过于认真”? |
| 2、“某也不良”：新进少年的失望表现 |
| 三、“无一不是过去的学生”：教育厅长的反思 |
| 1、“士大夫教育”：“中学最有希望” |
| 2、“反心自念”：一位同学的来信 |
| 四、真谛丧失：“新土豪劣绅”的签注 |
| 1、“北部几省特别来得多”：一条解释的考证 |
| 2、“激成恶感”：区乡长的负面印象 |
| 第四节 衙门内外：不安分的张之祥 |
| 一、“人之初”：“在这湾污水中鬼混” |
| 1、、“这湾污水”：两个小伙的出走 |
| 2“吏无变更”：民国以后的书吏 |
| 二、“永绝旧日书役积弊”：“刷新县政之要务” |
| 1、从房科书吏到政务警察：改组办法 |
| 2、“从前班房旧制至此始为之清结” |
| 三、社群之间游移：投机中的身份转换 |
| 1、“维持”的结果：从青旗会首领到区长 |
| 2、“日后咱们一家子了”：军师与招安代表 |
| 四、“不肖者奔竞而进”：公门的诱惑 |
| 1、分区设署：蒋委员长的改制 |
| 2、“张先生,你就冤枉这一次吧!” |
| 第九章 不光彩的角色：鲁南旗会事件中的士绅 |
| 第一节 从调解到买嘱：地方士绅的选择 |
| 一、作为地方性精英群体的士绅 |
| 1、“官僚的一种变体”：以莒沂商会为例 |
| 2、打倒土劣：绅治、官治与自治 |
| 二、“无以矜式于其乡”：帝国沦落后的士绅生态 |
| 1、“钻营奔竞”：民国绅士的负面形象 |
| 2、齐大滑传：齐华亭的士绅奋斗史 |
| 三、“战胜环境”：韩氏眼里的“劣绅” |
| 1、“蟊贼”与“臭虫”：韩对“劣绅”的痛斥 |
| 2、“土菜”的故事：由支应局看官绅互动 |
| 四、在青旗会与官府之间：士绅的倒向 |
| 1、由“拉肥猪”说到“刘桂堂祸莒记闻” |
| 2、“最大妨碍”：那次县政会议上的事情 |
| 第二节 帝国余荫：“拔爷”刘荫第 |
| 一、光耀门楣：家世与“呈身之路” |
| l、齿录与行状：刘荫第的家世和榜样 |
| 2、“清贵的功名”：作为“正途”的拔贡 |
| 二、十年风烟：帝国的最后一批官员 |
| 1、最后的出路：举贡会考与七品小京官 |
| 2、“时不利兮”：同族兄弟的“疏途” |
| 三、“清潭鲂鲤”：民国之后的刘荫第 |
| 1、名流之间：“拔爷”的交际网络 |
| 2、参议员之争：一场贿选丑剧的主角 |
| 四、“买好”：刘荫第抉择的深层原因 |
| 1、“有大事还请他出主意”：由一份乡谥文说起 |
| 2、调解、“阴谋计”和电请：国大代表的注解 |
| 第三节 “本固枝荣”：张善人的立身之道 |
| 一、“先认人,再认票”：善人碑的由来 |
| 1、“像刮桲椤叶一样”：双祥号的成功之道 |
| 2、治乱枢纽：“转山堂”里的土票简史 |
| 二、“乐善好施”：作为地方性群体的“善人” |
| 1、耆英绘像：褒扬匾额里的常见细节 |
| 2、“善行可风”：古老信量桥的见证 |
| 三、道院中人：作为宣道长的纯性 |
| 1、沂水道院：籍方表里的群英会 |
| 2、神语示警：“不可挽回”的“世道” |
| 四、善人与首领：张熙恒与青旗会 |
| 1、幸免劫运：离奇“善行”与票子零落 |
| 2、“会徒对张极信仰”：首领与特使 |
| 第四节 “公正士绅”：幕后人物“于四爷” |
| 一、家大业大：于经武对家业的经营 |
| 1、“修德于乡”：由耆德二老看“六大家” |
| 2、家庭、教育以及成为富商的经历 |
| 二、“不是一个官,也是一个绅” |
| 1、跻身政界：短暂的财政局长任期 |
| 2、清乡办事处副主任和汽车公司经理 |
| 三、“数着‘汀沟’好财主” |
| 1、“养班子”：淳沟班的经营 |
| 2、财主的崛起及卍字分会 |
| 四、“后台操纵者”：于四爷与大刀会 |
| 1、“于四爷跺跺脚”：“土皇帝”的传说 |
| 2、红旗会首领和万仙会总会长 |
| 第十章 “渐入轨道”：地方政治风景素描 |
| 第一节 “朝发夕至”：运氏警告的“深意” |
| 一、文明所系：交通与国家建设 |
| 1、“多匪之区”的民风解释 |
| 2、“在国家建设上极关重要” |
| 二、建设成绩：“化外之区”的转变 |
| 1、空白填充：路政“成绩尤为良好” |
| 2、网络铺开：“传达政令,异常便捷” |
| 三、脉络生长：巨灵的“非常道” |
| 1、织工面目：政治运作与社会动员 |
| 2、器物之力：政治有机体的扩张 |
| 四、隐蔽的在场：以鲁南旗会事件为视角 |
| 1、“仆仆征途”：李树春的行踪 |
| 2、控制与反控制：旗会的回应 |
| 第二节 “一切建筑工作才可以开始” |
| 一、贼名扔掉：两个匪首的不同结局 |
| 1、了阳崮上：石增福的“好事” |
| 2、匪皮难脱：刘黑七投诚始末 |
| 二、韩复榘考试：兜剿刘黑七 |
| 1、“务期歼灭”：韩氏的最大决心 |
| 2、“全部解决”和“军运之效” |
| 三、“山东的‘太平’是铁般的事实” |
| 1、一则关于“着名匪区”的训令 |
| 2、1935年宣言：“现本省并无股匪” |
| 四、从县长到专员：张里元的政绩 |
| 1、“努力剿匪”：报告与牌示里的记载 |
| 2、“可怜乡长作事难”：张里元的经验 |
| 第三节 “官土匪”：从预算书而来的解读 |
| 一、“渐有起色”：山东财政的就绪 |
| 1、一大义务：《纳粮须知》里的解说 |
| 2、“竭力整顿”：王向荣的“苦楚” |
| 二、“无非人民滴血点汗”：大刮与零刮 |
| 1、“政务日繁”：预算书里所作的说明 |
| 2、“永远着为禁令”：有关附捐的文告 |
| 三、“内幕重重”：农民负担真相 |
| 1、“农民之负担”：调查里的揭示 |
| 2、最为苛刻：“零刮”以外的问题 |
| 四、“逼命的来啦”：大刀会员的“诅咒” |
| 1、“反对盐务及增加杂税等事” |
| 2、轻微事件?“防务捐”再探讨 |
| 第四节 同物异名：梁漱溟的办法 |
| 一、1930年批评：“如玩幻术的政治大业” |
| 1、“卤莽灭裂”与“莫大的苛政” |
| 2、“形成土豪劣绅的绝好机缘” |
| 二、检查过去：1934年韩复榘的检讨 |
| 1、剿匪问题：“虽办而不能澈底” |
| 2、建设乡村：“根本而重要的工作” |
| 三、乡农学校：梁漱溟“亲身作事” |
| 1、“社会学校化”：三种成分的结合 |
| 2、“富户兵”及雇替现象的再现 |
| 四、“乡治”与“自治”：“区公所之变相” |
| 1、“本非同物”与“引为同调” |
| 2、“二十里侯”：一位老者的回忆 |
| 第四编 现象?轨迹轨与物：国家之败下的地方遭遇 |
| 引子《左传》里关于“乱政”的话 |
| 第十一章辗转相因：扩张与收束之间 |
| 第一节 被扯出的恶果：“农民非法团体” |
| 一、“会匪”与“股匪”的共同归宿 |
| 1、邪会面目：县长讲演里的反映 |
| 2、“严加取缔”与“导入正轨” |
| 二、“匪”的造成：从“良民”到“会匪” |
| 1、自卫与自治：秩序重建的运作 |
| 2、控制与动员：政府、驻军和士绅 |
| 三、“祸乱之阶”：由一则议案谈起 |
| 1、“通令严禁”：“农民非法团体”的结局 |
| 2、民众团体规定和《神祠存废标准》 |
| 四、“党逼民反”：江北小刀会暴动 |
| 1、“为它苦害民情”：江北民众告白 |
| 第二节 “今日之县政”：一个县长的反思 |
| 一“深入核心”：研究的主旨和出发点 |
| 1、“何以要研究县政”：有机体、元素与核心 |
| 2、“由下而上”：从探讨农村衰落开始 |
| 二、“内政寄军令”：保卫团的利害两途 |
| 1、从历史到现状：“各自为政的畸形发展” |
| 2、从“过去的观察和经验”来的“几点供献” |
| 三、自治的假招牌：以江苏省为例 |
| 1、症结所在：人员病态与经费困难 |
| 2、“新土豪劣绅”：革命时代的骇闻 |
| 四、重回旧路：土豪劣绅问题 |
| 1、“本为中国的特产”：“土劣”简史 |
| 2、“完全复古”：土劣回乡以后 |
| 第三节 “吁其危哉!”：乱政与农村破产 |
| 一、“安养生息”与“新政规模”的矛盾 |
| 1、农村破产：“最当前剧烈之问题” |
| 2、小康“消失”：一份财政检讨 |
| 二、“满目荒凉”：李鼐的观察和分析 |
| 1、“话好说,饿难挨!”：旅行中的对话 |
| 2、“破坏动力”：一个农村市集的调查 |
| 三、绝望的怒吼：临朐的景象 |
| 1、“烟(眼)看着,丝(死)逼着” |
| 2、火上加油：比匪祸更严重的事情 |
| 四、《某村小景》里诸问题考证 |
| 1、最大破坏力与铁一般的形势 |
| 2、车道、凑粮米、村长和乡长 |
| 第四节 一鳞半爪：未了的“庙堂之争” |
| 一、诸神殉难：破除迷信运动 |
| 1、“神权的支配”：《民众周刊》上的应征文 |
| 2、僧王庙终结：“民国戊辰,砸了庙神” |
| 二、建国要图：“兴学”及其困难 |
| 1、自治与兴学：“文明进化之泉源” |
| 2、迷信捐及其他：增筹经费和取缔私塾 |
| 三、再度回旋：持续发作的“庙堂之争” |
| 1、“时代的产儿”与被冒犯的香堂 |
| 2、洋学堂的象征性：谣言里的会众心态 |
| 四、诸神复活：“他们为什么信神?” |
| 1、恢复旧观：庙会调查里的发现 |
| 2、俞异君对此的反思及其方案 |
| 结语 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对话 |
| 一、大刀会与地方性社会文化实践 |
| 1、“防备世变”：地方居民采取的方式 |
| 2、象形命名：大刀会与联庄会之辨 |
| 二、“某村小景”：巨灵与地方社会生态 |
| 1、巨灵之路以及筑路带来的恼烦 |
| 2、“他者”命运：被驱逐的大刀会 |
| 附录 |
| 一、文献 |
| 1、社会生态灾难的见证：《报灾请恤呈文》 |
| 2、《陆军第八十一师二百四十三旅旅长运其昌告民众书》 |
| 二、法规 |
| 1、地方防卫体系的一部：《山东各县联庄会暂行章程》 |
| 2、作为理念的“自治”：《山东区乡镇自治公约大纲》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和资料 |
| 二、地方志 |
| 三、报纸期刊 |
| 四、文史资料 |
| 五、论着 |
| 六、文学作品 |
| 铭辞（代后记） |
四、海南构筑三道防线禁毒品（论文参考文献）
- [1]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D]. 熊栎天. 外交学院, 2021(11)
- [2]Y商业银行反洗钱管理优化研究[D]. 李沐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4)
- [3]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D]. 吕永祥. 吉林大学, 2019(10)
- [4]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防范研究 ——基于100例刑事错案的分析[D]. 李春芬. 华东政法大学, 2017(07)
- [5]控边固边靓边助推国际旅游岛建设[N]. 邢东伟. 法制日报, 2015
- [6]环境犯罪预防论[D]. 邓琳君. 华南理工大学, 2015(01)
- [7]死刑适用的影响性因素研究[D]. 查国防.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9)
- [8]官员腐败心理与预防控制研究[D]. 许欢. 武汉大学, 2014(01)
- [9]银行反洗钱内部控制效率评价体系研究[D]. 周婧. 西南财经大学, 2013(01)
- [10]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D]. 刘宝吉. 复旦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