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起源有新假说（论文文献综述）
张志飞,刘璠,梁悦,胡亚洲,陈飞扬,张志亮,陈延龙,任心宜,姚金龙,李国祥,郭俊锋,华洪[1]（2021）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与地球生态系统起源演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命活动加速地球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循环,从而成为驱动地球生物圈、岩石圈和大气圈层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主要动力。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组成的统一整体,生物圈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根据生态系统的组成及其演化阶段,综合全球重大地质事件和寒武纪大爆发动物界成型,本文提出地球生态系统可分为原始进化生态系统、初级进化生态系统和现代进化生态系统三大演化阶段。原始进化生态系统以陆核形成、成熟,早期超大陆聚合、裂解和潘基亚大陆形成早期阶段之前等不稳定大陆演化为地质背景,生物类群主要以蓝藻（又称蓝细菌）和真核藻类为生产者,以细菌微生物为分解者的2极食物链结构,生活底质仅以海洋底质（岩石）和沉积物为界面,在原始海洋中仅以海水、海底为介质的2相（液相和固相）生态环境,时间包括太古宙和元古宙的大部分地史时间,代表着以菌藻类初级生产者诱导的生态系统形成和演化,反映了生物圈与岩石圈物质循环的原始阶段。初级进化生态系统以冈瓦纳大陆聚合为地质背景,现代板块构造建立、全球板块联动,大陆风化加强,时间上包括埃迪卡拉纪末到早古生代的加里东运动时期。通过寒武纪大爆发,地球首次诞生了动物,代表着宏体消费者出现,由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组成的完整3极食物链结构形成,地球进入了以动物消费需求牵引的生态系统循环。消费者以海洋无脊椎动物为主,出现底栖、游移、浮游和游泳等现代海洋群落生态类型,期间礁体动物出现,生物礁繁盛,包壳、刻蚀（污损）生物开始大量增殖,由于生物的相互作用导致海底岩石生物风化急速加快,生物圈和岩石圈物质循环在海洋中迅速加强,代表地球现代复杂海洋生态系统初步形成。现代进化生态系统以潘基亚大陆聚散和古新特提斯构造域形成演化为地质背景,初级生产者发生重大改变、陆地植物出现,动植物登陆,陆地生态系统逐步形成、发展和繁盛。海陆高级消费者不断出现、演替,由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组成3极食物链结构稳定循环,系统能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不同时期部分动物已跨越陆地和海洋两个生态系统进行繁衍生息,陆地生产者与分解者通过河流交相辉映、周而复始、循环不断。高山、河流和海洋生物生态分层分带明显,不同动物在陆地、海洋和大气不同界面（液相、气相和固相）穿梭,不同介质（海水、陆地和空气）交流互动。脊椎动物鱼类登陆从而导致四足动物（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后续发生,不同地史时期不同类型的脊椎动物呈现"登陆下海"生态奇观,生态群落和营养结构复杂多变,生态类型繁多,时间横跨晚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直至现在,代表海陆交互的复杂地球现代进化生态系统的形成、发展、演替和繁盛。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以生物为纽带,物质交流和能量流动速度加快,成为现代地球生态系统的最大特征。因此,前寒武纪诞生了原始生命并衍生了现代海洋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菌藻类）,地球进入初级生产者维持的原始进化生态系统;寒武纪大爆发诞生了地球动物消费者,历时4千万年地球动物界成型、建立了现代动物系统框架,之后5亿年再无新的动物门类出现,现代海洋生态系统格局形成,地球开启了动物需求驱动的初级进化生态系统;晚志留世和早泥盆世后陆地生态系统诞生,历时3亿年植物界成型,地球原始生产力不断革新,动植物海陆交互,现代生态系统形成,不断修复并完善。对比研究动物消费驱动的地球初级进化生态系统和高级生产者植物引导的现代进化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对理解地球的宜居性演化有重要意义。
刘璠[2]（2021）在《滇东地区寒武系第二统软舌螺动物研究》文中提出软舌螺是一类已灭绝的古生代海洋底栖无脊椎动物。作为最早发育矿化壳体的后生动物之一,软舌螺在寒武纪地层中化石数量丰富,多样性极高,是寒武纪大爆发和生物矿化机制研究的绝佳例证。自发现之初至今,软舌螺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疑难动物,早期研究局限于以小壳形式保存的软舌螺化石,多数保存破碎。目前根据口盖的形态和附肢的有无,软舌螺通常分为两个目,即直管螺目（Orthothecida）和软舌螺目（Hyolithida）,但两大类群在系统古生物学记述和分类中存在较大的人为性和不确定性,研究存在一定难度,而近年软舌螺的古生态、亲缘关系及在冠轮动物间的演化关系是研究讨论的热点。本文基于华南地区产出的特异埋藏化石库的数量及化石保存优势,对滇东地区寒武纪第二世（澄江、关山生物群）保存软躯体的珍稀软舌螺化石进行详细的分析、对比、讨论。结合国际报道的小壳化石中的软舌螺,全面探讨软舌螺的系统分类、解剖、埋藏、谱系演化等问题,进一步辅助恢复寒武纪底栖群落生态,揭示寒武纪大爆发过程中软舌螺的起源与演化。本研究系统修订并描述了澄江生物群的软舌螺共计三属三种,分别是丰满三槽螺Triplicatella opimus、云南肉茎螺Pedunculotheca diania、腹脊近小角螺Paramicrocornus ventricosus;关山生物群中软舌螺暂归于一个属种—马龙“线带螺”‘Linevitus’malongensis。澄江生物群以壳体结构简单的直管螺目为主,形态代表最原始的直管螺类群之一,关山生物群以发育附肢的软舌螺目为主,因此结合连续时代的两个化石库产出的软舌螺化石,可以全面分析软舌螺两大类群的形态发育及演化关系;综合同期寒武系第二统国际地层产出的小壳化石,统计系列软舌螺属种壳体形态和内部解剖的演化,显示了寒武纪大爆发的连续性和演化阶段性。澄江、关山生物群产出的软舌螺化石保存了丰富且精美的软躯体信息。从解剖学角度,共得出以下三点认识:1.澄江化石库中丰满三槽螺发育粗大的扇形触手状的取食器官,同时结合壳体形态功能学和复杂的回型消化道,指示该生物是一类底栖沉积摄食生物;对比软舌螺与触手冠动物的解剖形态以及软体动物的壳体显微结构,从生物矿化和解剖学全面分析了软舌螺与其他冠轮动物的演化关系和矿化机制,表明软舌螺不属于触手冠动物（lophophorate）干群,系统演化上应该属于或与软体动物门较近;2.关山生物群的马龙“线带螺”,壳体内发育U型消化道,结合寒武纪苗岭统布尔吉斯页岩生物群和奥陶纪产出的软舌螺目,揭示软舌螺目的消化系统在个体发育中稳定演化;3.石将军剖面的关山动物群发现软舌螺在软躯体消化道保存上呈三种类型（黄铁矿化;沉积物充填的管状立体;微生物膜型）,由此全面讨论了化石保存过程和埋藏机制。再者,两大动物群中还保存大量以软舌螺为单一成分的软躯体密集层,统计发现澄江化石库软舌螺壳体能被腕足动物、软体动物等其他底栖生物附着,反映寒武纪早期古海洋生态环境中就存在的复杂群落关系,指示当时底栖生物间就存在明显的寄生、共生等现象。从壳体结构的演化分析,得到以下两点认识:1.澄江生物群中腹脊近小角螺Paramicrocornus ventricosus,具有软舌螺目的壳体特征但不发育附肢,本文归并近小角螺属和早期报道的原小角螺属建立新科,特指这类软舌螺目的姊妹类群,反映了直管螺目到发育附肢的典型软舌螺目演化的中间阶段。2.首次以“属”级分类单位对寒武纪地层产出的多个常见软舌螺进行壳体特征统计,建立纲内谱系演化树,结合时代演化和内部解剖、壳体形态变化,梳理软舌螺演化特征极向（character polarity）:软舌螺纲起源于壳体简单的直管螺目,随着口盖结构的复杂化,逐步演化出发育附肢的软舌螺目。在生态上反映摄食方式的转变和演化,即:从直管螺的主动沉积取食、腐食,向被动悬浮滤食的软舌螺目演化。软舌螺化石于寒武纪纽芬兰世幸运期首现,经历快速辐射,最后至二叠纪末灭绝。通过大型古生物数据平台,属种统计表明了软舌螺在时代上的演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寒武纪爆发序幕时期（纽芬兰世）;（2）寒武纪爆发主幕时期（寒武纪第二世）;（3）寒武纪爆发结束后乃至二叠纪灭绝。其中软舌螺在寒武纪大爆发的主幕前期属种多样性达到最大,后到寒武纪第二世中、晚期多样性急剧减少,该趋势可能与寒武系Botomian-Toyonian时期发生的Sink灭绝事件相关,后续相关研究的深入将能够进一步探索寒武纪第四期发生的神秘灭绝事件的原因。
刘晗[3]（2021）在《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天文一学自古有之。它源于哲学,应用算数,杂糅政治,融入社会,在实学导向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探求天意、编写历法的工具。西方天文科学自明末入华以来,与中国本土天文思想发生激烈碰撞。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博弈,直至晚清,二者在以《谈天》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着作的翻译中达成会通,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学的萌芽。本研究在翻译文化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的观点,构建翻译摄动论。作者以《谈天》1859和1874版译本,及其1851和1869版底本Outlines of Astronomy（直译为《天文学纲要》）为一手资料,通过文本细读、比对,从译法选择、概念理解和译名废立,研究西方天文学概念的引入和科学思想的容受,分析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如何使中国古代天文思想偏离其原有轨道,进入近代天文学新轨道,并探讨其中的翻译摄动作用。研究发现,中西天文思想的博弈经历了激烈对垒、反复较量、吸收融会三个阶段。阻碍其翻译和传播的原因,有学科差异产生的天文知识的断层、西方科学理念与中国天人关系的矛盾、西学中源和夷夏之辨等主流社会思潮的抵制。即使在18世纪译有《崇祯历书》等着作,天文仍仅作修改历法之用,无法摆脱皇权的辖制。直至晚清,敏感于新学的士大夫与崇尚科学的新教传教士延续并发展了自明末以来的“西译中述”翻译模式,以李善兰为代表的秉笔华士调节儒学价值观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删述的方式,提纲挈领地将西方近代天文学集大成之作Outlines of Astronomy译成适于国人了解新天文学前沿的《谈天》。在新概念的翻译上,译者沿袭旧词或创立新词,在天算、天官、天文、天学等与astronomy的意义有所交叉的词语中选择“天文”为译名,以除旧立新;又新译nebulae为“星林”、gravitation为“摄力”,引入恒星天文学和天体力学两门新学问。本文认为,以《谈天》为中心的近代天文学译作体现了晚清学者在中西天文博弈和中国新旧天文思想承接上审慎的批判和选择。译者以翻译为媒介,引入新的研究范式,细化学科分类,在理论上满足重建天文学科的必要条件;在关键译名的确立上,以客观实体的“天”取代天人映射的研究主题,一方面解构实学,改变天文的学科性质,另一方面动摇天道观的哲学传统,在思想上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此后,官民合力兴建学堂普及天文教育,在物质上符合现代教育体制下对于开设新学科的要求。晚清译介西方近代天文学,借它山之石,使中国天文学思想发生了近代转向。
关升亮[4]（2020）在《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自十六、十七世纪近代实验科学产生以来,科学认识就建立在科学实验归纳和数学演绎基础上,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科学认识朝着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两个维度发展,使观察实验失去了基础,科学认识进入假设、演绎及检验阶段,即根据科学认识存在的问题提出假说,然后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演绎,最后对演绎出来的科学事实进行检验,进而证明科学假说是否正确,最后确定科学理论。“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机制研究”的选题是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科学哲学家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尤其是充分吸取了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现代科学哲学家,对现代科学的产生及发展运行机制进行了哲学概括,提出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即发展模式,即:科学问题-科学假设-逻辑演绎-科学事实-实验检验-理论确立,波普尔把它简单精炼地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论。国内外大批科学哲学家,对关于现代科学假设的提出、现代科学的运行模式、现代科学的检验和现代科学理论的确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认识和研究,陆续产生了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等学派。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以舒炜光教授为带头人的一大批现代早期科学哲学“学术共同体”,率先翻译、引进、论述了现代科学哲学理论,进而创造性地构建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科学认识论体系,对我国科学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基础性、理论性和创造性的贡献。现代科学认识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高级阶段,也是现代人们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形式。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机制,即发生因素,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自然客体、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物、科学实践等等都对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起着基本的作用。其中,科学实践就是科学认识发生、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基础和动力,它对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各个环节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本论文所研究的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对现代科学认识发生起作用的机制,即因素;而是研究与现代科学认识发生有着直接关系,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是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从哲学的视域重点研究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内在因素、外在因素、逻辑因素和工具因素,即认识工具因素的“硬件”和“软件”,侧重探讨从计算机诞生以来的现代科学认识工具“硬件”的广泛使用和科学认识工具“软件”的统一及广泛应用对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作用。现代科学认识是科学劳动者运用科学认识工具的“硬件”（科学仪器）和科学认识工具的“软件”（科学方法）,在同科学对象的相互作用中发生的。现代科学劳动者（主体）,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内在因素、外在因素、逻辑因素,现代科学认识工具（认识工具的“硬件”和“软件”）是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基本的、直接的、重要的因素,它对现代科学认识发生的作用及其在当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科学认识向广深拓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尤其是随着计算机的产生及其技术方法的运用,为人们进行现代科学认识提供了强有力的认识手段和认识工具,新时代智能技术（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应用技术）产生及广泛应用,又使现代科学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论文就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研究现代科学认识发生所应用的技术手段、认识工具、认识方式、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以更好地为现代科学认识提供理论依据。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阐述了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的创新点。第二部分,全面阐释科学认识主体的特点及其实质,提出科学认识主体应具有强烈地科学意识和探索精神、具有适应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科学领域探索研究的组织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体性和社会性,是科学认识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科学认识的生力军;还阐述了科学认识发生的特点。第三部分,科学地论述科学认识发生的内、外在因素和逻辑因素,提出现代科学认识发生要以科学问题为起点,以科研主体为中心,在经验知识启发和理论知识导引的前提下,去发现新事物,认识新问题。第四部分,重点论述现代科学认识工具的“硬件”和认识工具的“软件”的统一及其在现代科学认识中的广泛、合理的运用,为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及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认识手段。第五部分,明确阐述了科学认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着重阐释了科学认识的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论证了它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程令政[5]（2020）在《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文中提出睡虎地秦简发现之前,关于秦及西汉早期的刑罚制度,学界对其认识长期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1975年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秦简里的各种律令条文,使学界系统性的研讨秦的刑罚制度成为了可能。随后,1983年张家山西汉早期律令简牍资料的出土,使得这种复原与探讨得以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进行。张家山汉简不但提供了远多于睡虎地秦简、以刑律律文形式存在的资料,而且两者相距约40年左右,这就为精确而系统的探讨“汉承秦制”这一问题提供了立体的、可视的基础。时间的差距还意味着刑罚制度变迁演变的轨迹,内中具体刑罚类型的源起与兴废之线路,在这一前提下都得以揭示出来。加上后来又有了主要以秦律令为主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和以具有丰富的刑徒管理、服役资料着称的里耶秦简这两种出土资料,此外西北出土的汉简里也存在不少法律方面的内容,这一切都为复原与构建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秦及汉初的刑罚制度,在汉文帝十三年的刑制改革中,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这一时间下限的确定,使得我们可以结合其所改革的旧刑制,以其作为终点反馈回去,上溯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将这一时段的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基本脉络梳理清楚并展示出来。本文就是基于这一背景而展开的一项关于秦及汉初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的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对该时段刑罚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厘清该时期刑罚种类的实态并复原其体系。文章共分四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依次说明了选题背景、研究对象及范围、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研究方法等项内容,并在最后着重讨论了本文所用简牍资料的性质问题。第二章,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本章主要就刑的含义、起源及本质属性展开讨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刑的含义的分析,意在从古文字学的角度探讨刑的古义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尝试厘清法律意义上的刑的多层含义,最后得出刑的主要含义——特别是在秦及西汉前期——是“肉刑”的结论。第二部分是在刑主要指“肉刑”的基础上,根据古代“兵刑一体”的观念,以及同害刑/反映刑的原理,来说明刑的起源。战争和同害刑/反映刑是中国古代刑罚产生的两大主要途径。第三部分是关于刑的本质属性的分析。第三章,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由刑的产生方式所决定,刑从本质上来说,其基本的功能就是区分、标识与人格否定。在本文所处理的历史时段里,作为其主体刑罚的死、刑、耐三个刑等尤其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以此认识为基础,本文尝试复原出这一时段的刑罚体系。本章主要围绕着死、刑、耐这三个刑等而展开,对每一个刑等中的具体刑罚种类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确定了每一种刑罚的等序、位阶,以及其在刑等内部的相互位置,由此而使整个刑等的等次关系得以明晰。同时,由于此前影响刑罚体系正确构建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理解了肉刑/耐刑和劳役刑之间的关系,本章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由刑的本质所决定,劳役刑可以看作是肉刑的自然延伸,因此只能是肉刑或耐刑的下位刑罚。这样的话,在刑罚体系里,劳役刑就不能据有一级刑等的位置。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整个刑罚体系才能构建起来,并均衡有序、条理分明。第四章,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以死、刑、耐为中心的秦及西汉初期的刑罚体系,在汉文帝十三年的时候,迎来了其生命的终结。此后我国的刑罚体系即改变了以肉刑为主的原本面貌,走上了一条以劳役刑为主的更为合理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秦汉时期的刑制问题来说,文帝改革乃是一大关键。这一改革一方面结束了旧刑制,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新局面。本章即探索这一改革过程中的刑制变化诸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在下面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首先,秦及西汉前期的刑罚体系仍具有比较强烈的肉刑色彩,因此其主要是由死、刑、耐这三个刑等构成。劳役刑由肉刑和耐刑所涵括,并不在一级刑等之列。如果以学界通行的主从刑架构来说明,则肉刑与耐刑是主刑,劳役刑是从刑或附加刑。其次,得出上述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对刑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受刑的产生方式的影响,这一属性表现为对受刑人的人格否定,具有“民事死亡”的效果。从肉刑的本质属性上来说,通过残人肢体的方式使受刑者感受到肉体的痛苦仅仅是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方面;肉刑的实质在于区分、刻印、标识与身份降等。再次,在对刑的产生方式以及刑罚体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五刑制度并非一开始就如同其在秦汉时期所呈现的那样严整而有序,它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每一种刑罚类型,可能本来都有着自己特殊的起源与适用背景。经过长时期的相互调整与适应之后,在我们目前所见到的秦汉刑罚体系里,方呈现出一种井然有序的相对成熟状态。我们熟知的旧五刑,里面的刑名与其在刑罚体系里位阶,既不是被“制定”出来的,也非成于一时,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能够想象有一个从类型众多且不齐整到数目逐渐减少然后序列化的过程。最后,在探讨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的过程中,尝试解决了前辈学者有所探索但遗留至今的若干问题。
吴万库[6]（2020）在《“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末美国史学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转向,一方面是史学从哲学和文学领域中分离出来,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被建立起来;另外一方面,新兴的专业史学在摒弃清教浪漫史观时,转而借助“科学”来树立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使美国史学呈现出“专业化”与“科学化”并重的局面。在美国专业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被称为“生源论”（Germ Theory）的科学史学曾风行一时,它借助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改造后的“兰克形象”,来追溯民族发展、制度成长和因果联系,并与不同的“源”相结合,使生源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条顿生源论”“帝国学派”“边疆论”“海权论”。因此,从生源论的视角重塑这些主要史学流派,把它们置于共同的时空语境中分析它们的生成、互动及其影响,不仅可以看到它们内部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还可以洞悉时代思潮对史家治史的塑造作用,以及史家个体经验（包括地域、阶级、偏好等）对历史表述的影响。
刘云祥[7]（2020）在《四种中国蝉科昆虫谱系地理学研究暨枯蝉适应性进化研究》文中认为蝉科Cicadidae昆虫的若虫长期在地下生活,成虫寿命短,扩散能力低,是研究物种形成和生物地理较为理想的模式生物。该类群鸣声可以用来快速评估分布区物种的多样性,尤其对隐存物种发现、近缘种区分、系统发育树冲突解析及物种形成等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关于蝉科昆虫谱系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地中海地区和美国等,而中国及东亚的蝉科昆虫研究主要以传统形态分类、系统发育、生物声学以及行为生态学为主,谱系地理学研究非常有限。因此,本研究综合采用形态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声学及行为生态学方法,以中国及周边地区的4种蝉科昆虫为研究对象,对其起源、扩散、分布格局成因和演化历史等进行了研究,旨在阐明相关种类的起源及分布格局形成过程,并明晰其遗传多样性和种群分化模式。此外,鉴于地理隔离和寄主转变对昆虫的表型和遗传分化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而前期研究表明中国特有的枯蝉Subpsaltria yangi分布范围狭小,但不同种群的生境及遗传分化显着,本研究重点基于基因分型测序（Genotyping-by-sequencing,GBS）等分子数据,结合声学和生态学数据对其不同种群的遗传分化、鸣声分化及适应性进化等进行了研究,以明晰地理隔离和寄主转变等对该物种表型分化和遗传分化的潜在影响。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斑透翅蝉Hyalessa maculaticollis整合分类与种群分化研究:斑透翅蝉H.maculaticollis在东亚地区分布范围广泛,但具有较大的形态变异。该种与其近缘种透翅蝉H.fuscata之间的关系长期存在争议。本研究基于形态特征、线粒体基因（COI、COII、Cytb）和细胞核基因（EF-α1、ITS1）及雄性鸣声结构的分析比较,探讨了该物种的种群分化、遗传结构和谱系地理结构。结果表明,斑透翅蝉复杂的形态变异与高水平的遗传分化相一致。系统发育和单倍型网络分析表明,该种由两个主要支系组成,即中国和日本支系。在冰期,东海陆桥为该种的扩散通道,更新世的气候振荡和东亚地质结构都影响了该物种的种群分化和谱系地理形成。东海两岸的支系分化时间约在1.05 Ma（95%CI=0.80–1.30 Ma）,与“琉球珊瑚海阶段”海平面迅速上升的时间（0.2–1.3 Ma）大致相同。研究结果表明,各种群具有明显的谱系地理结构;中国分布的种群分化为较多的单倍群,具有较复杂的结构;秦岭山脉和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区是该物种在冰期时的主要避难所,而在秦岭北麓的种群发生了显着扩张;华东地区种群中单倍型和核苷酸多样性程度较高,表明较平坦的低海拔丘陵地形适合该种的生存。另外,形态变异、鸣声结构分析以及声学回放实验研究结果揭示出暗透翅蝉H.fuscata与斑透翅蝉H.maculaticollis为同一物种,前者为后者的次异名。2)黄蟪蛄Platypleura hilpa谱系地理研究:气候变化和地理事件对生物种群遗传结构改变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从未被冰川覆盖过,因此气候变化和地理事件等对不同地区分布的物种产生的影响可能不同。本研究重点基于线粒体基因、核基因及微卫星标记,并综合采用生态学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南部及越南东北部沿海地区的黄蟪蛄种群遗传结构、多样性及进化历史,并探讨了气候变化及地质事件对其演化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该物种由5个主要支系组成,每个支系都具有几乎独特的谱系结构和单独的地理分布区。生态位模拟和多样性分析表明,其谱系地理形成与多种气候因素有关。基于分子数据的祖先区域重建结果表明,该物种在更新世发生了一次大的分化。生态位建模结果表明,在末次盛冰期（LGM）,其潜在分布区在华南地区明显扩大,并沿南海陆桥向南延伸,而雷州半岛的分布区基本保持稳定。华南地区的种群具有最高的遗传多样性,表明该地区气候稳定,但预计到2050年适宜生境会有所下降。更新世海平面的波动对该物种的遗传结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与琼州海峡相比,北部湾是一个更重要的地理屏障,阻断了种群间的基因流动。这些结果进一步揭示了气候变化等因素对东亚沿海地区昆虫在自然演化和进化过程中的影响。3)合哑蝉Karenia caelatata分布格局及演化历史:横断山脉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地区,具有复杂而独特的地质结构。合哑蝉是分布于横断山脉、秦岭、巴山、云贵高原以及我国南岭地区的山地特有物种,发声机制独特（靠翅拍击腹板边缘发音）;其形态与鸣声（振翅音）在地理种群间呈现明显分化,是研究东亚地区山地昆虫物种形成机制和多样性分化的理想材料。本研究综合采用形态学、生物声学及分子生物学方法,探讨了合哑蝉的种群分化、遗传结构和谱系地理结构。结果表明,该物种多样的形态变异与高水平的遗传分化是一致的。系统发育、贝叶斯种群结构（BAPS）和单倍型网络分析显示,合哑蝉主要分为6个支系,各支系几乎形成各自独立的单倍群及地理分布区。鸣声结构分析表明,横断山脉、武夷山脉的种群与其它种群产生了显着的分化。分子测年与祖先位点重建结果表明,该物种的主要分化发生在上新世与更新世时期,该分化时间与横断山脉的隆起时期大致吻合（约3.0 Ma）,表明造山运动及气候变化等历史事件在推动横断山脉山地物种多样性形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因流分析结果表明,该物种起源于横断山脉,并向东扩散至大娄山（贵州高原）,向北扩散至邛崃山,再由邛崃山扩散到秦岭和巴山;多样化及种群分化分析结果一起反映了分布于横断山脉的种群存在较高的分化,该结果支持了“山脉隆升驱动型多样化”假说;生态位模拟表明该物种在末次盛冰期（LGM）的最适生境与现在的分布区基本一致（主要分布于横断山脉、秦岭、巴山山脉及南岭地区）,表明这些地区为该物种提供了冰期避难所。相关结果为研究东亚大陆复杂地质事件塑造物种多样性的机制提供新的重要信息。4)枯蝉S.yangi种群分化及谱系地理研究:地理隔离是导致物种形成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基于线粒体基因和核基因数据分析了分布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及周边地区枯蝉的遗传分化,并比较了该物种的雄性鸣声结构。结果表明,枯蝉各种群具有低水平的遗传分化和相对比较简单的谱系地理结构,但不同种群间的分化和谱系关系明显;分歧时间分析表明,该物种的地理分布格局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冰期生物避难所分布基本一致,遗传分化时间和冰期与间冰期气候波动周期也基本吻合;贺兰山种群和其它种群的遗传分化最为显着,而且鸣声结构也与其它种群产生显着差异,贺兰山和周边地区的种群在末次盛冰期（LGM）出现种群扩张现象。地理隔离（如贺兰山周边的沙漠和半荒漠）与不同分布地的气候差异一起加速了种群分化过程。5)基于基因分型测序（GBS）技术的枯蝉S.yangi适应性进化研究:基于GBS数据,共检测到枯蝉平均7,216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种群结构分析结果表明,枯蝉各种群可被分为4个主要支系,且支系分化与寄主植物和生态环境明显相关,每个支系都具有较为独特的谱系结构和鸣声结构。不同种群的基因型和鸣声表型变异联合比较结果表明,根据地理距离与鸣声表型差异能很好地预测基因组的差异。鸣声表型变量和地理距离的空间自相关性分析表明,声音信号与地理距离联合起来可揭示种群间60%以上的基因组差异。与更新世冰期密切相关的地理屏障和气候波动是影响该物种种群遗传结构形成的主要因素,而寄主改变对其种群分化及早期物种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这为蝉科昆虫的物种形成机制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示例,有助于解析贺兰山及其周边地区特有物种的形成、分化、适应性微进化和谱系地理结构形成,并为进一步研究植食性昆虫遗传分化与表型变化的相关性及其对新寄主、生境的适应性进化研究提供参考。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出气候变化与重大地质历史事件是影响东亚地区蝉科昆虫多样性分化、物种形成及谱系地理结构的重要因素。另外,研究结果表明,综合采用形态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声学和行为生态学等数据,可在解决长期阻碍蝉科昆虫系统学研究相关难题的同时,能进一步为深入开展东亚地区其它昆虫的物种分化、地理分布格局形成及谱系地理结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信息。
宋逸平[8]（2020）在《左翼史家的少数民族历史叙事（1930-1949）》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30至4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左翼史学在这一时期从初步发展走向繁荣。左翼史学家们通过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革命现实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形成了自身史学研究和叙事特色。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并探讨与汉族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左翼史学在少数民族历史叙事领域中重点关注的“民族起源和民族关系”、“民族战争”“民族政权及人物评价”三方面内容的分析,并与民国时期其他史学流派的相关作品进行比较,从而认识这一时期左翼史学少数民族历史叙事特点、价值、局限和影响。
侯琨[9]（2020）在《米勒实验的争议与意义新探》文中提出米勒实验是生命起源研究领域的经典案例,在中国它被作为生命起源化学论观点的证据而广泛传播。然而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米勒实验的争议持续存在。文章通过对米勒实验的历史过程、科学争议及社会影响的分析指出,米勒实验的实证意义已基本被消解,其在大众传播领域有成为科学经典的潜力,它对于20世纪下半叶分子生物学和天体生物学的进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对于推动我国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侯琨[10]（2020）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文中认为天体生物学是一门伴随着生命起源研究和航天实践而兴起的交叉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莱德伯格提出地外生物学的概念以来距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过程。在天体生物学的发展过程中,它广泛吸收了不同学科领域的最新成果,从陨石学、无线电通讯、嗜极生命、遗传学等诸多研究中汲取养分,拓宽了自身的学科范畴。从技术性视角来看,天体生物学的学科发展始终与航天、生命领域的技术进展相一致,它的发展反映出时代的进步。自从美国在20世纪末完成了天体生物学的学科建制化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纷纷成立了隶属本国的专门研究机构来推动学科进展,但我国尚没有这一学科的专门研究机构。本篇博士论文通过回顾天体生物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希望能够理清其学术脉络,对于我国学界正确认识该学科、推动本土研究进展有所裨益。第一章主要研究了天体生物学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起源的历史条件,即米勒实验的突破性成果推动了生命起源研究从思辨到实证的转变,第一届国际生命起源大会的召开促进了生命起源研究的制度化、专业化进展。生命起源领域的进展为地外生物学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在莱德伯格的推动下,地外生物学概念被提出,美国国家航天局在科技竞赛的支配思想下也开始投资支持生命起源和地外生物学研究。第二章则考察了生命起源研究之外天体生物学得以成立的另一种学术研究传统——火星生命争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火星运河争论促进了美国国内火星科幻的繁荣,对在20世纪中叶成长起来的一批天文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天文学界对太阳系内行星认知的逐渐加深,火星在学理上和文化上都成为了地外生命探测最重要的目标天体。20世纪60-70年代,借着美苏航天竞赛的东风,美国国内地外生物学研究群体参与到了一系列火星探测活动的仪器研发、成果解读中,这一时期也是地外生物学实践的高潮期。但随着海盗号登陆火星表面对与火星生命说的否定性结果,地外生物学逐渐进入低谷。第三章分析了美航局航天实测之外的多学科参与的地外生物学研究,它们的成果为学科复兴埋下了种子。默奇逊陨石中氨基酸以及星际空间中有机分子的发现为业已沉寂的胚种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嗜极生命的新的研究进展则加深了学界对于极端环境中生命的认识水平;SETI理论的提出和相关搜索计划的启动则推动了对于地外文明的探测热潮;新的生命起源理论也在遗传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斩获新生。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和发现为地外生物学拓宽了学科边界,成为了天体生物学学科知识的重要来源。第四章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天体生物学完成建制化的过程。ALH84001火星陨石的发现以及激进的解读（即在陨石中存在火星生命遗迹）使得火星生命再次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政治性力量的站台也为天体生物学复兴奠定了基础。随着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成立、专业性学术杂志的发行以及学术教材的编排出版,天体生物学逐步完成了建制化,相较于以往的地外生物学研究,天体生物学不但拓宽了视野,也更加注重下一代学者的培养。第五章关注到新世纪以来天体生物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拓展,系外行星的发现和宜居带概念的提出使得科学界对于太阳系之外的行星系统加深了认识,同时对于适合生命产生的环境条件有了新的理解;而太阳系内巨行星卫星系统中,木卫二与土卫六因冰层与大气的存在成为了天体生物学最为关注的新的目标天体。这股向内与向外的目标天体延伸成为了新世纪天体生物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第六章针对我国民国时期对于生命起源理论的接受与21世纪以来天体生物学相关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现状进行了梳理,以试图解释天体生物学在我国的缺位原因,这其中意识形态上认知的差异是关键性因素。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我国学术研究者在《天体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逐步进入到该研究领域中,我国进行天体生物学建制化的契机也逐步形成。通过这些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出天体生物学在当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它始终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相结合,并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了当代科技的进步,天体生物学的科学实践还对于人类重新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天体生物学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都展示出其深刻的影响。随着新一轮火星探测的热潮,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出台了各自的航天规划,天体生物学因航天而起,也因航天而兴,我国的航天事业终将建立自己的天体生物学研究体系。本文希望通过对于天体生物学历史的梳理,为天体生物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生命起源有新假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命起源有新假说（论文提纲范文）
（1）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与地球生态系统起源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 1 生态系统的划分及其主要地史演化阶段 |
| 1.1 生态系统的概念和内涵 |
| 1.2 地球生物分类和基本框架 |
| 1.3 地球生态系统的划分和阶段 |
| 2 地球初级生产者起源演化与原始进化生态系统形成 |
| 3 地球海洋动物起源与初级进化生态系统形成 |
| 3.1 地球动物树成型和寒武纪大爆发 |
| 3.1.1 寒武纪大爆发地球动物辐射和演化 |
| 3.1.2 寒武纪早期后生动物出现和地史演化 |
| 3.2 寒武纪大爆发初级进化生态系统形成和海洋群落复杂性演变 |
| 3.2.1 寒武纪发大爆发多细胞动物取食结构和营养方式 |
| 3.2.2 寒武纪大爆发垂直群落结构和生态分层(Ecological Tierings) |
| 3.2.3 寒武纪大爆发壳体富集(介壳层)和及其生态关系 |
| 3.2.4 寒武纪大爆发捕食压力和对抗关系 |
| 3.2.5 寒武纪大爆发遗迹化石其生态启示 |
| 3.3 早古生代动物初级进化生态系统的发展和完善 |
| 4 陆地生态系统形成与地球现代进化生态系统建立 |
| 5 结论和展望 |
（2）滇东地区寒武系第二统软舌螺动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寒武纪大爆发与软舌螺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材料、内容、意义与文章特色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工作量统计和研究成果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及生物群 |
| 2.1 滇东地区(澄江生物群、关山生物群) |
| 2.1.1 滇东地区寒武纪早期地层 |
| 2.1.2 澄江生物群及其古生态论述 |
| 2.1.3 关山生物群及其古生态论述 |
| 2.2 峡东地区(水井沱组、石牌组) |
| 第三章 软舌螺概述及最新研究进展 |
| 3.1 软舌螺壳体构成及分类 |
| 3.1.1 口盖 |
| 3.1.2 锥壳 |
| 3.1.3 附肢 |
| 3.1.4 软舌螺的分类 |
| 3.1.5 软舌螺的壳体微细结构和矿化类型 |
| 3.2 软舌螺的软体组织形态 |
| 3.2.1 摄食器官 |
| 3.2.2 肌肉系统 |
| 3.2.3 体腔及消化系统 |
| 第四章 澄江、关山动物群中软舌螺的解剖学研究 |
| 4.1 澄江化石库的丰满三槽螺—直管螺目解剖系统重建 |
| 4.2 马龙“线带螺”—软舌螺目消化系统研究 |
| 4.3 澄江化石库的云南肉茎螺—“肉茎结构”勘误 |
| 第五章 软舌螺的埋藏学 |
| 5.1 特异埋藏化石库的软舌螺的软躯体保存 |
| 5.2 关山生物群中软舌螺多种保存机制的特殊性 |
| 5.2.1 黄铁矿化 |
| 5.2.2 管状立体保存 |
| 5.2.3 微生物膜型 |
| 第六章 软舌螺及相关壳体集群机制探讨 |
| 6.1 软舌螺及其壳体表面附着物 |
| 6.2 特异埋藏化石库中软舌螺的富集现象 |
| 6.2.1 软躯体化石的聚集及相应动物行为性解读 |
| 6.2.2 软舌螺在澄江生物群的富集 |
| 6.2.3 软舌螺在关山生物群的密集保存 |
| 6.3 澄江生物群中与软舌螺相关的Pelagiella壳体密集层 |
| 6.4 关于软舌螺富集现象在地质历史时期的化石记录讨论 |
| 第七章 软舌螺的演化和辐射 |
| 7.1 附肢的起源、演化 |
| 7.1.1 软舌螺附肢与其他动物可能的“同源”结构对比 |
| 7.1.2 附肢的化石记录与狭义的软舌螺目 |
| 7.1.3 附肢的演化 |
| 7.2 软舌螺壳体和解剖结构的性状演化模型 |
| 7.2.1 早期软舌螺演化模型 |
| 7.2.2 软舌螺的壳体演化的汇总 |
| 7.2.3 解剖结构的演化 |
| 7.3 软舌螺的谱系演化:辐射与灭绝 |
| 7.3.1 寒武纪爆发序幕时期(纽芬兰统) |
| 7.3.2 寒武纪爆发的主幕时期 |
| 7.3.3 寒武纪爆发的主幕结束乃至二叠纪 |
| 第八章 软舌螺的生态、亲缘关系及相关冠轮动物演化 |
| 8.1 软舌螺的生态 |
| 8.1.1 生活模式 |
| 8.1.2 摄食方式 |
| 8.1.3 个体发育 |
| 8.2 亲缘关系及系统演化树中的位置 |
| 8.2.1 冠轮动物与软舌螺 |
| 8.2.2 软舌螺的演化争议历史 |
| 8.3 触手冠动物与软舌螺 |
| 8.3.1 触手冠动物 |
| 8.3.2 触手冠动物的起源问题与软舌螺 |
| 8.3.3 软舌螺与触手冠动物对比与讨论 |
| 8.4 软舌螺的归属及与冠轮动物演化的探讨 |
| 第九章 软舌螺的系统古生物学 |
| 9.1 丰满三槽螺(Triplicatella opimus(Yu,1974)) |
| 9.2 腹脊近小角螺(Paramicrocornus ventricosus(Qian,1978)) |
| 9.3 云南肉茎螺(Pedunculotheca diania Sun,Zhao et Zhu,2018) |
| 9.4 云南“薄氏螺”( ‘Burithes’yunnanensisHou,Bergstr?m,Wang,Feng& Chen,1999) |
| 9.5 马龙“线带螺”( ‘Linevitus’malongensis Yu,1974)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3）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本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译史研究:文史学的贡献 |
| 2.1.1 专着类 |
| 2.1.2 期刊类 |
| 2.2 译者研究:宗教学的贡献 |
| 2.3 译文研究:天文学的贡献 |
| 2.4 问题和缺憾 |
| 第3章 理论框架 |
| 3.1 基础:翻译文化史观 |
| 3.2 新解: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 |
| 3.3 建构:翻译摄动论 |
| 第4章 中西天文博弈历程 |
| 4.1 钩沉:域外天文入华 |
| 4.1.1 印阿天文中译 |
| 4.1.2 西方天文中译 |
| 4.2 冲突:天文传统对垒 |
| 4.2.1 中国天文 |
| 4.2.2 西方天文 |
| 4.3 较量:明末接受与拒斥 |
| 4.3.1 概述 |
| 4.3.2 《崇祯历书》 |
| 4.3.3 拒斥之因 |
| 4.4 会通:晚清翻译终成 |
| 4.4.1 概述 |
| 4.4.2 《西国天学源流》 |
| 4.4.3 《谈天》 |
| 4.4.4 其他译作 |
| 4.5 小结 |
| 第5章 《谈天》翻译研究 |
| 5.1 译者剖析 |
| 5.1.1 新教传教士译者 |
| 5.1.2 秉笔华士 |
| 5.1.3 翻译模式 |
| 5.2 译介动机 |
| 5.2.1 最初原因:“道”“器”之辩 |
| 5.2.2 最终原因:时代因素 |
| 5.2.3 形式原因与效率原因:译者的使命 |
| 5.3 译法探究 |
| 5.3.1 预翻译 |
| 5.3.2 七条基本规则 |
| 5.3.3 删述 |
| 5.4 小结 |
| 第6章 核心译名与概念建构 |
| 6.1 译名的沿用与创立 |
| 6.1.1 沿用旧词 |
| 6.1.2 创译新词 |
| 6.2 学科名称翻译:定义中国近代天文 |
| 6.2.1 术语的历史考察 |
| 6.2.2 “天学”与“天文” |
| 6.2.3 “天文”的学科意义 |
| 6.3 学科名词翻译:搭建天文话语空间 |
| 6.3.1 星林词群:恒星天文学诞生 |
| 6.3.2 摄力词群:天体力学的萌芽 |
| 6.4 小结 |
| 第7章 天文学译介的影响 |
| 7.1 学界接受考察 |
| 7.2 知识体系:学科重心转移 |
| 7.3 治学理念:实学传统解构 |
| 7.4 哲学基础:天道观念嬗变 |
| 7.5 物质资源:台站仪器投建 |
| 7.6 教育准备:教材科普编译 |
| 7.7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研究贡献 |
| 8.1.1 译史梳理 |
| 8.1.2 史料发现 |
| 8.1.3 译本分析 |
| 8.1.4 译名挖掘 |
| 8.2 研究创新 |
| 8.2.1 扩展翻译史研究范畴 |
| 8.2.2 提出翻译摄动论假说 |
| 8.2.3 增添学科史研究视角 |
| 8.3 后续研究 |
| 附录1.《谈天》沿用的中国古代汉语词 |
| 附录2.《谈天》借用古汉语词形构建的新词 |
| 附录3.《谈天》创建的新词 |
| 附录3.1 《谈天》新创译名中发生更改的部分 |
| 附录3.2 《谈天》新创译名中延续使用的部分 |
| 参考文献 |
（4）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1.3.1 研究的创新点 |
| 1.3.2 研究的难点 |
| 第2章 科学认识发生机制的标志和特征 |
| 2.1 科学认识发生机制的标志 |
| 2.1.1 科学认识主体的形成 |
| 2.1.2 认识工具的科学化 |
| 2.2 科学认识发生机制的特征 |
| 2.2.1 人类认识成果的前提 |
| 2.2.2 科学认识工具的杠杆 |
| 第3章 科学认识发生机制的内、外在因素和逻辑因素 |
| 3.1 科学认识发生机制的内在因素 |
| 3.1.1 科学问题是科学认识发生的起点 |
| 3.1.2 科学主体是科学认识发生的中心 |
| 3.2 科学认识发生机制的外在因素 |
| 3.2.1 经验知识启发 |
| 3.2.2 理论知识导引 |
| 3.3 科学认识发生机制的逻辑因素 |
| 3.3.1 科学认识发生机制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
| 3.3.2 科学认识发生机制的逻辑性和直觉性 |
| 第4章 科学认识发生是认识工具“硬件”和“软件”的统一 |
| 4.1 科学认识工具的“硬件” |
| 4.1.1 微观认识工具的广泛运用 |
| 4.1.2 宏观认识工具的精准使用 |
| 4.2 科学认识工具的“软件” |
| 4.2.1 传统科学方法的合理应用 |
| 4.2.2 新时代智能方法的广泛应用 |
| 4.3 科学认识工具“硬件”和“软件”的统一 |
| 4.3.1 科学认识工具“硬件”的功能 |
| 4.3.2 科学认识工具“软件”的作用 |
| 4.3.3 科学认识工具“硬件”与“软件”统一的功用 |
| 第5章 科学认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
| 5.1 理论价值 |
| 5.1.1 认识价值 |
| 5.1.2 伦理价值 |
| 5.2 实践价值 |
| 5.2.1 科学发展的价值 |
| 5.2.2 技术发展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一、为什么是秦及汉初? |
| 二、为什么是刑罚制度与刑罚体系? |
| 第三节 先期研究及存在问题 |
| 一、秦汉法律研究 |
| 二、刑罚制度研究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材料及其性质的讨论 |
| 一、本文所用主要出土资料及文本 |
| 二、关于所用简牍资料性质的讨论 |
| 第二章 刑的起源与本质属性 |
| 第一节 刑的含义 |
| 一、刑的古义及其演化:一个古文字学的分析 |
| 二、肉刑 |
| 第二节 刑的起源 |
| 一、刑的起源之一:刑起于兵 |
| 二、刑的起源之二:同害刑或反映刑 |
| 第三节 刑的本质属性 |
| 一、放逐刑观点及其相关问题 |
| 二、刑的本质属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以死、刑、耐为中心而展开 |
| 第一节 关于秦汉刑罚体系的既有研究 |
| 第二节 加减刑·加减罪原理 |
| 一、加减刑的机制 |
| 二、加减刑的原因 |
| 第三节 死刑 |
| 一、死刑的种类 |
| 二、死刑的等次与序列 |
| 第四节 肉刑 |
| 一、肉刑的种类 |
| 二、肉刑的适用方式 |
| 三、肉刑的体系 |
| 第五节 耐刑 |
| 一、完、髡与耐 |
| 二、耐刑的形态与性质 |
| 三、耐刑与劳役刑的复合及其体系 |
| 第六节 劳役刑 |
| 一、劳役刑的种类 |
| 二、劳役刑不具有独立地位,不能单处 |
| 三、劳役刑轻重区分之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汉文帝的刑制改革:秦及汉初刑罚体系的终结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以及汉初所进行的法制调整 |
| 一、汉承秦制 |
| 二、汉初所进行的法制调整 |
| 第二节 汉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过程及基本内容 |
| 一、汉文帝刑制改革前的肉刑与徒刑 |
| 二、刑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内容及遗留问题 |
| 第三节 刑制改革的相关遗留问题 |
| 一、“罪人狱已决”之后文字的时间指向问题 |
| 二、刑期的逐级递减问题 |
| 三、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
| 四、禁锢的含义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条顿生源论及其在美国史学界的回响 |
| 第一节 条顿生源论在欧洲的形成及其内容 |
| 第二节 条顿生源论传入美国的语境与途径 |
| 第三节 条顿生源论在美国的传播与影响 |
| 第二章 帝国学派对条顿生源论的扬弃 |
| 第一节 空间转向与帝国学派的兴起 |
| 第二节 帝国学派对“条顿主义”的解构 |
| 第三节 美利坚殖民地史的重构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特纳边疆论对条顿生源论的革新 |
| 第一节 特纳边疆论生成的语境 |
| 第二节 特纳“反生源论”形象的建构 |
| 第三节 特纳“边疆”生源论的重塑及意义 |
| 第四章 海权论对条顿生源论的引申与运用 |
| 第一节 “美国向外看”与马汉海权论的生成 |
| 第二节 马汉海权论中的条顿种族主义 |
| 第三节 海权论在“条顿国家”的传播及影响 |
| 结论 |
| 附录1 “条顿生源论”学术谱系 |
| 附录2 “帝国学派”学术谱系 |
| 附录3 “特纳边疆学派”学术谱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四种中国蝉科昆虫谱系地理学研究暨枯蝉适应性进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生物地理学 |
| 1.1.1 生物地理学研究概况 |
| 1.1.2 谱系地理学研究概况 |
| 1.1.3 主要地质事件概况 |
| 1.1.4 岛屿生物地理学概况 |
| 1.1.5 第四纪冰期的潜在影响 |
| 1.2 分类学研究概况 |
| 1.2.1 分类学研究原理和现状 |
| 1.2.2 分子系统发生学的应用 |
| 1.2.3 简化基因组学的应用 |
| 1.3 物种、物种界定与物种形成 |
| 1.3.1 物种的基本概念 |
| 1.3.2 物种界定 |
| 1.3.3 物种形成 |
| 1.4 生物声学概述 |
| 1.4.1 生物声学概念 |
| 1.4.2 脊椎动物声学研究进展 |
| 1.4.3 昆虫声学研究进展 |
| 1.5 蝉科昆虫研究现状 |
| 1.5.1 中国蝉科昆虫代表种概述 |
| 1.5.2 蝉科昆虫谱系地理学研究概况 |
| 1.5.3 蝉鸣声在蝉科昆虫分类研究中的应用 |
| 1.6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斑透翅蝉Hyalessa maculaticollis整合分类与种群分化研究 |
| 2.1 引言 |
| 2.2 材料和方法 |
| 2.2.1 样品及样品收集 |
| 2.2.2 形态学研究 |
| 2.2.3 目的DNA提取、扩增、测序 |
| 2.2.4 分子系统发育分析 |
| 2.2.5 遗传多样性、种群结构与种群空间分布动态分析 |
| 2.2.6 分歧时间评估 |
| 2.2.7 种群鸣声结构的比较分析 |
| 2.2.8 声音回放实验 |
| 2.3 结果 |
| 2.3.1 斑透翅蝉H.maculaticollis和“H.fuscata”的形态变异 |
| 2.3.2 斑透翅蝉H.maculaticollis种群结构和系统发育关系 |
| 2.3.3 遗传多样性及种群动态 |
| 2.3.4 分歧时间估算 |
| 2.3.5 斑透翅蝉H.maculaticollis种内遗传距离与Hyalessa种间遗传距离 |
| 2.3.6 斑透翅蝉H.maculaticollis雄性鸣声结构分析与比较 |
| 2.3.7 斑透翅蝉H.maculaticollis与“H.fuscata”雄性鸣声结构比较 |
| 2.3.8 鸣声回放实验 |
| 2.4 讨论 |
| 2.4.1 形态变异与遗传变异 |
| 2.4.2 种群分化与谱系地理结构 |
| 2.4.3 种群历史动态 |
| 2.4.4 物种界定 |
| 第三章 黄蟪蛄Platypleura hilpa谱系地理研究 |
| 3.1 引言 |
| 3.2 材料和方法 |
| 3.2.1 样本采集 |
| 3.2.2 目的DNA提取、扩增、测序及微卫星基因分型 |
| 3.2.3 系统发育分析 |
| 3.2.4 遗传多样性与遗传结构 |
| 3.2.5 分歧时间评估 |
| 3.2.6 种群历史动态分析和种群结构分析 |
| 3.2.7 随时间变化的多样化率 |
| 3.2.8 祖先的地区重建 |
| 3.2.9 生态位建模(ENM)和关键环境变量 |
| 3.3 结果 |
| 3.3.1 多样性指数和中立性检验 |
| 3.3.2 系统发育与遗传结构 |
| 3.3.3 分歧时间估算 |
| 3.3.4 种群历史动态 |
| 3.3.5 遗传距离及Fst值 |
| 3.3.6 微卫星多样性与种群结构 |
| 3.3.7 祖先位点重建 |
| 3.3.8 当前、过去和未来的生态位模型 |
| 3.4 讨论 |
| 3.4.1 遗传多样性与谱系地理结构的关系 |
| 3.4.2 气候变化对海南岛及其邻近大陆种群遗传分化的影响 |
| 3.4.3 蝉在海洋中的长距离扩散 |
| 3.4.4 种群历史动态 |
| 3.4.5 基于ENM证据的气候和环境变化的潜在影响 |
| 第四章 合哑蝉Karenia caelatata分布格局及演化历史 |
| 4.1 引言 |
| 4.2 材料和方 |
| 4.2.1 样品收集、DNA提取、扩增、测序 |
| 4.2.2 形态学研究 |
| 4.2.3 系统发育分析 |
| 4.2.4 遗传多样性、种群结构 |
| 4.2.5 种群鸣声结构的比较分析 |
| 4.2.6 分歧时间评估及祖先区域重建 |
| 4.2.7 种群历史动态及种群基因流动 |
| 4.2.8 生态位建模(ENM)和关键环境变量 |
| 4.3 结果 |
| 4.3.1 合哑蝉K.caelatata形态变异 |
| 4.3.2 系统发育关系和种群结构 |
| 4.3.3 振翅声分析与比较 |
| 4.3.4 遗传多样性及遗传距离 |
| 4.3.5 分歧时间评估及祖先区域重建 |
| 4.3.6 种群历史动态、多样化及种群基因流动 |
| 4.3.7 当前和过去的生态位模型 |
| 4.4 讨论 |
| 4.4.1 表型分化与遗传分化 |
| 4.4.2 山脉隆升作用的影响 |
| 4.4.3 种群多样化模式 |
| 第五章 枯蝉Subpsaltria yangi种群分化及谱系地理研究 |
| 5.1 引言 |
| 5.2 材料和方法 |
| 5.2.0 样品及样品收集 |
| 5.2.1 目的DNA提取、扩增、测序 |
| 5.2.2 系统发育分析 |
| 5.2.3 系统发育分析 |
| 5.2.4 遗传多样性、种群结构与种群空间分布动态分析 |
| 5.2.5 分歧时间评估 |
| 5.2.6 种群鸣声结构的比较分析 |
| 5.3 结果 |
| 5.3.1 序列特征 |
| 5.3.2 系统发育关系和种群结构 |
| 5.3.3 种群动态分析 |
| 5.3.4 遗传距离 |
| 5.3.5 分歧时间的评估 |
| 5.3.6 种群间的鸣声结构比较 |
| 5.4 讨论 |
| 5.4.1 枯蝉种群分化的形成因素 |
| 5.4.2 两种进化速率造成的分歧时间差异 |
| 5.4.3 分子方差分析(AMOVA)多样化 |
| 第六章 基于基因分型测序(GBS)技术的枯蝉Subpsaltria yangi适应性进化研究 |
| 6.1 引言 |
| 6.2 材料和方 |
| 6.2.1 样本收集和寄主植物调查 |
| 6.2.2 目的DNA提取、SNP检测、基因型与多态性分析 |
| 6.2.3 系统发育及种群结构分析 |
| 6.2.4 分歧时期估算、多样化及祖先位点重建 |
| 6.2.5 种群历史动态分析 |
| 6.2.6 生态位建模(ENM)和关键环境变量 |
| 6.2.7 种群鸣声结构的比较分析 |
| 6.2.8 环境、地理距离、鸣声表型和寄主与遗传分化的关系 |
| 6.3 结果 |
| 6.3.1 测序分析、SNP检测和过滤 |
| 6.3.2 单倍型网络、系统发育、主成分分析和种群结构 |
| 6.3.3 分歧时间、多样化的评估及祖先位点重建 |
| 6.3.4 种群历史动态 |
| 6.3.5 种群间的鸣声结构比较 |
| 6.3.6 当前、过去和未来的生态位模型 |
| 6.3.7 环境变量、鸣声表型、地理距离、寄主植物与遗传分化的相关性 |
| 6.4 讨论 |
| 6.4.1 地理隔离促进种群分化 |
| 6.4.2 寄主植物差异对种群分化的影响 |
| 6.4.3 种群基因组结构和表型分化 |
| 6.4.4 遗传多样性比较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8）左翼史家的少数民族历史叙事（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价值 |
| 二、研究现状回顾与学术创新点 |
| 三、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起源及民族关系 |
| 一、抗战前的叙述 |
| 二、抗战后的叙述 |
| 第二章 民族战争 |
| 一、抗战前的叙事和评价 |
| 二、抗战后的叙事和评价 |
| 第三章 政权统治和人物评价 |
| 一、政权统治:事实叙述和规律探索 |
| 二、人物评价:脸谱化的叙述和指代性的表达 |
| 结语 |
| 一、叙事特点 |
| 二、少数民族历史叙述的现实价值 |
| 三、局限性和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米勒实验的争议与意义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一米勒实验的历史过程 |
| (一)米勒实验的思想基础 |
| (二)米勒实验的具体过程 |
| 二米勒实验引发的科学争议 |
| 三米勒实验的社会影响 |
| 四米勒实验的意义再探讨 |
| 结语 |
（10）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前人研究综述 |
|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创新点与基本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地外生物学的兴起——20 世纪50 年代的科学变革 |
| 1.1 米勒实验与生命起源理论的范式转变 |
| 1.1.1 米勒实验的历史过程 |
| 1.1.2 米勒实验引发的科学争议 |
| 1.1.3 米勒实验的社会影响 |
| 1.1.4 米勒实验的意义探讨 |
| 1.2 国际生命起源大会与生命起源研究的组织更新 |
| 1.2.1 国际生命起源大会的历史背景 |
| 1.2.2 首届国际生命起源大会概况 |
| 1.2.3 生命起源大会的制度化与学科发展 |
| 1.3 地外生物学——航天竞赛与行星免疫 |
| 1.3.1 人造地球卫星1 号带来的冲击 |
| 1.3.2 莱德伯格关于太空探测的思考:行星免疫学 |
| 1.3.3 地外生物学的提出及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火星生命探测——20 世纪60-70 年代的地外生物学实践 |
| 2.1 火星生命的历史渊源 |
| 2.1.1 月亮骗局 |
| 2.1.2 火星运河与火星科幻 |
| 2.1.3 新技术与新证据 |
| 2.2 水手4 号——火星生命探测争论及影响 |
| 2.2.1 火星生命探测的历史背景 |
| 2.2.2 三次研讨会与逐步推进的火星生命探测计划 |
| 2.2.3 学术争议:科学界的反对方 |
| 2.2.4 水手4 号探测结果与争议 |
| 2.3 海盗计划与地外生物学的沉寂 |
| 2.3.1 地外生命探测仪器的研制 |
| 2.3.2 海盗计划的实施与生物实验结果 |
| 2.3.3 生物解释与化学解释的争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航天实测之外的地外生物学研究——20 世纪60-80 年代的多学科参与 |
| 3.1 默奇逊陨石与星际分子——地外有机物与天地统一性 |
| 3.1.1 默奇逊陨石的发现与解读 |
| 3.1.2 星际有机分子的确认 |
| 3.2 嗜极生命——原始生命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
| 3.2.1 沃尔夫阱与南极生物 |
| 3.2.2 海底热液喷口的古细菌 |
| 3.3 搜寻地外文明计划——理论与实践 |
| 3.3.1 SETI的理论基础 |
| 3.3.2 SETI的初期实践 |
| 3.4 类蛋白质微球到RNA世界——代谢优先到遗传优先 |
| 3.4.1 福克斯的类蛋白质微球学说 |
| 3.4.2 RNA世界假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天体生物学的复兴与建制化——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学科建设 |
| 4.1 陨石背后的科学与政治 |
| 4.1.1 火星陨石的发现和确认 |
| 4.1.2 ALH84001 的解读与争议 |
| 4.1.3 火星政策转向——陨石解读背后的政治因素 |
| 4.2 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创立与发展 |
| 4.2.1 天体生物学的名称来源与学科范畴 |
| 4.2.2 美航局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创立 |
| 4.2.3 天体生物学研究所的发展与成果 |
| 4.3 学术刊物与学科教材——科研与教育的主阵地 |
| 4.3.1 《天体生物学》的10 年计量分析(2001-2010) |
| 4.3.2 天体生物学学科教材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系外行星与系内新目标——21 世纪新研究动向 |
| 5.1 系外行星与宜居带——宇宙微观结构再认识 |
| 5.1.1 系外行星的发现 |
| 5.1.2 系外行星的搜寻及特征 |
| 5.1.3 宜居带的定义与意义 |
| 5.2 欧罗巴与泰坦——巨行星卫星的宜居性 |
| 5.2.1 先驱者号、旅行者号与外太阳系探测 |
| 5.2.2 欧罗巴与泰坦的宜居性——新证据与新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天体生物学相关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
| 6.1 20 世纪上半叶生命起源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
| 6.1.1 随《字林西报》传入中国的生命起源知识 |
| 6.1.2 中国学者主动翻译、引进的生命起源学说 |
| 6.1.3 生命起源传播影响——以罗广庭事件和奥巴林学说为例 |
| 6.2 天体生物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
| 6.2.1 新媒体中的天体生物学 |
| 6.2.2 通过翻译引入的学术与科普作品 |
| 6.2.3 本土天体生物学研究与航天战略演变 |
| 第七章 结语 |
| 天体生物学兴起的两股历史传统 |
| 天体生物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
| 天体生物学的发展逻辑 |
| 天体生物学的意义探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词 |
四、生命起源有新假说（论文参考文献）
- [1]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与地球生态系统起源演化[J]. 张志飞,刘璠,梁悦,胡亚洲,陈飞扬,张志亮,陈延龙,任心宜,姚金龙,李国祥,郭俊锋,华洪.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 [2]滇东地区寒武系第二统软舌螺动物研究[D]. 刘璠. 西北大学, 2021(10)
- [3]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D]. 刘晗.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现代科学认识的发生机制研究[D]. 关升亮. 吉林大学, 2020(03)
- [5]秦及汉初刑罚制度研究 ——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主要依据[D]. 程令政. 吉林大学, 2020(12)
- [6]“生源论”与十九世纪末美国主要史学流派研究[D]. 吴万库.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四种中国蝉科昆虫谱系地理学研究暨枯蝉适应性进化研究[D]. 刘云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8]左翼史家的少数民族历史叙事（1930-1949）[D]. 宋逸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9]米勒实验的争议与意义新探[J]. 侯琨.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20(02)
- [10]20世纪50年代以来天体生物学的起源、发展与建制化[D]. 侯琨.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标签：科学论文; 天文论文;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论文; 生物科学论文; 生态系统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