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朝平定新疆割据势力及其历史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白帆[1]（2021）在《清代新疆法律治理体系建构的进程及其效果》文中认为清代新疆法律治理体系的构造是清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以史为鉴,归纳总结清代新疆法律治理体系的经验和警醒,对当下推进新疆治理和依法治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清代统一和治理新疆经历了四次重大政治危机,每次危机后中央政府都做出了相应的法律变革以加强治理,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法律治理体系。本文从法律合目的性、法律意识和法律安定性三个层面评估了清代新疆法律体系的治理逻辑、社会认可度和促进国家统一的有效性。
刘加明[2]（2020）在《渤海国“北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渤海（698—926）国祚二百余年,初期定都于东牟山一带,势力范围狭小,经过百余年的拓展,至第十代王大仁秀时期,其疆域范围已经达到“地方五千里”（《旧唐书·渤海传》）。囊括今天中国的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大部分地区,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以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成为当时东亚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渤海国的发展过程中,统治者根据周边局势变动及自身实力的消长,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发展方向,逐渐寻得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发展路径,并相应地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战略发展方向的执行。纵观渤海国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北进”是最核心的发展战略,一部渤海的疆域形成史,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渤海国北部疆域的拓展史。文章通过全面的搜集、整理渤海国发展的相关史料,借助考古发现,同时综合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渤海国最主要战略发展方向是向北。文章重点论述渤海国“北进”的历史过程,以及渤海国“北进”过程中内部及外部的促成及阻碍因素。具体而言文章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介绍此课题的选题源起,重点梳理并且分析目前国内外有关渤海国“北进”的研究现状,交代了论文行文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阐明了文章的几大创新点,以及研究的主要意义。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渤海国政权的建立及新政权的巩固。七世纪末由契丹人发起的反抗唐朝的斗争被平灭,但趁此叛乱的机会有大祚荣率众建立了渤海国。渤海国的初期都城在东牟山,位于今天的吉林省敦化一带,渤海建国后的领导集团包括契丹、靺鞨和高句丽人。由于政权建立之初实力弱小,渤海主动去突厥请求“吐屯”以求庇护,接受唐朝的册封,与周边强大的政权建立良好关系。并且渤海在建国初期向南迅速的收归了大量的高句丽和靺鞨之众。这使得新生政权得到了巩固,为下一步渤海国“北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论述了渤海国“北进”的探索。这一阶段大武艺开始主动的向外探索发展,当时渤海国向北遇见最强大的对手是黑水靺鞨,并且黑水靺鞨与唐朝联合,导致渤海国在与黑水靺鞨的战争中失败。迫使渤海国投向突厥,并联合契丹,向南和向西与唐朝发生了登州之战和马都山之战。在二次战争之前大武艺已将都城由东牟山向南迁至中京显德府,此时渤海国主要发展方向为向南和向西发展。不过虽然渤海国在登州和马都山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唐朝在战后调整了北部边疆地区的治理策略。随着节度使制度不断成熟,同时突厥又不断衰落,渤海国也认识到唐王朝的强大不可撼动,因此又积极向唐朝派遣使者,承认自己先前对抗唐朝犯下的错误,此后与唐朝再无矛盾。第三章为渤海国“北进”战略的具体施行。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继位又开始向北拓展疆域,在八世纪中期渤海国向北征服了拂涅和铁利靺鞨部落,随后便将都城向北迁至上京龙泉府,而渤海国将都城迁至此地一方面是渤海国“北进”取得收获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可见渤海国有意进一步向北拓展。在此之后除贞元元年至贞元八年（785—792）渤海国迁都东京龙原府外,其它时间都以上京龙泉府为都城,而迁都东京龙原府的原因也是渤海国“北进”受到了地形因素的限制,迁都东京后渤海国向北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第四章论述了渤海国对北疆的控制和政治影响力。在大钦茂去世后,渤海国内部发生了王位争夺斗争,严重影响了渤海国对北部靺鞨的控制力,原本受渤海国控制的靺鞨部落又重新能经过渤海国去唐朝朝贡,渤海国“北进”受到阻碍。直到大仁秀继位后,结束了渤海国的内部斗争并且进一步向北发展,征服了越喜、虞娄和黑水靺鞨部落,渤海国北部疆域范围发展至最大。至大彝震为王时期,渤海国被称为“海东盛国”,渤海国在“北进”征服的靺鞨部落地区设置了府、州,对他们进行控制。由于征服时间和距离渤海国中心地区远近不同,渤海国对它们的控制分为四个层次。第五章为渤海国“北进”的尾声及相关的问题的反思。在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渤海国发展逐渐由强盛转衰,渤海国北部的黑水靺鞨和宝露国从海路南下与新罗交流,此后又有大量的黑水靺鞨人南下至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渤海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北部靺鞨的控制能力,终于渤海国被契丹人所灭。渤海国北部的靺鞨部落并没有融入渤海族之中,渤海国灭亡后他们又重新独立发展。但是渤海国“北进”对北部的靺鞨部落产生重大影响,首次将今天的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的大部分地区连为一体。促进了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北部靺鞨部落带入东亚经济、文化圈。通过对渤海“北进”相关问题的梳理,可以看到渤海在当时东亚格局中向北发展选择的正确性,为渤海国发展成为海东盛国提供了客观场域。同时渤海国在“北进”的过程中很好的处理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尤其与唐朝关系密切,让渤海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不断提高。渤海国“北进”也促进了渤海国北部地区的社会发展,让北部靺鞨部落更为广泛的融入到东亚世界的发展体系之中。
齐琴琴[3]（2020）在《河东根本 ——北宋太原知府研究》文中指出北宋时期太原府属河东路,北邻契丹,西北与西夏接壤,承担着防御西夏和契丹重任,其政治、军事地位不言而喻。北宋朝廷非常重视太原府知府的选任。太原府官僚系统配备齐全,知府、通判和幕职官等协同处理太原府政务。太原知府在战时会兼转运使、经略安抚使等重要职务,在知府暂缺时,一般由钤辖等权知州事。据考察北宋太原府知府82人,他们任期内关注民生、辑寇安民、重学办学、兴修水利,为太原府的发展和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从知府任职特点来看,太原府知府大多由50至69岁之间的中高级官员担任,这些官员大多数进士出身,也有一部分来自门荫入仕,但是人数极少。知府平均任职时间最高是太宗年间,最低为徽宗年间。就知府整体仕途来说,太原府知府在任职期满后,大多数继续迁转担任地方长官,有将近1/4的官员进入中央任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官至宰执、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此外,太原府知府在北宋对外战争中基本能够做出正确战略部署,对宋夏、宋辽关系均产生一定影响。
王淼[4]（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指出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孟洋洋[5]（2018）在《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使这里成为农牧交错地带,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碰撞和交融的前沿地带。此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战略地位重要。各政权在此争夺激烈,军事活动频繁。特别是农耕民族进入此区域后,纷纷依托自然地理形势构建军事驻防体系。诸如构筑长城防御工程体系、创置地方军事机构、在军事价值较高之地建筑军事驻防城、进行区域交通道路建设等。各政权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军事活动不但关系着各自兴衰,更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发生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其毗邻区七场重大战争的军事地理考察,对重要地理节点有了明确判断。诸如,原阳骑邑,即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镇二十家村古城;赵国榆中,即今鄂尔多斯高原东部丘陵沟壑区;阳山,即今狼山;卫青所循榆溪旧塞,在今乌拉山西段以南、黄河以北区域;梓岭,即今狼山东段摩楞河口以东的分水岭;牧师城,为西汉增山县故城,即今东胜区泊江海子镇城梁村古城;大城塞,即今杭锦旗敖楞布拉格古城;满夷谷,实际是秦汉高阙的别称,即今狼山两狼山谷;定襄郡桐过县黄河津渡,北魏称作“君子津”,即今准格尔旗牛龙湾西侧黄河渡口;西河属国故城,即今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城圪梁古城;虎泽即今东胜区泊江海子镇的阿日善音淖尔;南匈奴句龙部叛乱始发地在雁门郡;谷城,为西汉谷罗县故城,即今伊金霍洛旗莫日古庆古城;天山,亦称祁连山,即今山西管涔山东北部支脉;桥门,即今安塞县鸦行山的垭口;走马水,即今大理河;奢延泽,即今靖边县海则滩乡北部洼地;落川,即今宁夏苦水河;令鲜水,当今宁夏红柳沟;灵武谷,非唐以降贺兰山灵武谷,在今同心县预旺镇山间谷地。军事驻防城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战国秦汉时期在鄂尔多斯高原有众多驻防城。其中,战国时期有云中城、九原城、肤施城、阳周城等;秦代在沿用战国时期驻防城基础上,又沿黄河设置富平、渠搜、河阴等驻防城;西汉在鄂尔多斯高原重要的军事驻防城可分为三类,即边郡部都尉府治城、属国都尉府治城和其它都尉府治城;东汉则有使匈奴中郎将府、度辽将军府和右校尉府治城等驻防城。这些驻防城位于战略要地,扼守交通要冲,发挥着重要军事作用。构筑长城军事防御工程体系是鄂尔多斯高原重要的军事活动。赵国阴山南麓长城是集墙体、障城、烽燧、塞墙、塞壕为一体,又有云中城、九原城等城镇作为后方基地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战国秦长城鄂尔多斯高原段分为两支:一支构筑于秦惠文王时期,由靖边县南部循白于山向东延伸至绥德县黄河附近终止,并未循无定河延伸至肤施县城附近。另一支构筑于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及其后数年,由靖边县南循分水岭、河川台地向东北延伸至达拉特旗敖包梁终止,并未抵达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黄河附近。由敖包梁循东胜梁分为东西两支的长城遗迹应是赵国构筑。秦朝在鄂尔多斯高原及其毗邻区,修缮战国北长城、“城河上为塞”、构筑桌子山和阴山长城。“城河上为塞”即在榆中至北河的黄河东岸建筑县城,利用黄河天险进行防御。桌子山长城也是“河上塞”组成部分。秦朝在狼山、查石太山和大青山新筑长城作为鄂尔多斯高原的外围防线,至汉代也被利用。秦汉阴山长城沿线的障城及其南侧的众多郡县城镇是该防御工程体系的重要支撑点。交通路线对于军事行动和驻防体系具有支撑作用。鄂尔多斯高原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三个阶段。战国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区域的交通路线初步形成,而西部和中部偏西区域却未形成明显大道。秦朝开凿直道等,大力开发鄂尔多斯高原交通,奠定了此区域交通网络基本格局。汉代鄂尔多斯高原道路更加密集,形成四条东西向、三条南北向交通大道的交通网络骨架。在此骨架内,又有诸多以郡城或重要军政据点为节点、通向各方的道路。此区域交通网络的形成与演变,受各政权军事活动、自然地理环境、政区地理分布、民族地理分布和军事地理格局等因素综合影响。战国秦汉时期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既是一个因应军事对抗、政治形势、民族关系诸多因素而构建的中长时段动态过程,也是一个依托自然地理环境和军事地形不断变化的空间进程。赵国攻取“榆中”占据鄂尔多斯高原东部丘陵沟壑区;进取“阴山”,并在其南麓构筑长城防御工程体系。秦国亦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构筑长城防御工程体系。秦朝击退匈奴后,凭借黄河天险“城河上为塞”,依托阴山山脉筑长城,形成鄂尔多斯高原的外围防线;又开凿直道,将沿途郡县、战国秦长城防线紧密衔接,形成具有层次和战略纵深的军事驻防体系。汉初,利用赵国北长城和战国秦长城防御工程体系,并在战略高地和河川谷道置城屯戍,控扼交通,形成以防御为主的军事驻防体系。汉武帝时期,在鄂尔多斯高原形成外围有诸长城防御工程体系屏障,内地有边郡部都尉府和属国都尉府驻于军事要地协助,攻守兼顾、以攻为主的军事驻防体系,实现此区域战略地位的转变。其后,除汉宣帝罢塞外列城外,该军事驻防体系并无太大变化。至新莽时期,该军事驻防体系受匈奴冲击和新室放弃双重影响而逐渐消亡。东汉时期,经光武重构、明帝完善,至和帝永元年间,在鄂尔多斯高原形成以使匈奴中郎将府和度辽将军府为领导核心,以右校尉府、上郡属国都尉府和西河郡属国都尉府为辅助,以南匈奴为“扞戍”的军事驻防体系。至东汉后期在诸多民族武力冲击下走向解体。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城、长城防御工程体系、交通网络和重大战争诸军事地理要素的微观剖析,对该时段此区域军事驻防体系建构与演变的宏观研究,可见战国秦汉时期此区域的军事活动规模具有由小趋大的阶段性,军事驻防体系具有明显的空间演变性。此区域的军事活动深受自然地理环境、地缘政治、军事形势和民族地理分布等因素综合影响。
郭超文[6]（2017）在《清代新疆屯垦及其历史意义概略察究》文中认为清代,社会变革因素萌生滋长,中国社会渐趋进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面对资本—帝国主义对世界市场的野蛮争夺,民族对立、边疆危机、政局晃动等问题开始显现,新疆愈发遭受列强入侵,一再陷入内部动乱纷争的危险困境。但由于清代渐趋完善的新疆屯垦机制,基本有效地抵制了外部入侵,成功遏制了动乱分裂活动,它是西北边疆安全的重要保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
李怀印[7]（2017）在《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历时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此一过程由三个关键环节所构成,即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前半期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形成,19世纪后半期从前近代疆域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以及20世纪上半期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的肇建。现代中国国家之最基本特征,是其既"大"且"强",亦即辽阔疆域及多族群人口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结构的结合,从而在现代世界诸民族国家中独具特色。本文从宏观的比较历史角度,审视了中国的国家转型的历史实际,对有关近代国家形成的经典文献中所流行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之规范认识提出质疑,同时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界定和分期提出新的看法。
玉努斯江·艾力[8]（2017）在《清代塔兰奇人研究》文中认为“塔兰奇”,是对中国新疆伊犁地区和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境内维吾尔人的旧称。塔兰奇,又译为“塔里雅沁”,系古突厥语,其产生与当时新疆地区的土地制相关。从文献学角度而言,该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50年代,但其作为特定人群身份的代称却出现较晚。清朝统一新疆后,在重新组织分散在阿克苏地区的伊犁原有居民的基础上,招募天山南路各地维吾尔人,把他们迁徙至伊犁河南北两岸各地从事农耕,保障了清军的粮食供应并让其上交赋税,按准噶尔旧例被冠以“塔兰奇”一词来称呼。1881年,伊犁维吾尔人迫迁俄属七河省后,塔兰奇一度成为中亚部分维吾尔人的民族称呼。1921年按照塔什干会议的精神,中亚维吾尔人放弃了这一名称,恢复原称——维吾尔。20世纪30年代,即民国新疆军阀盛世才统治时期,“塔兰奇”这一名称具有了民族的含义,被认定为一个民族实体,一直延用到1950-1952年开展的第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中才被禁止使用。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围绕塔兰奇人的名称、准噶尔割据政权与天山南北的农耕人口、清朝平定准噶尔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首先就有关塔兰奇名称的几种观点和伊犁八千户的历史以及“塔兰奇”一词的词源进行研究;其次,就准噶尔割据时期天山北部的“塔里雅沁”“布哈拉人”“伯德尔格、乌沙克”等农耕人群进行探讨。第二章主要从军府制和清朝在伊犁推行的农业发展政策、清政府对伊犁塔兰奇人实施的管理和统治方法、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落等三个方面,探讨军府制的设立及其职能、塔兰奇农耕文化的形成、塔兰奇人的司法制度等相关问题,进而勾画出清代塔兰奇人的各种义务、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落的全貌。第三章分三个部分对1864年固勒扎事变与塔兰奇割据政权进行研究。首先从伊犁地区复杂的民族矛盾以及陕甘回民起义对固勒扎事变的影响等方面,对事变爆发的原因进行剖析;其次探讨固勒扎事变后建立的塔兰奇政权体制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第三部分结合相关文献,对塔兰奇政权的内部斗争以及沙俄侵略伊犁等对塔兰奇政权的灭亡进行分析。第四章通过对伊犁塔兰奇人迫迁俄属七河省及其建立的村落的研究,阐述塔兰奇人被迫迁往七河省的过程以及迫迁对伊犁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并分析塔兰奇人迁出伊犁后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及其对伊犁塔兰奇人的影响等问题。为系统阐述清代塔兰奇人的历史,笔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运用历史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田野调查法、历史地理学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并吸收宗教人类学、音乐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口述访谈法的新成就和新方法对清代塔兰奇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塔兰奇人最初发祥地并不在伊犁,而是在今新疆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一带;“塔兰奇”一名是对历史上被准噶尔统治者强迫从事农耕的部分维吾尔人按照职业认同模式贴上的一种标识。回屯是清政府的一个创举,在清代伊犁的各类屯垦形式中成效最大。就目前而言,伊犁河两岸大部分村落是从清代回屯屯区基础上发展而来,并是其发展模式的延续。新疆伊犁农业的开发史事实上是各个民族共同开发、共同建设、共同反对外来侵略的一部历史。
白林文[9]（2016）在《清代贵州“苗疆六厅”治理研究》文中认为清代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贵州黔东南苗疆从雍正“改土归流”以后正式归入“王化”的“版图”。从开辟以前“无君长不相统属”的社会状况进入到设置郡县派遣流官治理时期,苗疆从间接统治过渡到了直接统治的时代。相对于几年的开辟苗疆来讲,100多年苗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长期治理更是清代面临的主要问题。前人对苗疆研究成果已不少,但主要侧重于经济开发、政治统治、法律调控以及苗汉文明互动等,纵向上没有把有清一代苗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一个全面总结,横向上也仅对某个问题进行单方面阐述,没有全面揭示苗疆“归流”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清代治理政策之间的重要关联。清代苗疆治理是一个不断调整、变动、发展的动态过程,反映了朝廷对民族地区治理政策日渐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本文围绕清代苗疆开辟的时代背景,雍乾和咸同两次苗民起事与清廷治理政策的关系,中央治理政策调整与苗疆社会发展状况的互动,“因俗而治”与加强中央控制等既矛盾又统一的问题进行叙述,通过分析清代前中期与后期治理苗疆的不同举措进行比较,从而揭示清代治理苗疆的重要邅变历程,指出清末苗疆治理的重要改革从而结束了苗疆动乱的历史。研究清代苗疆治理的历程和特点不仅可以总结清代治理民族地区政策的得失,也对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施政有重要借鉴意义。叙论部分提出本文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及前人对贵州苗疆研究文献的综述,指出苗疆治理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与存在的不足,并对相关的重要概念进行诠释。第一章总述改土归流以前苗疆的社会制度概况,如“鼓社”制度调整苗民的宗族关系,“理老”制度维持苗疆村寨的重要支柱,“议榔”组织调整苗疆区域。并简要对明代黔东南苗疆政治社会进行概述。此章为开辟苗疆的论述进行铺垫,也是全篇论文写作的前奏。第二章论述雍正对西南改土归流的重要历史时代背景及其目的以及开辟苗疆的历史过程。文章论述了西南土司制度发展到清代,与大一统政治思想日益冲突,清代为加强对西南交通、经济贸易和国防调整等重要战略的直接控制,在鄂尔泰的建议下进行了历史上着名的“改土归流”。“开辟”黔东南苗疆被纳入改土归流的重要一环。雍正用武力开辟苗疆后,来不及考察苗疆传统社会状况,对苗民直接征收赋税,从而导致雍正晚年爆发了苗民起事。乾隆上台后用张广泗为经理苗疆大臣迅速平定苗疆,从而为乾隆时期苗疆的各项稳健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章论述雍正乾隆时期苗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秩序的总体治理及成效。政治治理上,雍正开辟苗疆后,首先在苗疆建置“新疆六厅”,军事上在苗疆设营置汛,乾隆时期实行屯田制度,雍正和乾隆鉴于苗疆社会的分散和固有的传统社会习惯机制而采取了较灵活治理措施,在本无土司的苗疆建立了土司制度。乾隆时期苗疆社会治理主要是加大对苗疆基层的调整,对“生苗”“熟苗”采取分治,在基层设立苗寨“头人”制度,苗头隶属于土司,土司又隶属于流官,通过土司分管各苗山寨,借此流官从而统治苗疆社会。在苗疆法制文化风俗治理构建上,乾隆鉴于苗民固有的习惯法传统,规定苗人内部纠纷适用“苗例”仲裁。文化教育建设上,雍正时期就开始在苗疆建设学校,作为化导苗民的一项治理政策来施行。但是乾隆十六年以后考虑到苗民普遍识字会危及清廷的统治,取消了苗疆地区的社学,义学也日渐衰落。经济治理构建上鉴于苗民长期无纳税的传统,乾隆元年下令“永不征收苗赋”,从而促进了苗疆的经济发展；乾隆时期大力发展苗疆交通建设,开浚苗疆水道,建设苗疆驿铺,发展苗疆贸易,并移民开发苗疆,从而使苗疆的治理迈向了内地化的进程。乾隆对苗疆治理能适度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治理实际上仍然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政策,如限制汉民移入苗疆,规定汉、苗不能交往,取消苗民接受文化教育、苗疆土地不断落入汉民手中而难以调整等,诸种矛盾错综复杂,从而埋下了嘉道时期严重的社会矛盾。第四章论述嘉庆道光时期苗疆各项社会矛盾的日渐突出。首先是“客民”不断涌入苗疆,苗民土地不断丧失,官、民的高利贷使苗民日益破产,从而伏下了深层次的矛盾。其次是苗疆屯政日益废驰,屯军不断挤压苗民的生存空间,而且苗疆驻地军队的采买制度日久生弊,逐渐演变成了盘剥苗民的一项弊政。鸦片战争以后,厘税在苗疆的推行以及徭役的加重也使苗民生活日益陷入贫困的境地。再加上苗疆土司通事等不断欺凌剥削苗民,官府在政治上与军事上也给苗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族群文化上,从乾隆时期不断移民苗疆的“客户”,至道光以后苗、汉“主客”地位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苗、汉文化差异日益成为族群矛盾的焦点。再加上清代后期苗疆人口不断增长,但土地却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使苗疆社会矛盾一触即发。第五章在第四章矛盾发展的基础上简要叙述了苗疆咸同动乱的原因、过程与结果。同治末年,苗民动乱被平定以后,官民经过战争的洗礼,对治理苗疆各项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苗疆社会各项弊政提出了改革措施。加上咸同动乱以后,苗疆社会阶层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基层地方士绅势力不断上升,为清末贵州苗疆治理的近代化治理重构奠定了下层基础。第六章是本文重点,论述咸同动乱以后苗疆近代化治理的重构。本章主要指出经过了近20年的咸同动乱以后,地方官府与清廷治理苗疆已体现了改革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治治理构建上：一是逐渐废除“苗疆六厅”土司,从而减轻了苗疆基层苗民的负担；二是苗疆军伍开始向苗民开放,使得苗民第一次有了进入上层体制的窗口,突破了从前“以汉治苗”的樊篱,构建了“以苗治苗”的务实政治治理体系。经济治理重构上：在兼顾各阶层利益基础上规范了苗疆经济与赋税制度,一是坚决废除苗疆陋规,直接向苗民征收固定赋税,从而避免苗民长期受陋规的任意剥削；二是光绪初年朝廷规定“开垦纳赋占田制”,使苗疆土地所有权直接归入民、苗个体家庭,促进了苗疆乱后的经济得以恢复；三是改革了苗疆屯田制度,把屯田逐渐收归地方流官管理,同时取消驻扎苗疆军队的“采买”制度,使苗民生存压力逐渐减轻。文化习俗治理构建上：一是在苗疆大力发展教育,广泛普遍建设学校,苗民从此得以进入学校学习汉语文化,使苗疆文化教育迈入了近代化的重构；二是地方官在政治实践中已体会到民族地区“因俗而治”的传统政治思想重要性,在相对尊重苗民风俗的基础上推行“汉化”政策,从而避免了苗、汉关系的紧张。社会基层的治理构建上：一是通过官府的承认从而提升苗疆地域习惯法以代表正统的国家权威,并以石碑刊刻的方式广泛公布于苗疆基层村寨,晓示地方官员、土弁以及苗民,既适合了苗民的传统习惯,也使国家法制顺利扩张深入苗疆基层；二是在苗疆土官式微之后,地方士绅不断崛起的情况下,朝廷开始在苗疆建立了保甲制度,把苗疆原来流官-土司-苗寨头人-苗民的社会治理结构,过渡到流官-保-甲-苗民的统治结构,从而使苗疆的国家化、内地化进程进一步加深,为苗疆近代化秩序重构奠定了基础；三是面对苗疆村寨分散的特点,流官通过授权地方村寨进行“自治”,此种措施在减少治理成本的同时达到有效构建苗疆基层秩序的目的。结语在前面几章论述的基础上,总结清代苗疆治理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一是从国家政权治理角度上看,苗疆治理治理方式从族际主义治理向地域主义治理逐渐转型；二是从政府治理的方式上看,苗疆治理方式从一元治理逐渐向多元治理转型；三是从治理的主体来看,从中央政府直接治理苗疆转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苗疆地方基层社会共同治理并存上来；四是从治理的性质上看,从防范控制苗疆苗转变到防范与注重苗疆民生的治理并存上来；五是从治理的对象上来看,已从开辟前的边疆治理政策转入了内地化治理模式上来。以上诸种具有改革性的治理措施使苗疆进入了近代化治理重构。
谢孝明[10]（2015）在《清代“改土归流”:土司制度与伯克制度的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的早中期,清政府秉持"因俗而治"的精神,在西南和西北民族地区分别采取了土司制度和伯克制度对其实施治理。土司制度和伯克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段对于边疆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土司制度和伯克制度存在制度设置先天的不足与固守陈规后天的失调,其弊端以及历史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暴露。为了适应时局的变化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清政府先后在西南和西北民族地区进行了"改土归流",以除旧布新。改土归流是中国治边史上的重大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改土归流对于边疆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和睦团结、文化的交融,无疑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二、清朝平定新疆割据势力及其历史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朝平定新疆割据势力及其历史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新疆法律治理体系建构的进程及其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危机与变革：清代新疆法律治理体系的建构进程 |
| （一）从政治象征性统治到实控性法律治理的展开 |
| （二）从羁縻失控到法律治理的创制 |
| （三）从边疆危机到政治法律一体化的基本完成 |
| （四）从王朝治理体系到近代民族国家法律体系的转化 |
| 二张力的平衡：清代新疆法律体系治理效果的评估 |
| 三以史为鉴：清代新疆法律治理体系的历史启示 |
| 四结语 |
（2）渤海国“北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渤海国建立及初期政权的巩固 |
| 第一节 渤海国的建立 |
| 一、营州之乱与大祚荣东奔 |
| 二、渤海建国初期的都城 |
| 三、渤海建国集团构成 |
| 第二节 渤海建国初期与周边关系 |
| 一、渤海建国初期的周边局势 |
| 二、渤海请吐吞于突厥 |
| 三、新罗授大祚荣为五品大阿飡 |
| 四、唐朝册封渤海郡王 |
| 第三节 渤海建国初期势力范围拓展 |
| 一、渤海国建国初期的疆域范围 |
| 二、渤海建国初期的南拓 |
| 三、渤海对西北部泊咄和安车骨部的控制 |
| 第二章 渤海国的“北进”探索 |
| 第一节 渤海国“北进”与黑水靺鞨的战争 |
| 一、黑水靺鞨的历史沿革及发展 |
| 二、大武艺向南发展的局限及战略调整 |
| 三、渤海“北进”至黑水靺鞨的交通路线 |
| 四、渤海战败及“北进”战略的暂时搁置 |
| 第二节 渤海国与唐朝的军事摩擦 |
| 一、渤海越海“南进”与唐朝的登州之战 |
| 二、渤海偏师“西进”与唐朝的马都山之战 |
| 三、唐朝北疆局势变化及对渤海战略发展方向的影响 |
| 第三章 渤海国“北进”战略的实施 |
| 第一节 渤海国“北进”征靺鞨诸部 |
| 一、拂涅、越喜、铁利、虞娄地理位置述考 |
| 二、大钦茂“北进”征服拂涅、铁利部落 |
| 第二节 从中京到上京:渤海向北迁都 |
| 一、渤海迁都上京前东北亚局势 |
| 二、渤海迁都上京标志“北进”战略确立 |
| 第三节 渤海迁都东京与“北进”的关系 |
| 一、自然地理环境对渤海“北进”的影响 |
| 二、渤海迁都东京的原因 |
| 三、渤海“北进”率宾水和越喜靺鞨地区 |
| 第四章 渤海国的北疆控制与政治影响力 |
| 第一节 渤海国内部斗争与北疆边患 |
| 一、渤海统治阶层的内争 |
| 二、越喜、虞娄、黑水靺鞨遣使朝唐 |
| 第二节 大仁秀“北进”讨伐“海北诸部” |
| 一、大仁秀时期渤海国中兴 |
| 二、大仁秀“北进”征服越喜、虞娄、黑水靺鞨部落 |
| 三、渤海极盛时北部疆域的限定 |
| 第三节 渤海国对北部靺鞨部落的政治影响力 |
| 一、渤海对北部靺鞨部落的控制形式考 |
| 二、渤海对北部靺鞨控制的四个层次 |
| 三、北部靺鞨部落与“渤海族”的关系 |
| 第五章 渤海国“北进”的尾声及反思 |
| 第一节 渤海国“北进”的尾声 |
| 一、渤海国的衰亡 |
| 二、黑水、宝露国向南“和通”新罗 |
| 三、渤海灭亡后北部靺鞨部落的去向 |
| 第二节 关于渤海国“北进”相关问题的反思 |
| 一、车书本一家:从“北进”看唐朝与渤海的关系 |
| 二、渤海“北进”巩固了在东亚的地位 |
| 三、渤海“北进”促成“海东盛国”局面的到来 |
| 四、渤海“北进”将北部靺鞨部落带入东亚经济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河东根本 ——北宋太原知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北宋太原府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太原府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太原府历史地位 |
| 第二章 北宋太原府职官及其职能 |
| 第一节 太原府知府及其属官 |
| 第二节 河东路转运使、经略使与太原府知府 |
| 第三章 北宋太原府知府选任情况 |
| 第一节 太原府知府考 |
| 第二节 太原府知府籍贯、年龄考 |
| 第三节 太原府知府任职年限、迁转考 |
| 第四章 战争、和平时期的太原知府 |
| 第一节 战争时期太原府知府 |
| 第二节 和平时期太原府知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立题依据 |
| (一)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资料 |
| (一) 档案、文献类 |
| (二) 游记、日记、方志类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重点、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疆建省前的局势 |
| 第一节 晚清新疆的空前危机 |
| 一、“大一统”天下观的蜕变 |
| 二、新疆“内忧外患”形势 |
| 三、沙俄强占伊犁与英、俄角逐 |
| 第二节 海防、塞防之争与“哲德沙尔”政权的覆灭 |
| 一、海防、塞防之争下的晚清国家安全观 |
| 二、清军西征与伊犁的收复 |
| 第三节 新疆建省方案的提出 |
| 一、建省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 二、建省方案的构想 |
| 第四节 行省制在新疆的确立 |
| 一、“建省设抚”的实施 |
| 二、“建省设抚”的意义 |
| 第二章 建省初期新疆巡抚的治疆政策(1884-1891) |
| 第一节 刘锦棠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4-1889) |
| 一、固防与整军 |
| 二、吏治的整顿 |
| 三、屯垦与税收 |
| 四、变通政令与社会治理 |
| 五、教育与民族交流 |
| 第二节 魏光焘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9-1891) |
| 一、边防建设与国土安全 |
| 二、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 |
| 第三章 新疆巡抚陶模、饶应祺的治疆政策(1891-1902) |
| 第一节 陶模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1-1895) |
| 一、武备与边圉 |
| 二、发展经济与规范赋税 |
| 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 |
| 四、因材施教,提倡国学 |
| 第二节 饶应祺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5-1902) |
| 一、保障政治稳定 |
| 二、加强边防安全 |
| 三、保障经济利益 |
| 四、教育与宗教政策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后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2-1906) |
| 第一节 潘效苏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2-1905) |
| 一、晚清“新政”的施行与新疆的改革 |
| 二、揆情审势,遴官益边防 |
| 三、“遣客改土”欲固边防 |
| 四、“新政”下的新疆经济 |
| 五、安抚哈萨克,稳定民族关系 |
| 第二节 吴引荪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5-1906) |
| 一、整吏治与课吏馆 |
| 二、废止招募世袭兵 |
| 三、理清度支,清算赃银 |
| 四、创立近代警制 |
| 五、兴办近代学堂 |
| 第五章 预备立宪体制下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6-1912) |
| 第一节 联魁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6-1910) |
| 一、筹立宪,拟设谘议局 |
| 二、惩治腐败 |
| 三、改练新军,创立巡防队 |
| 四、统一财政,置办工艺局 |
| 五、严禁毒品 |
| 第二节 袁大化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10-1912) |
| 一、拟修铁路,实边固防 |
| 二、开辟利源,挽救财政 |
| 三、拓宽教育视野 |
| 四、“固本图文明”政策的失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主旨、结构和方法 |
| 第一章 鄂尔多斯高原的地理形势 |
| 第一节 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地理形势 |
| 一、地势地貌 |
| 二、水系 |
| 三、气候和植被 |
| 第二节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人文地理形势 |
| 一、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政区分布 |
| 二、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民族分布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重大战争的地理考察 |
| 第一节 战国时期赵国攻取“榆中”战争的空间进程 |
| 一、赵国“原阳骑邑”的地理位置何在 |
| 二、赵国“榆中”的地理位置考实 |
| 三、赵武灵王进军路线蠡测 |
| 第二节 秦代蒙恬北征匈奴战争的地理考察 |
| 一、历史文献对蒙恬北击匈奴战争的记载 |
| 二、蒙恬北击匈奴战争涉及的地理问题 |
| 第三节 西汉元朔二年卫青攻取“河南地”战争的战场考察 |
| 一、卫青攻取“河南地”的军政背景 |
| 二、卫青攻取“河南地”战争时空进程的文献记载 |
| 三、卫青攻取“河南地”战争的相关地理问题剖析 |
| 第四节 东汉永元年间平定逢侯叛乱的军事地理剖析 |
| 一、逢侯武装叛乱的历史背景 |
| 二、逢侯叛逃塞外的空间进程 |
| 第五节 东汉永初年间戡定南匈奴单于檀叛乱的军事地理探析 |
| 一、南匈奴单于栾提檀发动武装叛乱的原因 |
| 二、南匈奴单于栾提檀叛乱的时间进程 |
| 三、南匈奴单于檀叛乱相关历史地理问题 |
| 第六节 东汉永和年间句龙吾斯叛乱的军事地理探索 |
| 一、句龙吾斯叛乱的时间进程 |
| 二、句龙吾斯叛乱相关历史地理问题 |
| 第七节 东汉建宁元年夏秋段颎追击东羌叛众路线考述 |
| 一、由桥山至奢延泽寻觅东羌叛众 |
| 二、由奢延泽至泾阳追击东羌叛众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重要驻防城 |
| 第一节 战国和秦代鄂尔多斯高原的驻防城探索 |
| 一、战国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的赵、秦两国驻防城 |
| 二、秦代鄂尔多斯高原的驻防城 |
| 第二节 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重要驻防城 |
| 一、边郡部都尉府治城 |
| 二、边郡属国都尉府治城 |
| 三、其它军事机构驻地 |
| 第三节 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机构驻地 |
| 一、使匈奴中郎将府治城 |
| 二、度辽将军府治城 |
| 三、右校尉府治城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长城工程体系 |
| 第一节 赵国北长城的建造与分布 |
| 一、赵国北长城的走向 |
| 二、赵国北长城沿线障城 |
| 三、赵国北长城北侧的塞墙和塞壕 |
| 四、赵国北长城后方的郡县城镇 |
| 第二节 战国秦长城的建造与分布 |
| 一、鄂尔多斯高原及其毗邻区战国秦长城遗迹走向 |
| 二、战国秦长城北段走向与终点问题 |
| 三、靖边县南部至达拉特旗敖包梁段长城修筑时间 |
| 第三节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及其毗邻区长城诸问题 |
| 一、秦长城的构筑年代辩析 |
| 二、秦代“河上塞”的位置辩析 |
| 三、秦汉阴山长城的走向 |
| 四、秦汉阴山长城沿线的军事据点 |
| 小结 |
| 第五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网络 |
| 第一节 战国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格局 |
| 一、赵国对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及毗邻区道路的开发 |
| 二、秦国对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区域道路的开发 |
| 第二节 秦代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格局 |
| 一、秦直道相关问题探讨 |
| 二、秦直道沿途岔路与鄂尔多斯高原其它道路 |
| 第三节 汉代鄂尔多斯高原的交通网络 |
| 一、汉代鄂尔多斯高原北部及毗邻区的交通道路 |
| 二、汉代鄂尔多斯高原中部的交通道路 |
| 三、汉代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及毗邻区的交通道路 |
| 四、汉代关中通往鄂尔多斯高原西南部的交通线 |
| 小结 |
| 第六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驻防体系的建构与演变 |
| 第一节 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在鄂尔多斯高原的驻防体系 |
| 一、赵国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与军事布防 |
| 二、秦国北进鄂尔多斯高原与军事布防 |
| 第二节 秦代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建构与演变 |
| 一、秦始皇三十三年前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的军事驻防体系 |
| 二、秦始皇晚期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区的军事驻防体系 |
| 三、秦末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瓦解 |
| 第三节 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建立与分布 |
| 一、西汉初期鄂尔多斯高原局部军事驻防体系的建立 |
| 二、西汉武帝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驻防体系的发展与分布 |
| 三、西汉昭帝至新莽时期军事驻防体系的变化 |
| 第四节 东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重构与演变 |
| 一、东汉光武帝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初步重建 |
| 二、东汉明帝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完善 |
| 三、东汉和帝时期军事驻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
| 四、东汉中期军事驻防体系的变化 |
| 五、东汉后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的衰微 |
| 小结 |
| 第七章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演变的特征、影响因素和启示 |
| 第一节 战国秦汉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演变的时空特征 |
| 一、鄂尔多斯高原军事活动规模由小趋大的阶段性时间特征 |
| 二、鄂尔多斯高原军事驻防体系横向扩展的空间特征 |
| 第二节 战国秦汉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演变的影响因素 |
| 一、地缘条件因素 |
| 二、军政形势因素 |
| 三、民族地理因素 |
| 四、自然地理因素 |
| 第三节 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演变的启示 |
| 一、在当代国防建设方面 |
| 二、在人地关系方面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清代新疆屯垦及其历史意义概略察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代新疆屯垦状况概述 |
| (一) 康雍时期新疆屯垦状况。 |
| (二) 乾嘉时期新疆屯垦状况。 |
| (三) 咸丰至光绪时期新疆屯垦状况。 |
| 二、清代新疆屯垦的特点 |
| (一) 屯垦形式多样, 涉及民族众多, 屯垦来源复杂。 |
| (二) 持续时间较长, 波及范围较广, 取得效果显着。 |
| (三) 兵民并济, 南北兼顾, 屯防相维。 |
| 三、清代新疆屯垦的历史意义 |
| (一) 保障西北边疆安全,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 |
| (二) 完全解决军粮供给, 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
| (三) 促进新疆全面发展, 民族交融日益加强。 (11) |
（8）清代塔兰奇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史料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难点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代前期的塔兰奇人 |
| 第一节 论塔兰奇名称 |
| 一、塔兰奇名称的由来 |
| 二、伊犁八千户的历史解读 |
| 三、塔兰奇一名的语源及含义 |
| 第二节 准噶尔汗国与天山北部的劳动群体 |
| 一、塔里雅沁 |
| 二、布哈拉人 |
| 三、伯德尔格、乌沙克、萨尔特卡尔梅克人 |
| 第三节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 |
| 一、准噶尔汗国内部矛盾及其对塔兰奇社会的影响 |
| 二、清朝政府征讨达瓦齐和塔兰奇人的归附 |
| 三、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及塔兰奇人的逃亡 |
| 第二章 清朝政府统治时期的塔兰奇人 |
| 第一节 军府制与在伊犁推行的农业发展政策 |
| 一、军府制的设立及其职能 |
| 二、大规模的移民与发展农业生产 |
| 三、伊犁农业发展史的“窗口”—塔兰奇农耕文化的形成 |
| 第二节 清朝政府对伊犁塔兰奇人的管理 |
| 一、清代伊犁伯克制度及各级伯克的职掌 |
| 二、清代塔兰奇人的司法体系 |
| 三、清代塔兰奇人的各种义务 |
| 第三节 清朝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 |
| 一、在伊犁河南岸建立的玉孜村 |
| 二、在伊犁河北岸建立的玉孜村 |
| 三、伊犁河上游南岸的土地开发及塔兰奇村落 |
| 第三章 1864年固勒扎事变与伊犁塔兰奇割据政权 |
| 第一节 固勒扎事变的爆发原因 |
| 一、沉重的经济剥削和压迫 |
| 二、陕甘回民起义及其对伊犁塔兰奇、东干人的影响 |
| 三、固勒扎事变与塔兰奇割据政权的建立 |
| 第二节 塔兰奇割据政权体制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
| 一、塔兰奇割据政权体制 |
| 二、塔兰奇割据政权与乌鲁木齐和库车的关系 |
| 三、塔兰奇割据政权与阿古柏和沙俄的关系 |
| 第三节 塔兰奇割据政权的灭亡 |
| 一、政权内部斗争与托古斯塔拉事件 |
| 二、塔兰奇人和东干人的冲突 |
| 三、沙俄入侵伊犁与塔兰奇政权的灭亡 |
| 第四章 伊犁塔兰奇人迫迁七河省及其建立的村落 |
| 第一节 清朝政府收回伊犁与中俄伊犁条约 |
| 一、沙俄侵占伊犁期间对塔兰奇人的统治 |
| 二、《中俄伊犁条约》及其主要内容 |
| 三、伊犁危机中的谣言与恐慌 |
| 第二节 伊犁塔兰奇人迫迁七河省及其对伊犁社会经济的影响 |
| 一、被划归俄属七河省的塔兰奇村落 |
| 二、伊犁塔兰奇人迁移俄属七河省之因及过程 |
| 三、迁移对伊犁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三节 迁出之后的安置与七河省塔兰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 |
| 一、塔兰奇人在俄属七河省建立的村落 |
| 二、迁至土库曼斯坦的塔兰奇人及其对异地生活的适应 |
| 三、七河省塔兰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及其对伊犁塔兰奇人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清代贵州“苗疆六厅”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论文选题可行性 |
| 四、相关概念说明 |
| 五、研究视角及方法 |
| 六、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1728年以前苗疆社会概况 |
| 一、苗疆“政治”状况 |
| 二、苗疆社会制度状况 |
| (一) “鼓社”制度：调节宗族社会 |
| (二) “理老”制度：调节基层苗寨 |
| (三) “议榔”组织：调节地域社会 |
| (四) 侗族组织：调节侗族基层社会 |
| 三、明代黔东南苗疆概况 |
| 第二章 清代“改土归流”与“开辟”苗疆 |
| 一、康熙时期“改流”状况 |
| 二、雍正“改土归流”背景与目的 |
| (一) 大一统时代到来 |
| (二) 打破交通贸易壁垒 |
| (三) 化“生苗”为“熟苗” |
| 三、开辟黔东南苗疆过程 |
| (一) 鄂尔泰定计开辟苗疆 |
| (二) 张广泗率兵进攻苗疆 |
| 四、雍乾苗民起事及平定 |
| (一) 雍正晚年苗民起事 |
| (二) 是否放弃苗疆争论 |
| (三) 乾隆初年平定苗疆 |
| 第三章 雍乾时期苗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治理构建 |
| 一、行政军事治理：建厅、置土、设汛、屯田 |
| (一) 设置“苗疆六厅”郡县 |
| (二) 军事：置营、设汛、屯田 |
| (三) 设置土司沟通流官与基层 |
| 二、苗疆经济、贸易、交通的治理构建 |
| (一) 减免苗疆粮钱赋税,鼓励垦荒 |
| (二) 规划苗疆水陆交通,加强交流 |
| (三) 构建苗疆与内地的商贸往来 |
| (四) 移民开发苗疆,引进先进技术 |
| 三、乾隆时期苗疆基层社会治理的构建 |
| (一) 以头人管理苗疆基层 |
| (二) 分治“生“熟”苗 |
| (三) 适度减轻苗人徭役 |
| (四) 调整民、苗的关系 |
| 四、乾隆时期苗疆法制文化风俗的治理构建 |
| (一) 以“苗例”仲裁苗民纠纷 |
| (二) 化“生苗”为“齐民” |
| (三) 初步建设苗疆学校教育 |
| 五、乾嘉苗民起事对苗疆社会治理的影响 |
| (一) 乾嘉湖南湘西的苗民起事 |
| (二) 和琳治理苗疆的合理设想 |
| (三) 傅鼎苗疆“均田”的影响 |
| 第四章 嘉庆道光时期贵州苗疆社会矛盾分析 |
| 一、高利贷及“客民”侵占苗民土地 |
| (一) 高利贷使苗民逐渐破产 |
| (二) 客民日渐侵占苗人田地 |
| 二、苗疆屯政、采买、挽运制度破坏 |
| (一) 屯政废驰带来的弊政 |
| (二) 采买挽运制度的破坏 |
| 三、苗民受官吏、差役的任意盘剥 |
| (一) “厘税”、徭役加重 |
| (二) 官兵对苗民的压榨 |
| (三) 通事对苗民的敲诈 |
| 四、苗民被歧视的地位未改变 |
| (一) 政治上对苗人的歧视 |
| (二) 军事提防给苗人的压力 |
| 五、苗、汉“主客”文化差异的紧张 |
| (一) 苗、汉“主客”关系改变 |
| (二) 文化差异造成的族群冲突 |
| 六、苗疆人口增长与土地高度集中 |
| (一) 苗疆人口增长的压力 |
| (二) 苗疆土地高度集中 |
| 第五章 咸同动乱及贵州苗疆地方势力变化 |
| 一、咸同苗疆风云录 |
| 二、官民对动乱灾难反思 |
| 三、苗疆基层势力的兴起 |
| 第六章 咸同乱后苗疆秩序的近代化治理重构 |
| 一、政治治理构建上注意平衡官、民、苗等阶层 |
| (一) 胡林翼“治苗”思想 |
| (二) 逐渐革除苗疆的土官 |
| (三) 军伍开始向苗民开放 |
| (四) 调整政区与规范流官 |
| 二、在兼顾各阶层利益上规范苗疆经济制度 |
| (一) 改革陋规,征收苗民固定田赋 |
| (二) 在苗疆实行“开垦纳赋占田制” |
| (三) 改革屯政、取消驻军采买制度 |
| 三、普及苗疆基层教育,加强风俗的教化 |
| (一) 全面建立基层学校,加强教化力度 |
| (二) 尊重苗民风俗基础上推行汉化政策 |
| 四、基层社会治理构建上吸纳习惯法、编保甲、授“自治” |
| (一) 提升地方规约为国家认可的法律权威 |
| (二) 编立保甲制度从而控制苗疆基层社会 |
| (三) 授权苗疆村寨“自治”,加强控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清代“改土归流”:土司制度与伯克制度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土司制度、伯克制度：一定历史时段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
| 二、土司制度、伯克制度：弊端与历史局限 |
| 三、“改土归流”：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
| 四、“改土归流”：因比较而凸显其意义 |
四、清朝平定新疆割据势力及其历史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新疆法律治理体系建构的进程及其效果[J]. 白帆. 中国边疆学, 2021(02)
- [2]渤海国“北进”研究[D]. 刘加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河东根本 ——北宋太原知府研究[D]. 齐琴琴.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战国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军事地理研究[D]. 孟洋洋.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6]清代新疆屯垦及其历史意义概略察究[J]. 郭超文. 新疆地方志, 2017(03)
- [7]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J]. 李怀印. 开放时代, 2017(02)
- [8]清代塔兰奇人研究[D]. 玉努斯江·艾力. 兰州大学, 2017(07)
- [9]清代贵州“苗疆六厅”治理研究[D]. 白林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12)
- [10]清代“改土归流”:土司制度与伯克制度的比较[J]. 谢孝明. 贵州社会科学,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