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走向市民化的战略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梁梦宇[1](2021)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更加重视公平,如何将乡村置于与城镇同等战略地位,如何客观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认识其影响因素等,都成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经验为借鉴,结合新时代中国现实国情,面对已经发生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协调城乡生产力水平为目标,探索“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首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发展历程,借此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及城乡发展的阶段合理性,探寻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界定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总结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系等,为新时代推进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提出的新要求;并且,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发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乡兼顾”乃至“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发展”、新时代的“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都是对走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些阶段性演变背后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奠定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会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基于此,新时代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统筹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等。其次,构建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测算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在空间。本文利用200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城乡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测算了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及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的城乡融合度都显着提升。其中,2002-2018年,中国的城乡耦合协调度从0.29提升至0.66;对应耦合协调等级,中国整体摆脱了“失调”等级,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到“初级协调”的转变。这表明,2002年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互动互促发展。但整体而言,中国的耦合协调等级不高,因为多数省份目前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进入良好协调、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尚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依然明显。再次,探讨城乡融合系统内各影响因素与城乡融合度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找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城乡融合度为参考数列,探究2007-2018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通过关联度排序,了解各因素在推进城乡融合度提升中作用的大小,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路径的提出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并显着受城乡生产要素流动顺畅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与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等多维因素影响。其中,城乡要素流动、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建设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新时代要进一步促进要素流动的顺畅化及基础设施的完备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是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亟待加强的两个重要因素。然后,总结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先导性与参照作用。考虑到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城乡发展又受共同经济规律支配,本文考察了美英德法日韩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总结了其获取成功的经验。具体来说,一是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打破要素流动障碍;二是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作用;三是以乡村为重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善农业农村生产条件,缩小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并着力保护农村农民的利益。此外,各国注重开展统一的城乡规划,并将城乡发展的法治化贯穿其中,这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最后,提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助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取得新突破。本文结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探索考察国外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等”得出的结论,从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与城乡经济发展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助力城乡要素流动的顺畅化;二是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通过重点实施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助力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的完备化;四是通过开拓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助力城乡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杜宇[2](2019)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劳动力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劳动力要素之一,其转移、流动,是劳动力因素随着空间、地位、结构的变化而实现优化配置的过程,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研究是解决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各项难题的起点,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现实基础。本文以31个省市为基本核算单位,估算农村劳动力可输出及输入量,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划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系统地分析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将其分为内外两大类,因内部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属于长期投资效应,现期应大力提升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时,更应为农村劳动力有量有质地转移提供良好的外部动力。因此本文有针对性的按农村劳动力转移地不同模式,评价社会公平推动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外部动力以及考核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的综合动力,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1)构建乡村劳动力平衡模型估算31个省市可输出农村劳动力数量,构建劳动力平衡模型估算31个省市输入农村劳动力数量。这两个劳动力平衡模型中的一个关键变量为农业劳动力实际需求数量,通过比较了学术界主要的估算方法的优劣,最终确定采用工日法估算该变量。在此基础上,估算了 31个省市2009~2016年农村劳动力输出和输入量,按照国家统计局区域的划分整合数据,与《农民工监测报告》中相应区域的农民工输出、输入量进行比较,验证估算结果的科学性。根据净输入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划分了基本类别:高度净输入区域、中度净输入区域以及净输出区域。(2)采用决策试验和评价试验法,确定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结合31个省市估算出的农村劳动力输出量、输入量、净输入量,通过聚类分析法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划分为五类模式。构建回归模型,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农村劳动力净输入(或净输出)对每类转移模式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结果表明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贡献。(3)首先确定我国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内外动力,通过实证分析确定这两类动力所应包含的关键因素。内部动力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其关键因素有思想观念、受教育水平、劳动素质与能力、敬业精神与就业收入水平五项,但因城乡人力资本的投资差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和农村教育投资困境导致我国现期农村劳动力能力禀赋低,因此应建立良好的外部动力环境,激励农村劳动力自发的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外部动力包括社会公平推动和经济发展拉动,其中社会公平推动包括就业收入公平、教育文化公平、医疗卫生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四个关键因素。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中,因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其有显着贡献的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中所各自包含的区域面临的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有所区别,因此通过实证分析,确定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和经济潜力四项因素;确定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产业集聚、资本集聚、人口集聚和技术集聚四项因素;确定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城乡基础实力、城乡关联强度、城乡统筹能力和城乡竞争潜力四项因素。(4)考虑到教育本身为长期投资效应,以及我国现期农村教育困境,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在短期内没有详实的数据做论证评价,因此本文主要对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外部动力社会公平推动和经济发展拉动做评价分析。首先,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确定社会公平推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26项指标,通过综合集成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对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其次,我国市场经济确立是1992年,从这以后农村劳动力成规模性的开始流动,因此对1992~2016年的社会公平状态进行评价。最后,对31个省市和农村劳动力有显着经济贡献的三类转移模式分别作了社会公平状态的评价。其中,包含第I类超大规模与超强人口集聚模式的北京、上海、天津,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与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中的山东这8个省市的社会公平指数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余23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值,可见我国社会资源过于集中在经济发展好的区域。(5)经济发展拉动评价①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确定三类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综合集成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并对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其中,第II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45个指标、第III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37个指标、第IV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33个指标。②对三个模式各自的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进行评价,外来人口导出模式中除经济结构外,其余三个维度对经济起正向效应;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模式,人口集聚和资本集聚发展相对缓慢,资本集聚在四个维度中先下降在缓慢上升,近几年趋于平稳,产业集聚变化幅度最大;本地人口导出模式四个维度的指数都有增长,但都没有超过0.5,涨幅有限。③对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增长潜力分析中,从4个维度中选取关键变量构建模型,对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受到结构变化影响出现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受到结构变化影响出现明显上升。对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的区域进行经济增长潜力分析,考虑要素集聚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构建三个空间计量模型;又因该模式中8个省份差别较大,因此继续细分了四个小模式,分别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山东四个要素集聚都对经济产生增长效应;海南山西体现为资本集聚和人口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产生显着效应;该模式中其余5个省份体现为资本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着效应。对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的经济潜力分析中,首先对33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6个公因子,构建回归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6个公因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6)经济、社会共同推动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二者之间的发展度、协调度的耦合关系来判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动力。根据发展度和协调度的不同组合划分出耦合程度的四种状态,即(高发展-低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系统相悖、(低发展-低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低水平耦合、(低发展-高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虚假耦合、(高发展-高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协调耦合。分析表明,外来人口导入模式从1992~2003年的(高发展-高协调)的协调耦合发展至(高发展-低协调)的系统相悖状态;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型模式从(低发展-低协调)的低水平耦合发展到(低发展-高协调)的虚假耦合状态。本地人口导出模式则从(低发展-高协调)的虚假耦合变化为(低发展-低协调)的低水平耦合状态。
齐勇[3](2019)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城镇化建设进入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阶段。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关键环节,其市民化进程中的价值观念适应和重塑问题是实现其自身市民化的关键问题,也是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时,也推动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正处在传统与现代价值体系的“左右挣扎”之中,呈现出“乡”与“城”的矛盾与冲突,迫切需要重塑与市民化生活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并以此来助推其市民化困境的破解,推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真正实现市民化。本研究以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主线,围绕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的市民化重塑和转型展开系统研究,从基础性研究入手,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问题;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回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其市民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价值观变迁;从现状研究的视角通过调查和访谈全面了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价值观现状,以及价值观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和阶段性特征;以综合归纳分析和实证考察的方法全面探讨影响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市民化的因素,探索构建其价值观重塑和转型的目标、原则、路径和具体对策。本研究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价值观变化源于其自身从乡村到城市生活的变迁过程之中,形成于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之下,注定了他们在市民化的进程中价值观只有经过重塑和转型,以及不断的重构和整合才能和现代城市协调共生。推进其价值观重塑和转型,帮助其构建起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与市民化身份相一致的价值观念既是其自身融入城市生活再社会化的需要,也是推进城市社会融入机制建设的需要,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制约,是一个上下结合,政府、社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系统工程。基于此,本研究从社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城乡经济转型发展、国家宏观政策体系、社会心理文化以及自身素质能力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其价值观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提出了重塑和转型的层次目标、主要原则和内容,探索提出了一个从主体意识培育到政策制度保障到环境支撑的全方位支持的对策体系。
程秀建[4](2019)在《我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财产权领域最根本的制度设计,各国都对土地制度作出了基于历史与国情的独特安排。我国独有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既牵引着农村,又联结着城市,具有独特的制度品格。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成与完善,作为稀缺土地资源的宅基地的资产功能日益显现。建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忽视了其经济属性,实践中宅基地利用效率低下与农民缺乏必要的财产性收入来源的矛盾凸显,严重制约了农村、农民的发展。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通过市场配置宅基地资源已成当下改革的必然进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在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下,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我国现行法上并无有关宅基地“资格权”的表述,为寻求中央政策文件关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丰富内涵在法律上的妥善表达与实现,需要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下,以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文件为目标导向,结合实践反馈的经验,建构“三权分置”下的宅基地使用权法权结构。本文分为三个模块,七章内容。全文以第四章关于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解读为联结,围绕坚持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探索共享富民为价值导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法治创新这一主线展开论证。第一章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一般阐释。通过对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生成及演化溯源,系统地梳理了70余年来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变迁历史。建国初期,在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指导下,新中国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建构。为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策,通过农业、农村向工业、城市提供原始积累。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与户籍制度双重管制下的城乡二元治理方式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建构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工程,承载着诸如居住、社会保障、财产、社会控制等复杂的功能。立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上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具有强烈的公法色彩,在特定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宅基地使用权,拥有不同于传统大陆法系一般用益物权的独特秉性:在宅基地产权制度上,“两权分离”基础上形成“一宅两制”;在宅基地利用制度上,行政配置主导与市场配置辅助的双轨配置;在宅基地分配制度上,居住保障基础上构建了一户一宅、无偿分配、永久使用;在宅基地流转制度上,严格限制流转。正是由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生成的复杂历史背景与承载的多重功能,决定了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以及改革的难度。第二章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构建于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已经部分完成其历史使命,并因逐渐固化成型的宅基地利用格局在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中的重要的作用,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得以延续至今。但是,“权能残缺”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已不能因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成为扼制农村振兴、阻碍农业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实践中,宅基地利用效率低下、隐形流转的屡禁不止以及涉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的纠纷叠增,宅基地使用权制度面临重重困境,表现为既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战略发展要求,又无法达致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目标,且有逐步走向管理失控的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时代的变迁。“后乡土社会”下农村社区封闭性与人口非流转性已打破。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建构所依托的“乡土社会”生活图景发生变迁。其二,功能的演化。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性功能凸显。此消彼长之间,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负载的居住及保障功能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逐渐减弱。其三,制度的供给。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由于立法价值偏差以及成文法的滞后性,造成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落后。第三章为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代化改造路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于经济效益的要求,当代民法制度催生了对效率的追求。从“所有”到“利用”的物权观念发展,要求实现“物尽其用、物尽其利”。缺乏处分权能的宅基地使用权使得宅基地及农民房屋成为农民手中的“死产”。新型城镇化发展方略下,以乡村为面向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对既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作出转变,应当更注重农民需要什么,而不是农民可以继续做什么。事实上,作为农民拥有的重要财产性权利,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助于农民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实质增加。因此,推进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变革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缓解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以及提高宅基地利用效率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人地捆绑”的松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引发了制度功能的转变,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具备了实践可能性。虽然在理论上对于放活流转仍村争议,但多数学者已经提出,不宜将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身份限制与宅基地使用权本身的物权属性予以混淆。严格限制农户处分宅基地的做法无异于是将所有的农民都视为“禁治产人”,与现代法律的“理性人”假设不相符。自2005年起,国家在天津等地先后开展了两轮的宅基地流转试点。通过对两轮改革试点的经验总结,得出如下结论:1.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变革应坚持以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探索共享富民为价值导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法治创新为主线。2.实施宅基地使用权改革的三个前置性问题分别是宅基地应如何估值、改革应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以及如何理顺城乡关系。3.实施宅基地使用权改革的三条不可突破的底线是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可变革、确保耕地红线不可突破以及保障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第四章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解读。改革起于农村,源自实践。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变革遵循了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惯常模式,即:自实践中自发探索到试点实践和政策先行,待成熟后以法律形式确认固化。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因实践需要而生成,从多年中央政策中关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连贯表达可见,其实质是农地“三权分置”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领域的延伸与扩展。经由语义逻辑对“分置”与“分离”的辨析,“分置”概念更符合宅基地使用权改革的法律表达。通过对政策文本中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深刻意蕴的解读,可以发现“三权分置”改革的内在逻辑:落实集体所权为起点,保障农户的资格权是关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是落脚点及核心。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在强化与落实集体所有权,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实现三方主体共享宅基地权利以及围绕宅基地建构权利,完善民法典权利体系等方面均具有重大意义。第五章为“三权分置”之下的集体所有权的立法表达。沿波溯源,我国集体所有权制度源于农村土地合作化运动。经过国家政治动员而迅速开展的农村土地合作化实践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其建构之初主要作为一项社会变革工具而运行,并未明确区分集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权,直至物权法才第一次明确以“集体所有权”的表述方式将其与国家所有权、私人所有权相并列。通过对既有理念的检讨,集体所有权在性质上符合“新型总有说”理论,属于特殊的共同共有。通过对集体所有权在宪法与民法两个维度的考察,民法上的所权制度设计应在尊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进行,不应将公有制简单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而试图照搬西方的物权制度建构我国的农村土地法权体系。实践中,由于主体界定不明、权能残缺以及实现机制阙失造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弱化和虚化。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彰显了宅基地使用权“自物权化”的同时,极有可能因忽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集体所有权制度的时代功能,而对集体所有权产生新的冲击。因而,集体所有权的法制回应注意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其一,明确集体所有权主体的二元性并将授予其特殊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其二,厘清集体所有权的特殊运行机制,完善其实现机制;其三,赋予集体所有权完整的权能,实现管理权能的回归。第六章为“三权分置”政策中资格权的法制因应。通过对实践及理论上关于宅基地资格权内涵及法律属性的梳理,指出成员权与用益物权两个视角下资格权可能的制度安排与妥适性,证成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律属性为集体成员权。宅基地资格权的概念与表述仅在中央政策文件中以通俗用语载明,并无实体法上的意义。立法上仍坚守集体成员权的制度建构,而非创设新的宅基地资格权。物权法上的规范表达从“农民集体”到“本集体成员集体”的转变,意味着对农民集体成员权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事权利的确认。集体成员权制度建构为集体土地利用困境提供制度依据,集体成员权是连接集体成员与成员集体的纽带。完善的集体成员权制度有利于集体所有权的实现与集体成员权益的保护,并能为成员集体内部秩序生发提供制度支撑。由于集体成员权与成员息息相关,具有明显的人法属性,已然溢出了传统民事权利的范围。因此,应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纳入到民法典分则物权编之中。第七章为“三权分置”政策中使用权的法实现。分置的使用权是“三权分置”政策的落脚点,应当在现行法体系内作出妥适的规制。通过对“三权分置”改革试点的实践样态分析,循着宅基地“资格权”属于成员权的权利内容的论证逻辑,分置后的使用权在性质上属于去除身份性的纯粹用益物权,从而在宅基地使用权制度领域形成“集体所有权+集体成员权(资格权)+宅基地使用权(分置后)”的权利结构。回归到政策本意对“三权分置”作进一步的检讨,“三权分置”后三权在法实现过程中实际表现为“四权”,分由三类权利主体享有,即“集体所有权+集体成员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其他社会主体)”。“三权分置”为宅基地使用权上市流转奠定了基础,但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并非全无风险。不容忽视的是,资本的嗜血性与农民对抗资本侵蚀能力的弱质性。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宅基地作为农民生产、生存保障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中央政策文件亦不无警醒的提出放活应予“适度”,即以不损害集体所有权的实现为前提,以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关键,严格落实一个“不得”和“两个严格”。否则,放活使用权将会遭遇集体所有权有被虚置、农民有居无处所以及使用权自身运行等诸多风险。财产只有进入市场才能实现,就农村发展而言,因其资源禀赋不同,并非均质化的世界,在放活土地使用权方面应作出区分,对不同的农村实际设定不同的管理目标。从宅基地分散、零碎的固有属性来看,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应扩展其经营性功能,以期实现宅基地的分散经营与规模利用又结合。农民房屋作为农民享有所有的权的重要财产,实现其财产性收益的核心是放活转让与抵押,变资产为资本。实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直触农村土地制度核心。这是兴村振兴发展战略下国家为农村稳定、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作出的重大改革举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此,如何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内涵完整的映射到法律规范之中,将其转化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实践操作性的法律制度以及这一法律制度的建构会对其他相关农地法律制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均应给予密切的关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应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进行,以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三农”问题为依归,而非照搬西方物权理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与卓越。基于我国特有的产权制度,在历史的视野下寻求资格权及使用权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内的妥适表达,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能否落到实处的法制要求和条件。通过集体成员权制度建构完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能够达成剥离宅基地使用权负载的身份属性与社会保障功能、实现了宅基地使用权完全用益物权化的使命。
黄皓喆[5](2019)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耦合性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源其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政府不断完善出台新的政策并从各个方面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扶持力度。其中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形势下我国农村改革的重点。二者间存在的某种特定关系。在政府全方面支持下,我国城乡融合迎来了蓬勃发展,国内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率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在城市红利等一系列因素的吸引下农民工选择进入城镇就业的比率也逐年增长。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相关保障制度还明显不足,城市化进程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农村的意识水平较低,政策保障落实还不够精确,因此,为提高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农地规模化率和农民工市民化率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基于目前的研究来看,大多学者对于提高农地“适度规模化”而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多停留在政策层面和理论依据,并没有深入挖掘“二化”之间的内在作用和机理,对乡村振兴战略层面推进城市化的指导意义不足。基于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现状,本文将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两者数据的平稳性二者之间存在协调关联性并通过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找出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之间存在的互动机理,并依据耦合概念的内涵验证“二化”之间的相关性和耦合程度,分析我国“二化”区域现状特征,通过协整关系分析得出,农地规模化与市民化之间存在长期双向的因果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得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单向因果关系即:我国的农地适度规模化无法起到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效用,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显着,而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则可以加快农地适度规模化的流转。农民工市民化有序度函数值每上升1个百分点,就可以使农地适度规模化的有序度函数值提升1.416845个百分点。由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显示2003-2017年间农地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耦合度在0.39-0.65之间,处于较好耦合状态总体呈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上探索推进农地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新发展的路径,争取对农地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结合做出更细致的分析,对提高农地规模化合理化的流转与农民工市民化间耦合度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政府治理及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万军[6](2018)在《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源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存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整体素质偏低的现状,与新形势下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不相适应的现实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切实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其根本途径在于通过使农村转移劳动力普遍接受职业教育获得知识与技能水平的提升,从而对职业教育更好的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出了现实需求。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条件,制度创新则是保障与促进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开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面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致力于研究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问题,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相应创新成果主要有下列五个方面。一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全面揭示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含义及其所具有的经济学特征。分析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含义,是指“职业教育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为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各方的需求以及增进各方的利益,而开展相关职业教育活动的过程”,并提出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功能的观点;依据经济学“公共物品”理论,指出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服务既具有私人物品特征,也具有准公共物品特征,既能给接受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体或组织带来私人效用,也能产生正外部性并给社会带来公共效用;从需求与供给角度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进行了剖析,需求方面,提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动因在于提升知识与技能水平以增加就业收益,企业的主要动因在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以提高经营效益,社会的主要动因在于扩大技能型劳动力的供给以支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供给方面,把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划分为转移前职业教育与转移后职业教育两类,指出供给主体是提供具体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体或组织,即各级各类的职业教育机构。二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基本含义、内容构成及制度功能进行了研究。在梳理分析教育制度概念和职业教育制度概念的基础上,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是指“约束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活动中各方行为的一系列正式规则的总和,包括法律、法规与政策等”,并指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属于职业教育制度的范畴,构成职业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属于教育制度的一部分;在分析正式制度所具有的与政府不同管理层级相对应的特性基础上,论述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构成,是由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不同层次的正式制度中相关的正式规则所构成,指出每一层次的制度都包括了法律法规、大政方针和政策文件等三方面内容,并具体分析了每一层次制度的组成及典型的制度安排;分析指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交易费用偏高与收益不确定性等两大问题,从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各方从职业教育服务中获取收益的角度,提出降低职业教育服务的交易成本和减少职业教育服务的不确定性是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主要功能,同时还具有为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公共收益提供激励的功能。三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的基本含义进行了阐述,是指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活动的相关行为主体为了获取更大的职业教育服务收益,而主动实施的变革既有相关制度或创造新制度的行为;分析了作为正式制度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制度创新主体,提出凡是参与正式制度形成过程的主体都会对制度创新的结果产生影响,因而也构成制度创新的潜在主体,进而提出职业教育服务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均是制度创新的潜在主体,包括政府、农村转移劳动力、企业和职业教育组织等;分析并提出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方式有两类,由政府主导实施的制度创新属于强制性制度创新,而由其他主体发起并推动、政府也同时参与的制度创新兼具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特征,属于混合式制度创新;提出了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过程分析框架。四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各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是揭示了各制度创新主体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提出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具有显着的“公益性”与“强制性”特征,主要作用在于弥补社会的制度供给不足、增加制度框架的稳定性、确保规则执行的公正性和规范性以及降低制度供给的成本等,引致政府的制度非均衡主要有四方面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低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生产技术进步对农村劳动力资源提出素质提升的新需求,农村劳动力供给状况变化导致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快速消失,以及相关制度选择集合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领域的利益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等;提出农村转移劳动力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导致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也发生改变,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更高,由此产生了对能促进其接受更多职业教育服务的制度的新需求;提出企业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经济价值提升,导致企业雇佣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上升,企业为了降低用人成本产生了对职业教育不断增加的需求,并产生了对能够满足其增加的职业教育服务需求的制度的新需求;提出职业教育组织产生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在于,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职业教育服务日益增加的需求,扩大职业教育组织的收益。五是对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所遵循的特定模式进行了研究。面向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活动,构建了一个综合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为研究不同制度创新主体的制度创新行动如何发生与发展提供了统一的框架;基于经济学的“供给—需求”理论,构建了一个面向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农村劳动力、企业、职业教育组织和政府的制度创新行动的路径与方向分别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各制度创新主体从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制度创新活动背后遵循的独特逻辑,为推动制度创新活动开展以达成预期的制度创新结果提供有益的指引。在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对于推动职业教育如何更好的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全面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的个人与社会收益,促进职业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研究在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制度的界定、制度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专门研究,对于丰富与职业教育制度相关的理论研究内容与成果,以及拓展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研究范围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
车艳秋[7](2017)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巨大进展,城镇化率以年均1.04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提升,在2016年达到57.35%。城镇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强大引擎,城镇成为知识、技术、文化和创新的策源地。我国城镇化布局由东部向中部、西部梯度推进,“两横三纵”为主体的战略格局基本形成,东部三大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开展国际合作的平台,“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将进一步拓展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提升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但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呈现出“以物为中心”的特点,表现为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对“土地红利”的过度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粗放利用、对“人口红利”的过分索取、以及对农民和农民工权益的漠视。我国城镇化非均衡发展特征显着。一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产生了巨大的拉力,大城市膨胀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引力不足,而农村则日益空心化和边缘化。二是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形成了东部和中西部城镇化的发展落差。三是农民工、乡村居民在民生和发展方面与城市市民存在着巨大差距。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增加了城乡一体化的难度。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培育新动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我国经济发展、能源资源、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旧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工业化所推动的盲目扩张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同城不同待遇、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公共服务压低成本的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消失,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赶超的关键时期。伴随着经济新常态,城镇化也进入了深刻变革期,面临着从追求速度到追求质量、从不平衡推进到趋向平衡发展,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型。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顺应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维护、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民的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从本质上来说,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是现阶段实现人的发展和现代化的途径和手段,而人的发展和人的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和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包括三方面内涵:发展为了人民,从“物”的城镇化走向“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依靠人民,城镇化中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半城镇化”走向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具有五个特征:五位一体、四化同步、城乡统筹、绿色可持续和技术创新驱动。本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的推力拉力模型。假定城镇化中的四个部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农民——都是理性人,具有不同的决策地位,城镇化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和模式是四个部门相互决策和选择的结果。城镇和农村都既有拉力,也有推力。城镇和农村的拉力和推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动。推而广之,不同层级城市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推力和拉力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动,农民、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会各自依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决策,最终推动形成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和格局。本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体系,对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2004-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和分析。评价体系由七个一级指标(人口城镇化、就业城镇化、住房及生活城镇化、教育城镇化、医疗城镇化、社会保障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和18个二级指标构成。分析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就业和教育对城镇化质量影响力持续较强,人均GDP等经济指标对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相反负相关的程度较为显着。这表明我国城镇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城镇民生的改善和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从省域城镇化质量差异缩小、质量空间分布扁平化和均衡化的趋势来看,城乡、区域的推力和拉力正在进行着演变,并可能有进一步均衡化趋势,显示出经济发展、区域政策、产业转移、收入趋同对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发展格局的影响已初步显现。不同区域和省份面临着不同的城镇化任务,东部发达省份应提升城镇化质量,解决沉淀下来的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这是发展成果共享的应有之义;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打造多中心网络化城市体系是其未来的主要任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应以就业和住房城镇化为突破,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任务,以多中心网络化城市体系为主体形态,以生态承载力为支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走协调、公平、和谐、绿色、高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吴越菲[8](2017)在《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文中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时需要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而这三个进程又通常是相互交错和紧密相关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语境中的“农民问题”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表达为: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存留和多重社会分化机制的影响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释放、转移、社会流动以及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洞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身份体系变化的重要现象,其显然不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简单发生,而是被模式化运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集中在城市权利、城市市场、城市社会三重维度上向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开放。然而,权利的封闭取向、市场的开放取向以及社会的团结取向三者间的内在勾连与张力,引致了城市多重边界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的选择性。可以看到,城市边界的开放既是效率与增长的来源,同样也是不平等的生产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的变革是否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出现?当一体化社会形成主导的社会想象,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需要被重新思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一个开放而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正在来临。它突破了以中央政府中心化运作的“农转非”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参与到“谁能够成为市民”的筛选中来。本文对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流动分化(mobile differentiation)和流动不平等(mobile inequalities)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关注于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在跨越乡-城边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流动性,而哪些则没有?本研究试图以“选择性”作为切入点,从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三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受到结构性力量的选择性影响,其在行动上又具有怎样不同的“选择性”表现。笔者基于对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居村农民三种市民化类型的考察,系统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所共同形塑的一种“选择机制”及其带来的市民化差异图景。前者涉及到结构性力量运作下的市民化规则以及结构化的资源-机会分配方式。后者则关注到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能动行动,也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于规则的体察、认知和改变。落脚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选择性”问题,旨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流动的内在分化作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选择性市民化”所要处理的中心议题是“谁可以进来”和“我要不要进去”之间的相遇、碰撞与张力。在关系主义视角中,结构与能动一体两面地互动,构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面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高流动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现实撬动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其基本线索是由中心化运作的封闭型市民化转向地方化运作的开放型招募。本研究在对市民化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围绕“谁能够成为市民”,集中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1)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制度变革表现出双重面貌——既朝向开放的目标,又朝向紧缩的目标?国家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制度如何选择)(2)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市场没有自动地趋向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锁闭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市场如何选择)(3)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边界锁闭难以被打破而社会的包容性难以形成?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条件?(社会如何选择)(4)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选择:在结构性力量生成的规则与资源-机会结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的市民化意愿和表现?行动者如何因社会特征和意愿的不同而差异化地理解规则、获得资源和机会?(行动者如何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化”议题源自于对终结人口流动、实现人口迁移的现实努力,流动性常常被负面地理解。因此出现了在政策上去压制流动性,在学术研究上聚焦于去除因不完全城市化而带来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差异化地获得社会流动性却被忽略了。正因如此,本研究希望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重新回到对流动性本身的讨论上来,通过一个以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力量构成的“选择性”的线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潘泽泉[9](2016)在《多重逻辑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问题视域与理论争辩焦点》文中研究表明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实现几个转型:从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转型;从城乡二元分割到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型;由"生产政治"向"公民权政治"转型;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体现了多重逻辑:市民化过程中的价值正当性、发展伦理与社会正义逻辑;市民化过程中的理性秩序、身份政治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逻辑;市民化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市场排斥与职业场域中的市场逻辑;市民化过程中的空间政治、居住空间隔离与居住空间分异的空间实践逻辑等。学界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要实现几个转变:一是实现市民化模式从"生存—经济"叙事、"身份—政治"叙事向多元化叙事转变;二是实现市民化对象由单一、同质性群体向多元化、多层次、异质性群体转变;三是实现市民化过程由无序性、同质性和短期性向有序性、渐进性和长期性转变;四是实现市民化内容由单一维度向多层次、动态性和整体性维度转变。
韩伟静[10](2016)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世界各国、各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会经历城镇化过程。现阶段,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但是我国也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城镇化,这必然会引起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从本质上看,城镇化就是农业人口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和集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使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社会变迁。长期以来,“三农”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其核心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要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经历城镇化的过程中迅速转化为城市人口,首先就要解决农民的转移和融入城镇问题,而影响转移的一个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就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综合能力,即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职业培训问题。特别是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导致“技工荒”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难”和“技工荒”问题对于中国的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存在的规律,也是一个国家从二元社会转化为一元社会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进程中,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一般需要经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化,第二个阶段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变。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而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的综合水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就业,就业领域覆盖了三次产业,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大部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偏低导致产业人力资源供给侧与需求端产生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即人力资本市场出现严重的“总量过剩、结构短缺”问题。农民工群体职业流动性高的特点,对社会、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必然造成不利的影响,相对于城市劳动者而言,农民工在就业层次、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显着的弱势地位。实践证明,只有思想道德和工作技能综合素质较高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才能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才能更快地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由于文化、教育、能力水平的差异,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培育市民理念,享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得到政府的高度认同,使他们正式成为城镇的“主人公”问题已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在需求,也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素质提升和职业转型、实现农民工收入增长、加快城镇化进程,有助于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伴随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快速城镇化,农民工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他们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我国社会生产逐步从人力资源密集型向专业技能密集型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放缓,将需要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而我国人力资本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并且农民工自身存在流动性高的显着特点,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必然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相对于城市劳动者而言,农民工在就业层次、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处在显着的弱势地位。所以,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需求。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还能够缩减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促进人力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并且直接影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根据《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的微观数据,利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因素,并注重分析其中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研究发现:(1)教育水平显着影响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随着农民工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更倾向于参加职业培训,般教育水平越高,人力资本水平也越高,从而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加,这会为获得更多的职业培训提供经济基础。(2)农民工的年龄、工龄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需求为倒“U”型关系,具体来讲,随着工龄和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需求不断增加,随后出现下降趋势。(3)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存在显着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所以,政府在提供政策支持和设施建设时要注意公平性,充分考虑地区和性别差异带来的影响,提高低收入农民工群体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合理释放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4)政府累积补贴和参加职业培训的累积花费都显着影响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政府累积补贴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参加职业培训的累积花费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呈显着负相关关系。针对以上对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的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农民工职业培训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和农民工的良好合作才能稳步推进。完善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机制,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监管的培训体系。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法律依据,逐步推进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的法制化。第二,政府应该注重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同时要注意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需求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特别是低收入的农民工,不断推动教育公平的培训体制,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平等的教育培训机会,从制度上为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提供保障。第三,提供符合我国农民工需求的职业培训,适应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工作的职业技能要求。农民工对职业培训的需求较大,但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存在高流动性,所以企业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不足,政府要给提供职业培训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第四,鼓励企业和农民工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提高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和培训机构的资源优势有效结合,合理安排职业培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实际需求界定培训内容。第五,实现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多元化和系统化。实现培训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职业培训积极性。加大培训补贴支出,建立健全农民工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将培训与就业推荐结合起来。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要积极利用各种资源提高农民工就业水平,为农民工提供优质的就业服务和指导。健全和完善资金投入制度,为职业培训提供经费保障。经费短缺是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主要瓶颈。目前,政府财政对农民工职业培训投入有限,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培训经费筹集要从其他渠道着手,采用“政府+企业+农民工”共同出资多元化模式。政府财政主要提供基本的培训保障,企业主要为农民工提供上岗培训,农民工个人则主要从个人职业规划出发有选择性地参加培训。政府财政资金要落到实处,企业要从经营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并可以申请税费减免。第六,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农民工职业培训新平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为开展职业培训创造了新的环境和条件。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工作观念、生活观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构建网络职业培训平台,能够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的进一步提高。第七,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价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探讨构建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价指标体系,提高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施效果。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走向市民化的战略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走向市民化的战略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 |
1.2.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及关系界定 |
1.2.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
1.2.4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
1.2.5 小结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框架图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解析 |
2.1 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 |
2.1.1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阶段(1949-1978) |
2.1.2 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阶段(1978-2002) |
2.1.3 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002-2017) |
2.1.4 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2017-) |
2.2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
2.2.1 追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
2.2.2 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2.2.3 追求城乡平等发展 |
2.2.4 追求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 |
2.3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 |
2.3.1 适时调整城乡发展体制机制 |
2.3.2 适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 |
2.3.3 适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
2.3.4 适时调整城镇与乡村关系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存在问题 |
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及价值目标 |
3.1.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 |
3.1.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 |
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
3.2.1 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且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
3.2.2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且城乡经济的二元性有所减弱 |
3.2.3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且结构不断优化 |
3.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3.3.1 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不顺畅 |
3.3.2 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 |
3.3.3 城乡基础设施不完备 |
3.3.4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健全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度的测算及分析 |
4.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4.1.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4.1.2 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4.2 测算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4.2.1 测算方法与思路 |
4.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4.2.3 城乡融合度的测算 |
4.3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
4.3.1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省际差异 |
4.3.2 新时代中国与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城乡融合度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5.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5.1.1 城乡要素流动顺畅化 |
5.1.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5.1.3 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 |
5.1.4 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 |
5.2 研究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5.2.1 研究方法与思路 |
5.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5.2.3 灰色关联度的测算 |
5.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5.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省际差异 |
5.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外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 |
6.1 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6.1.1 保障人口要素的合理流动 |
6.1.2 建立资金投入保障体系 |
6.1.3 注重盘活土地要素 |
6.2 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
6.2.1 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
6.2.2 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
6.2.3 注重发挥社会民众的力量 |
6.3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
6.3.1 完善城乡之间的交通网络 |
6.3.2 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 |
6.3.3 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 |
6.4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多元化 |
6.4.1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6.4.2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
6.4.3 开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7.1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
7.1.1 健全人口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7.1.2 强化乡村振兴发展的资金保障 |
7.1.3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
7.2 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 |
7.2.1 强化政府的均衡配置责任 |
7.2.2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7.2.3 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
7.3 提高城乡基础设施联通水平 |
7.3.1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
7.3.2 完善城乡交通路网 |
7.3.3 提升农村信息化程度 |
7.4 开拓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 |
7.4.1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7.4.2 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 |
7.4.3 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
7.5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2)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价值 |
1.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内容 |
1.5 论文技术路线图 |
1.6 主要创新点 |
2. 文献述评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村转移劳动力 |
2.1.2 农村劳动力转移 |
2.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研究综述 |
2.2.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数量研究 |
2.2.2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因素 |
2.3 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研究综述 |
2.3.1 国别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2.3.2 城市化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2.3.3 个体选择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2.4 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研究综述 |
2.4.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体动力 |
2.4.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动力 |
2.4.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评价研究 |
2.5 现有研究述评 |
3.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 |
3.1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方法 |
3.1.1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不同方法 |
3.1.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方法的比较 |
3.2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出数量估算 |
3.2.1 我国各地区农业实际劳动力需求数量估算 |
3.2.2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出数量估算 |
3.3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 |
3.3.1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方法 |
3.3.2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过程 |
3.3.3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结果 |
3.3.4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结果科学性论证 |
3.4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净输入分布 |
3.4.1 净输入估算方法 |
3.4.2 净输入估算过程 |
3.4.3 净输入估算结果 |
3.5 本章小结 |
4.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分析 |
4.1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1 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
4.1.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 |
4.2 划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4.2.1 研究方法与变量说明 |
4.2.2 聚类分析的结果 |
4.2.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五类模式 |
4.3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不同模式区域的比较分析 |
4.3.1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同模式区域人口分布比较 |
4.3.2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同模式区域经济发展实力比较 |
4.4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不同模式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
4.4.1 模型构建 |
4.4.2 模型检验 |
4.4.3 分析结果 |
4.5 五类转移模式选择三类进行重点分析的说明 |
4.6 本章小结 |
5.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分析 |
5.1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构成要素 |
5.1.1 内部动力 |
5.1.2 外部动力 |
5.2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动力的发展现状分析 |
5.2.1 内部动力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分析 |
5.2.2 外部动力的社会公平推动现状分析 |
5.2.3 外部动力的经济发展拉动现状分析 |
5.3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不同动力的关键因素 |
5.3.1 内部动力农村劳动力能力的关键要素 |
5.3.2 外部动力社会公平推动的关键要素 |
5.3.3 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的关键要素 |
5.4 本章小结 |
6. 农村劳动力转移社会公平推动评价 |
6.1 社会公平推动评价指标体系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6.1.3 数据的来源与指标处理 |
6.1.4 指标体系的权重 |
6.1.5 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6.2 社会公平推动状态评价 |
6.2.1 社会公平推动系统评价 |
6.2.2 三种模式社会公平推动的状态评价结果及比较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拉动评价 |
7.1 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7.1.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7.1.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7.1.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7.2 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模式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7.2.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7.2.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7.2.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7.3 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推动状态评价 |
7.3.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7.3.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7.3.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8. 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8.1 测算综合动力的模型与方法 |
8.2 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8.3 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8.4 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8.5 不同模式下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比较分析 |
8.6 本章小结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1.1 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 |
9.1.2 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9.1.3 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 |
9.2 政策建议 |
9.2.1 提升农村劳动力群体的人力资本 |
9.2.2 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9.2.3 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入地的社会公平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清单 |
致谢 |
(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1.3 研究的理论基础 |
1.3.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
1.3.2 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 |
1.3.3 马克思主义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 |
1.3.4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论和方法论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历史考察法 |
1.4.3 调查法 |
1.4.4 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2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市民化 |
2.1 城镇化相关概念辨析 |
2.1.1 城镇化和城市化 |
2.1.2 新型城镇化 |
2.2 农业转移人口相关概念辨析 |
2.2.1 农业转移人口概念界定 |
2.2.2 农业转移人口的群体特征 |
2.2.3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
2.3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的相关概念辨析 |
2.3.1 价值观的概念及类型 |
2.3.2 农业转移人口的价值观 |
2.3.3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的类型 |
2.3.4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的市民化 |
3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历史演进及价值观变迁 |
3.1 我国城镇化历史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演进历程 |
3.1.1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1949-1978) |
3.1.2 市场经济体制探索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1978-1992) |
3.1.3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1992-2012) |
3.1.4 新型城镇化建设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2012-) |
3.2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历史必然性 |
3.2.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
3.2.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
3.2.3 农业转移人口具备市民化的现实条件 |
3.2.4 当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
3.3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的变迁 |
3.3.1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形成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发生了变化 |
3.3.2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发生了重要变化 |
4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的现状——以北京市为例 |
4.1 调查区域选择及问卷设计 |
4.1.1 典型地区的调研选择 |
4.1.2 调查问卷设计的原则及维度 |
4.2 农业转移人口的价值观现状调查 |
4.2.1 调查样本选择 |
4.2.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
4.3 农业转移人口的价值观现状——基于调查样本的分析 |
4.3.1 经济价值观 |
4.3.2 政治价值观 |
4.3.3 文化价值观 |
4.3.4 社会价值观 |
4.4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
4.4.1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存在现实矛盾性 |
4.4.2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具有潜在冲突性 |
4.4.3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具有错综复杂性 |
5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市民化的多维解析 |
5.1 社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宏观背景性影响因素审视 |
5.1.1 社会现代化激发农业转移人口民主、法治意识 |
5.1.2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发农业转移人口竞争、平等意识 |
5.1.3 新型城镇化加速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城乡价值冲突 |
5.2 国家城乡关系转型发展期中观政策制度体系影响因素考察 |
5.2.1 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彻底 |
5.2.2 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
5.2.3 住房保障制度的缺位 |
5.2.4 城乡就业政策的不均衡发展 |
5.2.5 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全面不充分 |
5.3 社会融入层面的社会心理文化影响因素透视 |
5.3.1 城乡文化的冲突 |
5.3.2 社会关系的排斥 |
5.3.3 城乡多元价值的交流碰撞 |
5.4 农业转移人口微观层面主体内在因素剖析 |
5.4.1 自身文化素质较低 |
5.4.2 市民化能力不足 |
5.4.3 思想行为方式的差异 |
5.4.4 城市主体意识培育滞后 |
6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的市民化重塑和转型 |
6.1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市民化重塑的可能性 |
6.2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市民化重塑和转型的目标 |
6.2.1 市民化的价值观目标 |
6.2.2 实现价值观重塑和转型的层次目标 |
6.3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市民化重塑和转型的原则 |
6.3.1 提升农业转移人口主体性与完善客观物质环境相统一 |
6.3.2 强化政府主导性与增强社会协同性相统一 |
6.3.3 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认知能力与强化践行能力相统一 |
6.4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市民化重塑和转型的内容 |
6.4.1 增强主体、效率和创新意识,推动经济价值观重塑 |
6.4.2 增强民主、法治和核心价值意识,推动政治价值观重塑 |
6.4.3 增强自主、科学和信息意识,推进文化价值观重塑 |
6.4.4 增强和谐、友善和平等意识,推动社会价值观重塑 |
6.5 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市民化重塑和转型的举措 |
6.5.1 健全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重塑和转型的政策保障体系 |
6.5.2 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城市社会融入机制 |
6.5.3 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利益协调体系 |
6.5.4 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需的综合素质 |
6.5.5 构建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认同体系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着作类 |
论文类 |
报纸类 |
政策法规类 |
网络资料类 |
附录A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研究调研问卷 |
附录B 访谈提纲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我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进路 |
第一章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一般阐释 |
第一节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源起 |
一、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嬗变 |
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演化发展趋势 |
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设定的历史背景回溯 |
第二节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功能及特性 |
一、宅基地使用权概念及特征 |
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功能 |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属性 |
第二章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现实困境 |
一、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发展现状描绘 |
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现实困境 |
第二节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困境的原因分析 |
一、时代变迁: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建构的社会生活图景变迁 |
二、功能演化: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性功能凸显 |
三、供给不足: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供给不足 |
第三章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代化改造路径 |
第一节 现代化改造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
一、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代化改造的必要性 |
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代化改造的可行性 |
第二节 宅基地使用权理论研究的现状 |
一、宅基地使用权理论研究梳理 |
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理论争鸣 |
第三节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实践 |
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试点 |
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现代改造的出路 |
第四章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解读 |
第一节 生成逻辑:源于实践的宅基地“三权分置” |
一、实践创新: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生成 |
二、语义逻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语言表达 |
第二节 语词转换:政策文本中的宅基地“三权分置” |
一、文本分析:政策文本中的宅基地“三权分置” |
二、冲击与回应: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现实意义 |
第三节 理论溯源: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理论基础 |
一、理论梳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理论依据 |
二、法权建构: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民法学基础 |
第五章 “三权分置”下集体所有权的立法表达 |
第一节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生成及性质 |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生成溯源 |
二、集体所有权属性的理论梳理 |
三、集体所有权属性的多维度思考 |
第二节 集体所有权的现实困境 |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困境 |
二、“三权分置”对集体所有权的冲击 |
第三节 落实集体所有权的法制回应 |
一、明确集体所有权归属主体 |
二、完善集体所有权的实现机制 |
三、赋予集体所有权完整的权能 |
第六章 “三权分置”政策中资格权的法治因应 |
第一节 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律属性 |
一、宅基地资格权的内涵认知 |
二、宅基地资格权的性质厘定 |
三、宅基地资格权是集体成员权表现形式 |
第二节 宅基地“三权分置”下的集体成员权表达 |
一、我国集体成员权制度的生成与性质 |
二、集体成员权的权能 |
三、作为成员权的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制回应 |
第七章 “三权分置”政策中使用权的法实现 |
第一节 “三权分置”视野下的宅基地“使用权” |
一、分置的使用权的法律属性 |
二、“三权分置”的四权实现 |
三、“三权分置”政策下放活宅基地使用权 |
第二节 使用权“适度放活”的实现路径 |
一、宅基地使用权“适度放活”的实现路径 |
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的实现路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5)城乡融合背景下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耦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研究目标 |
2.研究内容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1.马克思绝对地租理论 |
2.相对剥夺理论 |
3.耦合理论 |
4.适度规模化经营理论 |
(三)文献综述 |
1.国外相关研究 |
2.国内相关研究 |
3.国内关于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关系研究 |
4.述评及研究内容 |
第三章 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耦合理论与耦合机制 |
(一)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耦合理论 |
(二)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耦合机制 |
1.要素上的耦合 |
2.空间上的耦合 |
3.结构上的耦合 |
第四章 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分析 |
(一)当前我国农村用地规模化流转的现状 |
(二)农地适度规模化差异的影响因素 |
(三)我国农地适度规模化存在的问题 |
1.农地整合问题突出,无法达到规模化生产的要求 |
2.农地规模化的流转价格不能与实际土地价格相匹配 |
3.农地适度规模化流转程序不完备存在纠纷问题 |
(四)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 |
(五)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
(六)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
1.户籍制度的制约 |
2.人口本身的制约 |
3.生态环境的制约 |
第五章 我国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协整分析 |
(一)单位根检验 |
(二)协整检验 |
(三)迹检验 |
第六章 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因果关系检验及耦合模型构建 |
(一)Granger因果检验 |
(二)模型构建 |
(三)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耦合实证分析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二)关于城乡融合下我国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
1.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
2.完善土地市场实行差异化税率 |
3.完善农村劳动力市民化的社会保障 |
4.为流转农地农户提供补偿机制 |
5.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转型应当循序渐进 |
6.对不同城市规模采取不同的市民化制度 |
7.制定标准化的农地规模化经营制度解决及衍生问题 |
(三)不足之处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承担的科研项目 |
(6)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主要概念 |
1.2.1 职业教育 |
1.2.2 农村劳动力转移 |
1.2.3 制度 |
1.2.4 制度创新 |
1.3 研究现状 |
1.3.1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
1.3.2 关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的研究 |
1.3.3 关于教育制度创新的研究 |
1.3.4 关于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制度创新的研究 |
1.3.5 相关研究综述 |
1.4 研究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内容 |
第2章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程与新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2.1 劳动力转移相关理论 |
2.2.1 刘易斯模型 |
2.2.2 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
2.2.3 乔根森模型 |
2.2.4 托达罗模型 |
2.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成 |
2.2.1 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界定 |
2.2.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因 |
2.2.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 |
2.3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 |
2.3.1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 |
2.3.2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 |
2.4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 |
2.5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新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2.5.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时代背景发生深刻变化 |
2.5.2 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常态 |
2.5.3 国家发展战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功能定位产生重大转变 |
2.5.4 经济社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发生根本性改变 |
2.5.5 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的组成发生结构性变化 |
2.6 新时期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因素 |
2.6.1 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与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不匹配 |
2.6.2 农村劳动转移进程中各参与主体的收益结构不均衡 |
2.6.3 驱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制度性激励不足 |
2.7 本章小结 |
第3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与特征 |
3.1 职业教育的功能与属性 |
3.1.1 职业教育的概念 |
3.1.2 职业教育的功能 |
3.1.3 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特征 |
3.2 职业教育服务的含义与特征 |
3.2.1 职业教育服务的基本含义 |
3.2.2 职业教育服务的经济学特征 |
3.2.3 职业教育服务的类型 |
3.2.4 职业教育服务的实施机构 |
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含义与特征 |
3.3.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含义 |
3.3.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功能定位 |
3.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特征 |
3.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求与供给 |
3.4.1 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职业教育服务的需求 |
3.4.2 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域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 |
3.5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
3.5.1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 |
3.5.2 培育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 |
3.5.3 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与促进教育公平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及其功能 |
4.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界定 |
4.1.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基本含义 |
4.1.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类型 |
4.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构成 |
4.2.1 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 |
4.2.2 宏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4.2.3 中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4.2.4 微观层次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4.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需求 |
4.3.1 制度产生的相关理论观点 |
4.3.2 制度的需求源于对职业教育服务收益的追求 |
4.3.3 阻碍职业教育服务收益的主要因素 |
4.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的功能 |
4.4.1 降低职业教育服务的成本 |
4.4.2 减少职业教育服务的不确定性 |
4.4.3 增进职业教育服务的社会公共收益激励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机制研究 |
5.1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 |
5.1.1 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 |
5.1.2 制度创新的动因 |
5.1.3 制度创新的主体 |
5.1.4 制度创新的路径 |
5.1.5 制度创新的方式 |
5.2 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 |
5.2.1 制度创新的基本流程 |
5.2.2 制度非均衡的产生 |
5.2.3 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5.2.4 制度创新方案转化为制度安排的行动 |
5.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 |
5.3.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的界定 |
5.3.2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方式 |
5.3.3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模式 |
5.3.4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创新的实施过程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为分析 |
6.1 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 |
6.1.1 政府实施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 |
6.1.2 政府的制度创新需求 |
6.1.3 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6.1.4 政府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6.2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制度创新行为 |
6.2.1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制度创新需求 |
6.2.2 农村转移劳动力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6.2.3 农村转移劳动力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6.3 企业的制度创新行为 |
6.3.1 企业的制度创新需求 |
6.3.2 企业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6.3.3 企业制度创新的实际行动 |
6.4 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6.4.1 对职业教育组织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分类 |
6.4.2 营利性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6.4.3 非营利性职业教育组织的制度创新行为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构建与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构建 |
7.1.1 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活动的基本假设 |
7.1.2 一个综合的制度创新行动模型 |
7.2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1 经济学“供给—需求”理论框架 |
7.2.2 职业教育服务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 |
7.2.3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农村劳动力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4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企业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5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职业教育组织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2.6 基于“供给—需求”框架的政府制度创新行动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主要结论、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1.1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是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 |
8.1.2 推动转移进程中职业教育服务供求活动的均衡是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
8.1.3 制度创新的成本过高是阻碍诱致性制度创新行动的主要因素 |
8.2 对策建议 |
8.2.1 强化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创新行为以弥补诱致性制度创新不足 |
8.2.2 构建促进投资于技能形成的制度框架以增加技能型劳动力供给 |
8.2.3 完善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各行为主体的收益均衡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农村劳动力转移及职业技能培训调研情况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的方法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城市空间增长理论 |
2.1.2 区位理论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2.1.4 城市化进程理论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2.1.6 关于人的发展的相关理论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内涵 |
2.2.2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布局 |
2.2.3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
2.2.4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 |
2.2.5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
2.3 总结与评价 |
第3章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分析 |
3.1 相关理论 |
3.1.1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
3.1.2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特征 |
3.1.3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性 |
3.2 推力拉力模型 |
3.2.1 基本假设 |
3.2.2 四部门分析 |
3.2.3 推力拉力分析 |
3.3 指标体系 |
3.3.1 构建原则 |
3.3.2 指标体系 |
3.3.3 评价方法 |
3.3.4 权重确定 |
第4章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问题与成因 |
4.1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
4.1.1 演进过程 |
4.1.2 城镇化中的人口流动 |
4.2 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 |
4.2.1 城镇化水平持续快速提高 |
4.2.2 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 |
4.2.3 城市建设不断推进 |
4.2.4 城市民生不断改善 |
4.2.5 城乡统筹取得一定进展 |
4.2.6 制度性进展 |
4.3 存在的主要问题 |
4.3.1 “半城镇化”现象突出 |
4.3.2 城镇化发展方式粗放 |
4.3.3 城镇化发展不平衡 |
4.3.4 城乡发展差距大 |
4.3.5 农村组织和农民政治权利弱化 |
4.4 主要成因 |
4.4.1 非均衡战略导致的非均衡发展 |
4.4.2 土地制度和财政制度的束缚 |
4.4.3 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局限 |
4.4.4 政策制定与执行力度不够 |
第5章 中国新型城镇化总体评价 |
5.1 评价与分析方法 |
5.1.1 城镇化质量评价方法 |
5.1.2 空间特征分析方法 |
5.1.3 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
5.2 质量评价结果 |
5.2.1 全国和四大区域评价结果 |
5.2.2 省域评价结果 |
5.3 新型城镇化质量空间特征 |
5.3.1 时空演化特征 |
5.3.2 空间集聚特征 |
5.3.3 等级规模特征 |
5.4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因素 |
5.4.1 影响因素识别及模型构建 |
5.4.2 结果分析 |
第6章 生态城镇化与城镇化布局 |
6.1 生态城镇化 |
6.1.1 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 |
6.1.2 生态承载力现状 |
6.1.3 生态城镇化路径选择 |
6.2 优化城镇布局 |
6.2.1 实行多中心网络开发战略 |
6.2.2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
6.2.3 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 |
6.3 促进区域发展 |
6.3.1 东部地区 |
6.3.2 东北地区 |
6.3.3 中部地区 |
6.3.4 西部地区 |
第7章 就业与住房城镇化 |
7.1 就业城镇化 |
7.1.1 城镇化与产业发展 |
7.1.2 就业城镇化现状、问题和成因 |
7.1.3 就业城镇化路径选择 |
7.2 住房城镇化 |
7.2.1 城镇住房发展总体现状 |
7.2.2 农业转移人口住房现状及问题 |
7.2.3 住房城镇化路径选择 |
第8章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8.1 基本公共服务现状 |
8.2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障碍 |
8.2.1 成本高昂 |
8.2.2 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 |
8.2.3 农业转移劳动力的意愿和能力相矛盾 |
8.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选择 |
8.3.1 建立成本分摊机制 |
8.3.2 分阶段多举措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
8.3.3 提升农民工子女教育质量 |
8.3.4 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 |
第9章 国外典型国家城镇化道路比较 |
9.1 国外典型国家的城镇化道路 |
9.1.1 英国城镇化发展道路 |
9.1.2 美国城市化发展道路 |
9.1.3 德国城镇化发展道路 |
9.1.4 日本城市化发展道路 |
9.1.5 韩国城市化发展道路 |
9.1.6 巴西城市化发展道路 |
9.2 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道路对我国的启示 |
9.2.1 适时规划、加强立法 |
9.2.2 发展城市产业,提供就业机会 |
9.2.3 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 |
9.2.4 土地制度是核心问题 |
9.2.5 城乡融合是城镇化的最终目标 |
第10章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
10.1 明确政府权责、改革治理机制 |
10.1.1 明确、细化各级政府权责 |
10.1.2 建立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协调机制 |
10.1.3 简化行政层级、推动城乡同治 |
10.1.4 改革干部和地方考核制度 |
10.2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
10.2.1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
10.2.2 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 |
10.2.3 稳步改革土地制度 |
10.2.4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城镇化领域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一) 研究背景 |
(二) 问题意识 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差异与流动不平等 |
(三) 研究意义 |
二、理解乡-城流动性:文献回顾与市民化研究的再出发 |
(一) 国外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二) 国内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反思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 农业转移人口 |
(二) 市民化 |
(三) 选择性市民化 |
四、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一) 理论视角 |
(二) 研究框架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第二章 从封闭到开放:选择性市民化的历史嬗变 |
一、重释“市民”:现代化语境中的激进建构 |
(一) “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分化 |
(二) 被优势化的“市民”和“城市” |
(三) 被问题化的“农民”和“农村” |
二、封闭型选择:中心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1949-1999) |
(一) 建国恢复时期农业人口的低速转移(1949-1957年) |
(二) 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的不稳定转移(1958-1977年) |
(三) 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1978-1999) |
三、开放型选择:地方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2000年以来) |
(一) 地方化的市民身份 |
(二) 地方边界的选择性开放 |
(三) 选择性招募与新身份序列的地方再造 |
第三章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类型 |
一、离土离乡?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化选择 |
(一) 农业转型、土地流转与生计分化 |
(二) 经济转型与乡-城人口流动 |
(三) 个体化转型与依附关系变更 |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划分 |
(一) 回到事实陈述:市民化的内在多元 |
(二) 市民化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与依据 |
(三) 弥合“结构”与“行动”的类型重构 |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与市民化进程 |
(一) 异地导入模式——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二) 城市开发模式——失地农民市民化 |
(三) 就地转移模式——居村农民市民化 |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选择性市民化 |
一、“农民进城”: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一) 制度选择下的权利资源分配 |
(二) 市场选择下的经济机会获得 |
(三) 社会选择下的城市融入机会 |
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一)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群体特征 |
(二)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 |
(三)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选择偏好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一) 不稳定阶层的出现 |
(二)市民化的组合限制 |
(三) 漂浮悬置的市民化 |
第五章 城郊失地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一、“农民上楼”: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土地征收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区位饭” |
(三) 社会选择下的集体退出 |
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一) 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二)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三)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三、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一 |
(一) 强势力量催生的城市底层 |
(二) 经济个体化与权利集体化的碰撞 |
(三) 被剥夺感与衰退的政策信任 |
第六章 居村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一、“农民再造”: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一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农村城镇化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农村工业化 |
(三) 社会选择下的村落大转型 |
二、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一) 居村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二)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三)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一) 农村社会分化与新社会阶级的产生 |
(二) 被抑阻的市民化:规模与效率难题 |
(三) 乡村性溃败与“新乡村性”出现的并存 |
第七章 谁能够成为市民?比较视野中的市民化及其未来 |
一、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分化 |
(一) 多重选择下社会流动的群体差异 |
(二) 社会流动性获得的群体比较 |
二、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性 |
(一)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二)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三)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三、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影响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走向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一) 选择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二) 市民化进程中的流动分化与流动不平等 |
(三)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二、回应复杂的乡-城流动性:对市民化的若干反思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 |
(二)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反思 |
(三) “市民化”的持续争议 |
三、未尽的探索 |
(一) 市民化的系统观 |
(二) 市民化是唯一的发展叙事吗? |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附录二: 实地调查的村/社区名称及基本情况 |
附录三: 访谈大纲 |
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 |
后记 |
(9)多重逻辑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问题视域与理论争辩焦点(论文提纲范文)
一、转型中国社会的市民化行动:关键议题、问题聚焦与发展转型 |
1. 从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转型 |
2. 从城乡二元分割到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型 |
3. 由“生产政治”向“公民权政治”转型 |
4. 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 |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多重逻辑:实践过程、经验事实与批判性反思 |
1. 价值正当性、发展伦理与社会正义的逻辑 |
2. 身份政治、理性秩序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逻辑 |
3. 劳动力市场分割、市场排斥与职业场域的市场逻辑 |
4. 空间政治、居住空间隔离与居住空间分异的空间实践逻辑 |
5. 身体实践、情感体验与集体性认同建构的社会心理过程 |
6. 促进性悖论、内卷化与自愿性隔离的人际过程 |
7. 文化堕距、情境适应与非道德性家庭主义的文化效应 |
8. 主体性、理性行动与反思性过程的个体行动过程 |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叙事重建:知识反思、实践路径与行动纲要 |
1. 重建转型期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各种理论模型、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 |
2. 重新反思转型期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科学内涵、知识谱系和话语实践 |
3. 从“生存—经济”叙事、“身份—政治”叙事向多元化叙事转变 |
4. 实现市民化对象由单一、同质性群体向多元化、多层次、异质性群体转变 |
5. 实现市民化过程由无序性和短期性向有序性、渐进性和长期性转变 |
6. 实现市民化内容由单一维度向多层次、动态性和整体性维度转变 |
(10)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三) 研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一) 研究的创新之处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研究的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阐释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一) 农民工 |
(二) 职业培训 |
(三) 中国特色城镇化 |
二、相关理论阐释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教育理论 |
(二) 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教育思想 |
(三) 人力资本理论 |
(四) 公共产品理论 |
三、中国特色城镇化与农民工关联性透视 |
(一) 农民工: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必然产物 |
(二) 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历史演进 |
一、城镇化初期:农民工职业培训状况与政策 |
(一) 企业内部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的工作指导 |
(二) 企业自行组织的大规模集体专业化培训 |
(三) 城镇化初期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践探索 |
二、城镇化中期:农民工职业培训状况与政策变化 |
(一) 当地政府和企业组织 |
(二) 慈善家和社会团体组织 |
(三) 城镇化中期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践探索——以富平模式为例 |
三、城镇化加速期:农民工职业培训状况与相关政策 |
(一)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政策的扶持 |
(二) 高科技网络媒体技术的应用 |
(三) 城镇化加速期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践探索——以福建省为例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现实需求 |
一、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必要性 |
(一) 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根本途径 |
(二) 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的迫切需要 |
(三) 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有效措施 |
(四) 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重要保证 |
(五)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
二、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可行性 |
(一) 主体内生诉求提供的可行性 |
(二) 当下制度环境提供的可行性 |
(三) 国内实践范例提供的可行性 |
(四) 国际经验镜鉴提供的可行性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问题及其成因 |
一、农民工职业培训现状分析 |
(一) 调查数据中农民工基本情况 |
(二) 农民工职业培训发展现状 |
(三) 农民工职业培训组织方式分析 |
二、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证分析 |
(一)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
(二) 实证模型的设定 |
(三) 农民工职业培训影响因素分析的实证结果 |
三、农民工职业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农民工职业培训缺少顶层设计和规划 |
(二) 农民工职业培训体系建设不完善 |
(三) 农民工职业培训内容层次偏低 |
(四) 农民工职业培训参与率偏低 |
(五) 农民工职业培训成本偏高,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 |
(六) 农民工职业培训供给质量偏低,与市场需求脱节 |
四、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成因分析 |
(一) 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外因视角 |
(二) 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内因视角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战略选择 |
一、明确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目标定位 |
(一) 由就业导向型转变为能力提升型 |
(二) 由城镇适应型转变为城镇融入型 |
(三) 由城镇边缘化转变为城镇主体化 |
二、坚持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指导原则 |
(一) 以人为本、公平共享 |
(二)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
(三) 统筹规划、科学引导 |
(四)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
三、完善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内容体系 |
(一)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二) 培养科学文化素质 |
(三) 强化法律法规教育 |
(四) 提升职业工作技能 |
(五) 倡导职业道德规范 |
(六) 丰富企业文化内涵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对策思路 |
一、推进制度体系建设 |
(一) 规范组织保障体系,增强职业培训实效 |
(二) 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
(三) 优化整合教育资源,提升职业培训质量 |
(四) 构建多元化筹资体系,保障职业培训经费 |
(五) 创新信息服务体系,搭建职业培训平台 |
(六) 注重地区差异、性别差异及教育资源的公平性 |
二、健全保障约束机制 |
(一) 健全法律监督机制 |
(二)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
(三) 建立培训监管机制 |
三、鼓励创新培训模式 |
(一) 多元化职业培训模式 |
(二) “3+1”综合培训模式 |
(三) 分段式教学培养模式 |
(四) 搭建社区教育平台模式 |
(五) 创办农民工职业大学 |
四、加强职业培训评价反馈 |
(一)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
(二)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模型构建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附录一 |
附录二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走向市民化的战略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D]. 梁梦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2]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D]. 杜宇.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价值观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D]. 齐勇. 北京科技大学, 2019(07)
- [4]我国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法律问题研究[D]. 程秀建.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5]城乡融合背景下农地“适度规模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耦合性研究[D]. 黄皓喆. 温州大学, 2019(01)
- [6]职业教育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研究[D]. 万军.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7]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研究[D]. 车艳秋. 辽宁大学, 2017(02)
- [8]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D].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5)
- [9]多重逻辑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问题视域与理论争辩焦点[J]. 潘泽泉. 社会科学, 2016(11)
- [10]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D]. 韩伟静. 山东大学, 2016(03)
标签:农村改革论文; 农民论文; 宅基地论文; 三权分置论文;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