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郝辑[1]（2021）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工业文明负效应的集聚,全球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引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联合国在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应只注重经济发展,而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2021年,联合国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再次将生态问题引入,把生态问题放在了衡量新人类发展指数的重要位置。可持续发展是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的一大研究方向。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向上向好,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发展不均衡,资源和生态过度消耗等问题,人类发展水平畸轻畸重。其中,生态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质量的短板。对此,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又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倡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成为我国持续推进建设发展、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大力治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发展趋势向上向好,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突破口,收入、教育和医疗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为世界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也千差万别,这就为我们开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益样本。研究表明,人类发展水平不仅与本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而且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有关,忽视空间地理区位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可能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从空间分异格局角度分析不同省际、相近省际、相邻省际是否存在一致的发展规律和收敛性,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意见建议。本文首先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生态发展情况,利用德尔菲法反复筛选,确定生态指标;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AHP方法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权威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基础上,引入了生态指数,构建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Hum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弥补原有人类发展指数对于生态指标衡量测定的缺陷与不足,并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为导向,构建了包含“总指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中国省际层面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框架,对人类发展指数只关注健康、教育、收入的局限性进行了优化。从基于HDI的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各个地区的人类发展差距也越发突显。从基于HSDI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生态质量呈现不断恶化的发展趋势,2010年以后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省份内和省份间的生态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不同省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有差异。通过研究可以得出,本文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是评价中国生态质量的重要指标,生态因素是影响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省际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收集处理的基础上,通过α收敛、绝对β收敛、PS收敛和俱乐部收敛等方法,对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在空间上进行了收敛性分析。通过分析表明:中国各个省际不存在较明显的α收敛和绝对β收敛。从PS收敛的检验结果来看,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26.1366,小于临界值,这说明HSD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生态指数（EI）,b对应的估计系数t统计量为—10.7075,小于临界值,这说明EI不具有PS收敛特征。对于俱乐部收敛结果来看,中国HSDI只存在3个类型的俱乐部收敛,EI存在8个俱乐部收敛。不难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的高低情况不匹配,产生的正空间溢出效应和生态指数的收敛特征提高了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收敛速度和收敛程度。然后,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研究发现,Moran’s I均为正且显着,在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结果下,中国约四分之三的省份落在了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其中,高高集聚区（H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海南、新疆、云南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发生了空间格局变化,向京津冀、长三角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些省份是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的“传统高地”。低高集聚区（LH）在2001年前后主要集中在福建、广西、四川等中部地区,到了2010年以后向新疆、浙江等省份发展。低低集聚区（LL）主要集中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少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低集聚区是省份最多的集聚区,大约在15个省份左右。髙低集聚区（HL）主要集中在西南、中部地区。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并存。整体来看,全国发展趋势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格局,中国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东北高、西北低,具有“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现象。局部来看,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增长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非均衡的空间分异格局将长期存在。最后,利用Stata软件对新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剔除不显着和不相关的指标,发现: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状态;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异格局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整体上,具有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呈现非均衡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本文找到了影响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子,即: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并对其进行分类解读,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研究方法上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生态指标选择上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数据分析上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运用德尔菲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地图分类法、空间效应格局研究法、面板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构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运用技术手段研究经济问题,宏观上站在可持续发展视角,微观上聚焦到我国各个省份,并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原有的HDI、HPI等概念集成,增加了一个二级指标,即生态影响因子,构建了新的指数体系即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研究了由三维到四维的转变。集合了技术经济领域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生态学和地理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结合现阶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趋势,深入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意义及理论价值。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有对HDI算法的基础上,将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的标准化部分采用阈值替代,提出了“阈值+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新算法。将层次分析法（AHP）对各个指标产生的新权重与改进的熵值法组合,应用于后续的综合评价。第三,运用上述产生的新算法,对中国31个省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应用Geoda、ArcGIS软件,利用Moran’s I指数、Moran散点图、LISA集聚图、雷达图等方法研究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探寻中国各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性、空间分异格局和空间分异规律。第四,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高低不同的差异原因,利用Stata软件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影响因子,结合地域因素提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探索了以往研究评价的盲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加入生态因素势在必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而言,可以借助指数评价体系来做分析,但之前的体系有所不足——即无生态指标要素。一个地区的生态指标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缺乏这一因素会导致评价的精准度和客观性不够。在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判断时,需要将生态因素引入其中,能够更为客观合理的反应发展程度。第二,本文形成了新的指数体系,在测算方法上引入了新的因子,并提出了新的测算方法。本文构建的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经过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AHP）的赋值赋权后,发现结果依然是客观的、公正的,这充分说明了构建的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科学性。第三,本文将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分为低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6.45%）、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51.61%）、下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9.35%）、上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12.90%）、极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9.68%）五类,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不平衡性。通过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城市,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在同层次的内部各省中,极高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小于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而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又小于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间各省的差距,这一表现为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差距。收入指数以及教育指数在各区间内有很明显的地理位置规律,但是教育指数的地理位置规律并不明显。在高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健康指数差距较小,收入指数差距较大;但是在中等人类可持续发展区,人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而教育指数的差距很明显。根据指数对不同区域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同时与地理空间区位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观点。第四,通过空间分异格局来看,中国31个省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水平不存在整体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生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不同区域面临的生态问题不近相同。Moran’s I为正且显着,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显示中国约有四分之三的省份集聚在高高集聚区（HH）和低低集聚区（LL）,位于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的省份较少,位于第三象限（LL）的省份多于第一象限（HH）。说明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将空间地理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五,经过本文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医疗卫生机构数与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生态指数具有正相关性。我们使用面板回归研究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生态指数（EI）、健康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的影响因素,由分析过程可知,模型回归的效果较好,R2均大于0.600,说明拟合度很好,其中,人均GDP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HSDI提高0.0222;GDP增速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GDP增速每提高1%,HSDI提高0.0006;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教育经费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016;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HSDI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每提高1%,HSDI提高0.0825;ln就业人数及ln医疗卫生机构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显着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HSDI就越高。从整体来看,人均GDP、GDP增速、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就业人数及医疗卫生机构数越高,中国的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可以说,以上因素构成了中国省际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第六,新的指数评价体系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这也体现出了政府公共政策系统的社会价值,分析不同省区的发展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及时的对各区域政府公共政策的整体效果做出判断,这样政府在制定发展策略时便有了参考依据。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各地方政府可以鼓励地方统计局完善大数据,从而算得精准的生态指数,进而科学的指导地方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工作。
李朋骜[2]（2021）在《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背景下,生产率将取代要素投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劳动生产率反映了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是常用的生产率指标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但随着2004年跨过刘易斯拐点和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中国劳动力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应对劳动供给下降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是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产业空间分布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这与劳动生产率东高西低的空间差异具有一定的耦合性。2018年,产业分布较为密集的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7.8万元/人和19.5万元/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和1.7倍。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是二者空间相似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往以中国数据为样本的研究均发现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这意味产业集聚是城市劳动生产率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来源。但通过计算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一致性指数可以发现,近年来,二者空间分布耦合性正在逐渐下降,这可能与当前中国部分城市中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拥挤效应有关。在此背景下,从影响机制、溢出效应等方面进一步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发挥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地,本文从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准确把握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可以在现实中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以往研究对这一方面的探讨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三个方面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从不同地区和不同集聚类型角度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多,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并进行机制检验。城市内部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和城市间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样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这在中国城市内部拥挤效应日益严重和城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内容、方法和所得结论如下:（1）利用四分位图、Moran’I指数、变异系数、一致性指数等方法分析中国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的现状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不均衡指数、双变量Moran’I指数分析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的相似性和关联性。研究发现,在产业集聚现状和特征方面,中国产业多样化程度正在逐渐提高;总产业和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显着;城市间产业集聚差异较为稳定。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劳动生产率上升趋势明显,并且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各城市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城市间劳动生产率差距逐渐缩小。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关系方面,总产业和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耦合性逐渐下降;总产业和劳动生产率在2016年前并没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利用2005年至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考虑了模型内生性后,中国城市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通过指标替换和变换样本等方式的检验表明该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中国城市产业集聚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两条重要路径,而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则并不显着。（3）从不同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同集聚类型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不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得到如下结论:不同地区方面,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着。不同集聚类型方面,专业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多样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显着为负,但对样本进行筛选后,发现在多样化集聚特征显着的大中城市,多样化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产业方面,制造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均起到了中介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资本深化起到了中介效应。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显着。（4）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利用动态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发现,产业集聚程度在一定范围内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产业集聚程度超过这一范围后,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分地区来看,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而在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较低时,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着,产业集聚程度超过一定范围后,其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集聚类型方面,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程度较低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别显着为正和显着为负,而当专业化集聚程度和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不显着。不同产业方面,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呈“倒U型”。（5）实证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分解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产业集聚对其他城市劳动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此外,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同样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梁梦宇[3]（2021）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更加重视公平,如何将乡村置于与城镇同等战略地位,如何客观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认识其影响因素等,都成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经验为借鉴,结合新时代中国现实国情,面对已经发生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协调城乡生产力水平为目标,探索“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首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发展历程,借此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及城乡发展的阶段合理性,探寻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界定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总结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系等,为新时代推进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提出的新要求;并且,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发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乡兼顾”乃至“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发展”、新时代的“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都是对走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些阶段性演变背后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奠定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会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基于此,新时代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统筹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等。其次,构建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测算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在空间。本文利用200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城乡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测算了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及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的城乡融合度都显着提升。其中,2002-2018年,中国的城乡耦合协调度从0.29提升至0.66;对应耦合协调等级,中国整体摆脱了“失调”等级,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到“初级协调”的转变。这表明,2002年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互动互促发展。但整体而言,中国的耦合协调等级不高,因为多数省份目前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进入良好协调、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尚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依然明显。再次,探讨城乡融合系统内各影响因素与城乡融合度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找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城乡融合度为参考数列,探究2007-2018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通过关联度排序,了解各因素在推进城乡融合度提升中作用的大小,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路径的提出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并显着受城乡生产要素流动顺畅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与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等多维因素影响。其中,城乡要素流动、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建设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新时代要进一步促进要素流动的顺畅化及基础设施的完备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是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亟待加强的两个重要因素。然后,总结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先导性与参照作用。考虑到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城乡发展又受共同经济规律支配,本文考察了美英德法日韩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总结了其获取成功的经验。具体来说,一是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打破要素流动障碍;二是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作用;三是以乡村为重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善农业农村生产条件,缩小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并着力保护农村农民的利益。此外,各国注重开展统一的城乡规划,并将城乡发展的法治化贯穿其中,这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最后,提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助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取得新突破。本文结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探索考察国外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等”得出的结论,从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与城乡经济发展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助力城乡要素流动的顺畅化;二是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通过重点实施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助力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的完备化;四是通过开拓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助力城乡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齐晓飞[4]（2021）在《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文中指出蓝色的海洋被认为是蓝色星球的“血液”,而“血液”中的“营养资源”则是人类文明的“聚宝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海洋视为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海洋经济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新领域。然而,在人口增长、气候变化以及对粮食安全和能源需求增长等的全球大趋势下,许多海洋经济活动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化,我们与海洋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即在争取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维护和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完整性。这种可持续发展海洋空间的举措旨在促进一国从海洋经济中获取经济利益,也是推动蓝色增长的基石。2012年Rio+20会议首次提出了“蓝色经济”的概念,正如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曾经处于发展规划和投资期阶段那样,这种以可持续发展海洋空间为主题的发展方式吸引了各沿海国家、联合国、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国和组织的关注。虽然“蓝色经济”一词具体含义因各国国情不同而不同,但国际一致认为其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包容和维持或改善生计,同时确保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环境和空间可持续性;其核心是通过与海洋有关的部门和活动使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和生态系统退化脱钩。因此,蓝色经济的首要挑战是理解和更好地管理海洋可持续性的许多方面,涉及传统和新兴海洋及其相关产业;第二个重要挑战是需要认识到海洋及其相关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需要在各国及其公私部门之间进行合作。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需要首先认识到蓝色经济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复杂系统,存在于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及其相关资源提供关键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中。不同国家的蓝色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依赖于其拥有的自然资源禀赋,还依赖于其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不同属性多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可视为以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关联为基础,将上层相关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异质主体进行关联的一种结构形式。其中,蓝色产业是一国蓝色经济发展的产业层分解,蓝色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是蓝色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关系,而蓝色产业细分下的蓝色产品间关联是蓝色产业间关联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在微观（产品）层面影响着中观层面的蓝色企业开发活动和宏观层面的蓝色省份间贸易流转;蓝色产品是蓝色企业要素资本配置与价值创造的微观主体,是蓝色产业互相关联和互促发展的关键因素;蓝色企业是开发蓝色产品的中观主体,是影响蓝色省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蓝色省份是集聚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的经济枢纽,是蓝色经济活动的宏观主体。因此,这种关系结构也从产出和能力视角决定了各国蓝色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国家蓝色经济系统是由一国相关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经济要素关联形成的复杂系统,其实质也可以看作由多种异质网络相互关联形成的复杂系统。而超网络则是网络科学中研究此类多层次、多维度、多主体关联问题的重要方法,能有效评估各要素主体内部及其间关联关系。因此,本文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中的多要素主体纳入到统一框架进行系统性分析,采用超网络方法将蓝色经济发展问题分解为蓝色产业、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等经济要素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从多层网络结构视角定性刻画国家蓝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多要素主体内部及其间的出口关联关系,并基于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设计度量其出口结构的指标体系,以定量评估出口结构中多经济要素的发展现状。这种将超网络定性描述和非货币型指标定量研究相结合,为各国蓝色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有效的可视化分析工具和非货币型指标度量体系。具体来讲,本文主要完成以下三方面的研究:（1）构建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首先,本文分析蓝色经济系统中多要素主体的内涵及阐述影响国家蓝色经济系统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发展机理;其次,为了更好地方便读者理解本文思想脉络,构建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概念模型以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基于此,分别阐述了单层子网络和多层超网络的建模原理;最后,本文提出了分别构建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的建模步骤,并根据多主体间的映射关系阐述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耦合步骤。也就是说,本文所构建的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是将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分别作为一国蓝色经济运行中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要素分解,依据主体间的逻辑关系,将蓝色产品空间作为基础,向上拓扑得到反映蓝色资源开发活动形成竞争关系的蓝色企业网络,而蓝色企业网络可以进一步继续向上拓扑得到反映宏观资源流动和蓝色产业政策制定的蓝色省份网络,进一步耦合得到反映一国蓝色经济整体发展状况的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可视化模型。（2）设计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在单层子网络层面,设计基于多样性局部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多样性指标、蓝色企业多样性及其发展指标和蓝色省份多样性及其发展指标）,可以测度相关国家、企业和省份出口的蓝色产品类别及潜在类别,以帮助国家、企业和省级决策者制定符合其比较优势的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开发政策;设计基于相似性局部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相似性及其开发相似性指标、蓝色企业相似性及其发展指标和蓝色省份相似性及其发展指标）,可以量化国家、企业和省份各自出口的蓝色产品相似化程度,分析现在和未来可共同开发的蓝色产品,以帮助决策者了解其与相关参与者的竞争程度。在多层超网络层面,设计基于复杂性整体属性结构的出口度量指标（如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和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可以评估国家、企业和省份各自对相关蓝色产业及其产品开发的能力禀赋,这种能力可以被视为实现蓝色增长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有助于各国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14和其他诸如减贫、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减缓气候变化等目标。（3）对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及其出口结构进行应用研究。首先,在第5章分别构建了 2010年中国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进—步耦合而成2010年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可视化模型,并统计验证了蓝色产品空间与蓝色企业网络之间的假设,即在一家蓝色企业出口的所有蓝色产品中,增长潜力最大的蓝色产品是在产品空间中与高RCA值的其他产品最接近的产品;其次,第6章在第5章的基础上计算了 2010年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中单层子网络和多层超网络出口结构度量指标,并分析了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和蓝色省份及其间的关联关系和出口结构特征;最后,基于1985年至2018年数据集分别构建了中国蓝色产品空间、蓝色企业网络和蓝色省份网络及其耦合而成的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计算了相应地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分析了中国蓝色经济发展的演变趋势,用以识别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出口结构中具有竞争优势蓝色产品、关键蓝色企业和核心蓝色省份,并总结未来可能在哪里找到新的可持续增长点,以便更好地协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应用实例,验证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宏观工具）和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微观工具）作为政策辅助分析工具可以在协助国家对蓝色增长战略进行系统性多标准评估中发挥重要作用,使用这样的辅助组合工具使国家更有可能制定基于证据的政策,而不受部门既得利益者影响。基于以上研究内容使得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基于蓝色经济系统中多主体间关联视角,通过超网络方法将这种关联结构网络可视化,用以定性描述一国蓝色经济的发展趋势及识别影响蓝色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2）基于经济复杂性方法设计了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出口结构的度量指标体系,用以定量分析出口结构中具有竞争优势的蓝色产品、关键蓝色企业和核心蓝色省份组合。（3）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宏观工具）和出口结构度量指标体系（微观工具）作为协助国家对其蓝色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多标准、多层次评估过程中的政策辅助组合工具,使其更有可能揭示传统分析工具无法发现的问题。
关帅[5]（2021）在《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率大幅提高,城镇化稳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这一系列的成果皆来源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是中国经济新高地的见证。但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同步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依托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道路难以为继。努力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破解能源资源约束,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发挥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多角度,系统地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为政府制定相应的环保与经济政策提供参考。1.本文在论述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中国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环境规制起步阶段（1972—1991）、环境规制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和环境规制成熟阶段（2002年至今）。总体来说,环境规制强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中国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中国产业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阶段（1949—1976）、产业结构调整阶段（1978—1991）、市场加速改革阶段（1992—2003）、科学发展阶段（2004—2008）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阶段（2009年至今）。我国三大产业结构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向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转移。用于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显示,中国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整体素质和效率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2.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联性影响。随后,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冲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的影响均十分显着。通过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冲击作用的构成,发现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合理化37.75%的变化,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高度化23.5%的变化。说明利用环境规制变化解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说服力较强,环境规制能够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推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但并未促进产业结构向均衡化发展;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不利影响。3.鉴于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并非简单地表现为线性的正向或者负向的作用,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于是运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作为转换变量,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未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也表现出显着的门限特征;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促进作用;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抑制效应逐渐凸显。环境规制有效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且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变得更为明显。同样,当以人力资本水平为转换变量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4.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经济与财政自主权,在环境规制执行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提升了环境规制执行弹性,为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打开机会之窗。因此,通过建立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支出、监督和收益执行三个环节出发,研究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形式;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意味着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将相应地放松环境管制,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有效抑制本地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且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环境规制亦未减弱邻地产业结构非均衡性;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驱动产业高度化发展,进一步证实“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激发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此外,地区间环境规制工具执行存在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支出执行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效果最为明显,而环境规制监督和收益则略逊一筹。环境规制执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总体而言,并未显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给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严峻挑战。5.国务院在1998年批准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旨在防治酸雨和二氧化硫排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因此,我们从“两控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两控区”政策显着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来看,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意味,严格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改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双赢”,这将为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提供有力证据。其次,我们对“两控区”政策的持续效果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两控区”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长期性,并且“两控区”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波动性变化。再次,“两控区”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不同城市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该结果表明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注意各地区发展非均衡性。最后,就区域层面而言,“两控区”政策表现出显着的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显着地推动东部和中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对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
张彩云[6]（2020）在《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技术产业凭借知识和技术要素密集、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等优势,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高技术产业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2000-2018年间,我国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81.63%,2018年中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9%。在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表现出在特定地区集聚的现象,且集聚区发展势头超过传统产业集聚区,如美国硅谷、韩国大德科技园、中国中关村等,这种产业集聚形式提升了产业在国际中的竞争力,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推动作用,成为促进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因此,研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及其产生的效应尤为重要。本文主要研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对产业集聚及相关理论的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回顾、分析和评述,阐述了产业集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基本理论并分析了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再对其产生的三个效应进行机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格局演变。然后,对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产生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行业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变缓。在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中,电子信息通信设备制造业发展的增长速度最快。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行业区域分布不均衡,表现为区域差异先扩大后缩小,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北京等地区集中最明显。在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中,医药制造业在区域分布上与其他细分行业相比较为均衡。第二,高技术产业及其大部分细分行业集聚度处于较高水平,在2008年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高出现了拐点,在拐点之前集聚度的增长速度较快,超过拐点后增长速度变缓。东部是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高的地区,其中,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和江苏等地区集聚水平最高。高技术产业及细分行业集聚水平普遍存在显着且正向空间相关性,主要集聚类型是HH型和LL型。第三,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整体上来看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在对其进行非线性研究中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度低于门槛值时,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超过门槛值后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强。全国大部分省份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少部分省市出现集聚的负外部效应大于正外部性的现象。第四,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和邻近省域技术创新水平都起到促进作用,对邻近省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发现溢出效应受到地理距离远近的影响较大,即距离越近溢出效果越显着。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和邻近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地区该效果不显着。第五,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和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最大,并且在后期的促进效果要高于前期。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影响不显着,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弱。
李金培[7]（2020）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公共交通是城市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脉”。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交通的经济性基础功能却甚少得到关注。公共交通作为现代城市交通系统中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在当前中国城市追求绿色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其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正确认识城市公共交通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公共交通的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本文以城市公共交通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四个方面:（1）构建研究框架。首先,以城市化快速推进引起的“职住空间分离”现象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城市居民出行需求视角,进一步阐释公共交通发展的可行性。然后,从公交设施规模、服务效能和民众公交消费三个方面构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分析,并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依据和支撑。（2）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从城市公共交通投入角度出发,选取万人公交车辆保有量表征公交设施规模,利用2004-2016年期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中介传导路径,并特别检验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下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曲线关系;人力资本、就业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相对西部地区,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相对中等城市,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在大城市表现更为明显,而在小城市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且不显着。（3）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从城市公共交通投入产出的效率角度出发,采用客运量与公交车辆数的比值作为公交服务效能的代理指标,利用2004-2016年期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中介传导路径,并特别检验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下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曲线关系;劳动生产率在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拐点值在西部地区最大,其次为东部地区,最后为中部地区;城市规模越大,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拐点值就越大。（4）从公众出行需要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即民众对城市公共交通的消费行为（简称“民众公交消费”）。利用2016年334份常州市调查问卷数据,以民众的通勤出行方式为例,应用Probit模型,从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这两个角度实证考察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并特别检验了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在不同家庭结构和群体中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尊重需要显着抑制民众公交消费;改善公交服务可以显着提升民众在通勤出行中选择公交的可能性;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在不同家庭最小成员年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从分群估计结果看,尊重需要对女性、低学历、高收入和外地户口的群体具有显着负向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结合起来,拓展了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范畴。现有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和航运等方面,体现的是交通运输的货运及跨区域客运功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本文以承担城市内部主要客运任务的公共交通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求,探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验证了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与人们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服务,同样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从实证研究角度验证了“当斯-托马斯悖论”的存在。本研究利用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2004-2016年期间的样本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第三,基于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公交出行选择结合,从出行心理角度探讨了民众公交消费的原因,丰富了现有关于出行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基于中国“面子文化”传统背景,将民众对尊重的心理诉求和对公交服务的满意度结合起来,综合分析了民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原因,为政府制定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王毅[8]（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何震[9]（2020）在《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世界金融发展历史,金融结构的变迁与包括金融监管制度在内的金融制度密切相关;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和优化受到一定时期金融发展水平即金融结构的影响和制约。金融结构不同,金融市场所引致的金融风险也不同。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就是防控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的优化历程体现着金融结构的演化。经济学家巴曙松认为,从结构角度看,金融结构决定金融监管的制度和结构。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都是动态发展的,两者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存在紧密配合与协调发展的关系。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复杂的关系,属于耦合理论研究范畴。运用耦合理论研究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可行性与创新性。本文力图通过对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耦合关系进行理论、机理、实证与应用研究,以期对中国金融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通过理论分析表明,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金融结构决定金融监管的制度与结构;金融监管优化影响和制约着金融结构演化。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动态耦合关系。在机理研究方面,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可以看作是一个超循环系统,系统内部包括所有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主体;系统外部受经济、社会、法律、文化、意识形态等外部环境的影响。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演进是受到正在演进过程中金融结构演化子系统、金融监管优化子系统以及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系统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超循环。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发行总额、股票市值以及基金规模是金融结构演化对金融监管优化产生约束的主要因素。金融监管优化中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额和通货膨胀率是金融监管优化制约金融结构演化的主要因素。2002年至2017年中国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的时序变动表现出明显“W”形态,说明二者耦合具有的阶段性与波动性特征。且二者耦合度总体呈现出下降态势,说明二者存在不良耦合。同时,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构建金融结构演化约束条件下的金融监管优化变迁动态模型,分析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系统的适应性,发现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自相关系数均较高,说明二者均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朱玮玮[10]（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文中提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壮大,渐已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又迎来新的高潮。2019年,中国OFDI流量为117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8.91%,位居世界第四;存量为20994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07%,位列世界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中,中国已居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OFDI的区位范围和产业分布广泛,投资区域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近些年跨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投资产业已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起国家,中国OFDI异军突起的关键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主流OFDI理论普遍认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包括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扩张,这些理论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并且,仍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制度体系也会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本文从母国政策和制度视角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力求为国内企业大规模的跨国投资寻求新的解释,丰富新兴经济体OFDI的研究,并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政策参考,为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对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OFDI的特征事实进行阶段性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和结构特征。在阶段性经济特征分析中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货币环境、对外贸易、劳动力成本和能源需求指标;在阶段性结构特征分析中,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两套数据对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OFDI进行跨国比较,对照组分别为大型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济外向型国家韩国、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比较内容涉及OFDI的规模与结构。其次,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国家全力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企业的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再转为备案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断放宽,管理体制更趋完善和规范。外汇管理政策由管制转为放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登记核准、资金汇入和结汇方面的程序不断简化,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管理政策演变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契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本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金融财税政策是“走出去”战略以来政府所推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激励三个方面。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优惠税率、财政贴息、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走出去”,可以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减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后实施的金融财税政策显着促进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和境外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具有显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初衷相一致。第四,本文采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也是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经济环境因素。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从理论层面看,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流动性水平,改变企业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和有价证券价格,改变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情绪,最终作用于OFDI。实证结果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着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且能显着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制约作用,但上述影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均不显着。第五,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金融制度,当前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一方面,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成本和资本分配,造成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拥有净储蓄的企业通过OFDI可以提升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通过OFDI能更快提升技术水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仍较弱,一方面,较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降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低水平的研发投入使技术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企业转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企业研发成果易被窃取,企业会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以保护研发成果。母国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是企业海外投资的“被动”推力,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OFDI会趋于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证明,东部地区OFDI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OFDI则存在显着的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本文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政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体系,同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以防范风险,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建立预警及应对机制,防范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多角度完善金融财税政策,缓解信贷资源错配问题,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二、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发展指数概述 |
| 2.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概述 |
| 2.1.3 空间效应概述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文明理论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人类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现有文献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与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 |
| 3.1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
| 3.1.1 人类发展指数编制原则 |
| 3.1.2 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 |
| 3.1.2.1 1990 年至2009 年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1.2.2 2010 年至今的人类发展指数 |
| 3.2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及最新发展情况 |
| 3.2.1 人类发展指数重要纪年 |
| 3.2.2 人类发展指数最新发展情况 |
| 3.3 中国省际人类发展现状比较 |
| 3.3.1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横向对比分析 |
| 3.3.2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纵向对比分析 |
| 3.3.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国际对比分析 |
| 3.3.4 中国东三省人类发展指数对比分析 |
| 3.3.4.1 健康维度比较分析 |
| 3.3.4.2 教育维度比较分析 |
| 3.3.4.3 收入维度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1 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
| 4.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构建 |
| 4.2.1 指数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2.2 指数体系的指标内涵 |
| 4.2.3 指数体系的筛选与确立 |
| 4.2.3.1 德尔菲法 |
| 4.2.3.2 熵值法 |
| 4.2.3.3 层次分析法(AHP) |
| 4.2.3.4 改进的面板数据熵值评价法 |
| 4.2.4 指数体系计算公式与计算结果 |
| 4.2.4.1 AHP专家评分结果 |
| 4.2.4.2 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评价结果 |
| 4.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省际排名差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发展趋势研究 |
| 5.1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检验方法 |
| 5.1.1 α收敛 |
| 5.1.2 绝对β收敛 |
| 5.1.3 PS收敛模型 |
| 5.1.4 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 |
| 5.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收敛趋势的实证分析 |
| 5.2.1 整体收敛检验 |
| 5.2.2 俱乐部收敛检验 |
| 5.2.3 俱乐部合并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研究 |
| 6.1 空间自相关测度方法 |
| 6.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 6.1.2 Moran散点图 |
| 6.1.3 LISA集聚图 |
| 6.2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现状分析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整体态势 |
| 6.2.3 发展现状 |
| 6.2.4 空间依赖性分析 |
| 6.2.5 类型评定 |
| 6.3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6.3.1 基于全局Moran’sI指数的空间分异 |
| 6.3.2 基于Moran散点图的空间分异 |
| 6.3.3 基于LISA集聚图的空间分异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 |
| 7.1 数据来源 |
| 7.2 数据处理 |
| 7.2.1 影响因素的变量选择 |
| 7.2.2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1 全国范围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2.2.2 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7.3 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HSDI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2 生态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3 健康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4 教育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3.5 收入指数的面板回归及影响因素 |
| 7.4 提升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
| 7.4.1 建立跨区合作制度,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7.4.2 提高城市建设和城镇化水平,推进社会均衡化发展 |
| 7.4.3 着眼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7.4.4 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公平建设 |
| 7.4.5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提升医疗保险普惠度 |
| 7.4.6 提升绿色发展意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局限性 |
| 8.4 展望 |
| 8.4.1 基于新算法的实证研究 |
| 8.4.2 HSDI计算精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
| 8.4.3 人类可持续发展仍是未来研究重点 |
| 8.4.4 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体系的模型改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集聚文献综述 |
| 1.2.2 劳动生产率文献综述 |
| 1.2.3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文献综述 |
| 1.2.4 对已有文献的思考 |
| 1.3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集聚 |
| 2.1.2 劳动生产率 |
| 2.2 城市集聚经济的微观基础 |
| 2.2.1 共享 |
| 2.2.2 匹配 |
| 2.2.3 学习 |
| 2.3 集聚和区域增长理论 |
| 2.3.1 资本流动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2.3.2 劳动力流动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2.4 集聚经济范围理论 |
| 2.4.1 产业范围 |
| 2.4.2 空间范围 |
| 2.4.3 时间范围 |
| 2.4.4 考虑集聚经济范围的生产函数 |
| 第3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框架 |
| 3.1 产业集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1.1 人力资本 |
| 3.1.2 资本深化 |
| 3.1.3 技术进步 |
| 3.2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影响分析 |
| 3.2.1 不同类型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 3.2.2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分析 |
| 3.3 拥挤效应作用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分析 |
| 3.4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第4章 中国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现状与特征分析 |
| 4.1 中国产业集聚现状与特征分析 |
| 4.1.1 产业集聚测度方法 |
| 4.1.2 产业发展现状与特征 |
| 4.1.3 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
| 4.1.4 城市产业集聚差距度量 |
| 4.2 中国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与特征 |
| 4.2.1 劳动生产率发展现状 |
| 4.2.2 劳动生产率空间特征 |
| 4.2.3 城市劳动生产率差距度量 |
| 4.3 中国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一致性特征分析 |
| 4.3.1 中国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耦合性分析 |
| 4.3.2 中国产业与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相关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实证研究及机制检验 |
| 5.1 模型设计 |
| 5.1.1 实证模型设定 |
| 5.1.2 内生性分析 |
| 5.1.3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
| 5.1.4 描述性分析 |
| 5.2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相关性分析 |
| 5.2.2 实证结果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3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机制检验 |
| 5.3.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介绍 |
| 5.3.2 中介变量度量 |
| 5.3.3 实证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
| 6.1 产业集聚对东、中、西部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6.1.1 东、中、西部样本特征描述 |
| 6.1.2 实证结果 |
| 6.2 不同类型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6.2.1 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度量 |
| 6.2.2 实证结果 |
| 6.3 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6.3.1 不同类型产业划分及特征描述 |
| 6.3.2 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 7.1 相关文献述评 |
| 7.2 模型设计 |
| 7.2.1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介绍 |
| 7.2.2 检验原理 |
| 7.2.3 实证模型设定 |
| 7.3 实证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8.1 相关文献述评 |
| 8.2 模型设计 |
| 8.2.1 常用空间计量模型介绍 |
| 8.2.2 偏微分分解方法介绍 |
| 8.2.3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 8.2.4 实证模型设定 |
| 8.3 实证结果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 |
| 1.2.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及关系界定 |
| 1.2.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2.5 小结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框架图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解析 |
| 2.1 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 |
| 2.1.1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阶段(1949-1978) |
| 2.1.2 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阶段(1978-2002) |
| 2.1.3 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002-2017) |
| 2.1.4 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2017-) |
| 2.2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
| 2.2.1 追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
| 2.2.2 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 2.2.3 追求城乡平等发展 |
| 2.2.4 追求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 |
| 2.3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 |
| 2.3.1 适时调整城乡发展体制机制 |
| 2.3.2 适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 |
| 2.3.3 适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
| 2.3.4 适时调整城镇与乡村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存在问题 |
| 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及价值目标 |
| 3.1.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 |
| 3.1.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 |
| 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
| 3.2.1 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且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
| 3.2.2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且城乡经济的二元性有所减弱 |
| 3.2.3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且结构不断优化 |
| 3.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3.1 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不顺畅 |
| 3.3.2 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 |
| 3.3.3 城乡基础设施不完备 |
| 3.3.4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健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度的测算及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 4.1.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 4.1.2 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 4.2 测算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测算方法与思路 |
| 4.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 4.2.3 城乡融合度的测算 |
| 4.3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
| 4.3.1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省际差异 |
| 4.3.2 新时代中国与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城乡融合度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 5.1.1 城乡要素流动顺畅化 |
| 5.1.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5.1.3 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 |
| 5.1.4 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 |
| 5.2 研究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 5.2.1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5.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 5.2.3 灰色关联度的测算 |
| 5.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省际差异 |
| 5.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外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 |
| 6.1 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 6.1.1 保障人口要素的合理流动 |
| 6.1.2 建立资金投入保障体系 |
| 6.1.3 注重盘活土地要素 |
| 6.2 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
| 6.2.1 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
| 6.2.2 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
| 6.2.3 注重发挥社会民众的力量 |
| 6.3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
| 6.3.1 完善城乡之间的交通网络 |
| 6.3.2 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 |
| 6.3.3 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 |
| 6.4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多元化 |
| 6.4.1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 6.4.2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
| 6.4.3 开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 7.1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
| 7.1.1 健全人口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 7.1.2 强化乡村振兴发展的资金保障 |
| 7.1.3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
| 7.2 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 |
| 7.2.1 强化政府的均衡配置责任 |
| 7.2.2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 7.2.3 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
| 7.3 提高城乡基础设施联通水平 |
| 7.3.1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
| 7.3.2 完善城乡交通路网 |
| 7.3.3 提升农村信息化程度 |
| 7.4 开拓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 |
| 7.4.1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 7.4.2 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 |
| 7.4.3 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结构理论 |
| 2.1.2 比较优势演化理论 |
| 2.1.3 经济复杂性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蓝色经济 |
| 2.2.2 产品空间 |
| 2.2.3 超网络 |
| 2.3 文献评述与进一步研究 |
| 第3章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研究 |
| 3.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基本问题 |
| 3.1.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研究主体 |
| 3.1.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主体内涵 |
| 3.1.3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特征 |
| 3.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关键要素与发展机理 |
| 3.2.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关键要素 |
| 3.2.2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发展机理 |
| 3.3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概念模型与建模原理 |
| 3.3.1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概念模型 |
| 3.3.2 单层子网络的建模原理 |
| 3.3.3 多层超网络的耦合原理 |
| 3.4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 |
| 3.4.1 蓝色产品空间模型构建 |
| 3.4.2 蓝色企业网络模型构建 |
| 3.4.3 蓝色省份网络模型构建 |
| 3.4.4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家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研究 |
| 4.1 指标选取原则 |
| 4.2 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度量 |
| 4.2.1 蓝色产品多样性度量 |
| 4.2.2 蓝色企业多样性度量 |
| 4.2.3 蓝色省份多样性度量 |
| 4.3 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度量 |
| 4.3.1 蓝色产品相似性度量 |
| 4.3.2 蓝色企业相似性度量 |
| 4.3.3 蓝色省份相似性度量 |
| 4.4 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度量 |
| 4.4.1 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度量 |
| 4.4.2 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4.4.3 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及其统计分析 |
| 5.1 问题描述 |
| 5.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1 数据处理基本思路 |
| 5.2.2 蓝色产品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3 蓝色企业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4 蓝色省份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模型构建 |
| 5.3.1 蓝色产品空间的构建 |
| 5.3.2 蓝色企业网络的构建 |
| 5.3.3 蓝色省份网络的构建 |
| 5.3.4 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耦合 |
| 5.4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模型的统计分析 |
| 5.4.1 变量选取 |
| 5.4.2 回归模型 |
| 5.4.3 回归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研究 |
| 6.1 中国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度量 |
| 6.1.1 蓝色产品多样性度量 |
| 6.1.2 蓝色企业多样性度量 |
| 6.1.3 蓝色省份多样性度量 |
| 6.2 中国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度量 |
| 6.2.1 蓝色产品相似性度量 |
| 6.2.2 蓝色企业相似性度量 |
| 6.2.3 蓝色省份相似性度量 |
| 6.3 中国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度量 |
| 6.3.1 蓝色产品-蓝色企业复杂性度量 |
| 6.3.2 蓝色企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6.3.3 蓝色产业-蓝色省份复杂性度量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演化研究 |
| 7.1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化 |
| 7.1.1 蓝色产品空间演化 |
| 7.1.2 蓝色企业网络演化 |
| 7.1.3 蓝色省份网络演化 |
| 7.1.4 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演化 |
| 7.2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超网络的出口结构度量指标演化 |
| 7.2.1 单层子网络出口多样性演化 |
| 7.2.2 单层子网络出口相似性演化 |
| 7.2.3 多层超网络出口复杂性演化 |
| 7.3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问题及建议 |
| 7.3.1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问题 |
| 7.3.2 中国蓝色经济系统发展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工作与结论 |
| 8.1.1 主要工作 |
| 8.1.2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8.2.1 研究局限 |
| 8.2.2 研究展望 |
| 附录1 蓝色产品代码及其对应描述 |
| 附录2 蓝色企业代码及其对应信息 |
| 附录3 蓝色产品与蓝色企业对应关系 |
| 附录4 蓝色省份与蓝色企业对应关系 |
| 附录5 选取的7家蓝色企业 |
| 附录6 选取的9个国家最大接近度矩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2 环境规制理论 |
| 2.3 产业结构理论 |
| 2.4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演变历程及现状 |
| 3.1 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和现状 |
| 3.2 产业结构演变历程 |
| 3.3 产业结构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效应 |
| 4.1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脉冲响应分析 |
| 4.2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模型构建 |
| 4.3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
| 5.1 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 |
| 5.2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 5.3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 |
| 6.1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2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的实证设计 |
| 6.3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两控区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7.1 “两控区”政策 |
| 7.2 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7.3 “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产业集聚概念的文献综述 |
| 1.2.2 关于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的文献综述 |
| 1.2.3 关于产业集聚效应的文献综述 |
| 1.2.4 关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文献综述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集聚 |
| 2.1.2 高技术产业 |
| 2.1.3 高技术产业集聚 |
| 2.2 产业集聚的基础理论 |
| 2.2.1 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 |
| 2.2.2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 |
| 2.2.3 熊彼特的创新产业集聚论 |
| 2.2.4 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理论 |
| 2.2.5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
| 第3章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动因及效应机理 |
| 3.1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动因 |
| 3.1.1 资源优势 |
| 3.1.2 规模经济递增 |
| 3.1.3 知识外溢 |
| 3.1.4 政府引导 |
| 3.2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效应机理 |
| 3.2.1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3.2.2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 3.2.3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 第4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及产业集聚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
| 4.1 中国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4.1.2 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4.2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
| 4.2.1 产业集聚水平测度方法 |
| 4.2.2 产业集聚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
| 5.1 相关文献借鉴 |
| 5.1.1 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线性效应 |
| 5.1.2 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 |
| 5.2 面板回归模型的选择 |
| 5.2.1 线性回归——静态面板模型 |
| 5.2.2 非线性回归——门槛面板模型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模型的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3 平稳性检验 |
| 5.3.4 静态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
| 5.3.5 门槛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 |
| 6.1 相关文献借鉴 |
| 6.2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
| 6.2.1 空间自回归模型 |
| 6.2.2 空间误差模型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模型的设定 |
| 6.3.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6.3.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6.3.4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5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劳动生产率效应 |
| 7.1 相关文献借鉴 |
| 7.2 动态面板模型 |
| 7.2.1 差分GMM |
| 7.2.2 水平GMM |
| 7.2.3 系统GMM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模型设定 |
| 7.3.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3.3 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现实意义 |
| 1.3.2 理论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结构框架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7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城市公共交通的经济学分析理论 |
| 2.1.1 公共物品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2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2.2.1 绿色经济的内涵及相关理论 |
| 2.2.2 城市绿色经济及效率的概念 |
| 2.2.3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衡量 |
| 2.2.4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
| 2.3.1 公交基础设施与绿色经济效率 |
| 2.3.2 公交服务效能与绿色经济效率 |
| 2.4 城市居民出行行为 |
| 2.4.1 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的概念 |
| 2.4.2 出行决策行为相关理论 |
| 2.4.3 公交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框架的构建 |
| 3.1 引言 |
| 3.2 需求视角下的城市公交发展分析 |
| 3.3 城市公交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框架 |
| 3.4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4.1 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3.4.2 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3.4.3 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模型设定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4.3.3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中介效应检验 |
| 4.5 拓展性分析 |
| 4.5.1 地区差异 |
| 4.5.2 城市规模差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模型设定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拓展性分析 |
| 5.5.1 地区差异 |
| 5.5.2 城市规模差异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公交发展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 |
| 6.1 引言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与量表分析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拓展性分析 |
| 6.4.1 家庭结构差异 |
| 6.4.2 分群估计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科学发展城市公交,关注客运量提升 |
| 7.2.2 转变民众固有观念,培养公交优先出行意识 |
| 7.2.3 实行公交优先发展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7.3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图表 |
| 附录2: 中国大中城市居民交通方式选择行为调查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8）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9）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
| 1.2.1 金融结构理论 |
| 1.2.2 金融监管理论 |
| 1.2.3 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关系研究 |
| 1.2.4 耦合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
| 1.2.5 现有文献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耦合的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金融结构演化 |
| 2.1.2 金融监管优化 |
| 2.2 相关理论分析 |
| 2.2.1 演化经济学理论 |
| 2.2.2 最优化理论 |
| 2.2.3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 2.2.4 自组织理论 |
| 2.3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动因 |
| 2.3.1 促进经济发展 |
| 2.3.2 防范金融风险 |
| 2.3.3 金融结构演化决定金融监管优化 |
| 2.3.4 金融监管优化主动适应金融结构演化 |
| 2.4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关系的判定 |
| 2.5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系统的自组织特征 |
| 2.5.1 动态开放性 |
| 2.5.2 远离平衡态 |
| 2.5.3 非线性效应 |
| 2.5.4 系统涨落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现象及机理 |
| 3.1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表现形式 |
| 3.1.1 结构耦合形式 |
| 3.1.2 功能耦合形式 |
| 3.1.3 时空耦合形式 |
| 3.2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一般规律 |
| 3.2.1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互动共生” |
| 3.2.2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集散” |
| 3.2.3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协同” |
| 3.3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要素 |
| 3.3.1 耦合主体要素 |
| 3.3.2 耦合资源要素 |
| 3.3.3 耦合环境要素 |
| 3.4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演化模型 |
| 3.4.1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子系统自催化 |
| 3.4.2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子系统交叉催化 |
| 3.4.3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系统超循环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历史变迁与现状 |
| 4.1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的发展历程 |
| 4.1.1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金融结构 |
| 4.1.2 1927-1948年中国金融结构 |
| 4.1.3 1949-1978年中国的金融结构 |
| 4.1.4 1979年以来中国的金融结构 |
| 4.1.5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的评价 |
| 4.2 中国金融监管优化的发展历程 |
| 4.2.1 金融监管制度萌芽阶段(1905年-1948年) |
| 4.2.2 高度计划经济下的金融管理阶段(1948年-1984年) |
| 4.2.3 分业监管模式的探索阶段(1984年-1992年) |
| 4.2.4 分业监管模式的建立阶段(1992年-2003年) |
| 4.2.5 分业监管模式的完善阶段(2003年-2017年) |
| 4.2.6 分业监管模式的改革阶段(2017年至今) |
| 4.2.7 中国金融监管优化的评价 |
| 4.3 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特征分析 |
| 4.3.1 中国金融机构结构 |
| 4.3.2 中国金融市场结构 |
| 4.3.3 中国金融工具结构 |
| 4.4 中国金融监管现状特征分析 |
| 4.4.1 中央银行的监管 |
| 4.4.2 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证监会的监管 |
| 4.4.3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 |
| 4.5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过程中存在问题 |
| 4.5.1 金融市场化水平偏低 |
| 4.5.2 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偏高 |
| 4.5.3 路径依赖问题明显 |
| 4.5.4 社会信用水平尚显不足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分析 |
| 5.1 金融结构演化的指标的构建与测度 |
| 5.1.1 金融结构的界定 |
| 5.1.2 金融相关比率(FIR) |
| 5.1.3 中国金融相关比率的测度 |
| 5.1.4 中国金融结构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1.5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 |
| 5.2 中国金融监管优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宏观审慎监管的量化研究 |
| 5.2.2 中国金融监管优化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3 中国金融监管优化指标体系实证分析 |
| 5.3 耦合度的定义与标准 |
| 5.3.1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耦合度定义 |
| 5.3.2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的耦合标准 |
| 5.4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模型的构建 |
| 5.4.1 灰色关联分析法 |
| 5.4.2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耦合模型 |
| 5.4.3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计算方法 |
| 5.5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实证分析 |
| 5.5.1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测算及分析 |
| 5.5.2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度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适应性分析 |
| 6.1 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理论 |
| 6.1.1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
| 6.1.2 制度变迁理论 |
| 6.1.3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 |
| 6.2 金融结构演化约束条件下金融监管优化的适应性分析 |
| 6.2.1 适应性分析模型设定的基本思路 |
| 6.2.2 金融结构演化约束下的金融监管优化适应性分析动态模型 |
| 6.3 适应性分析动态模型的模拟过程及结果分析 |
| 6.3.1 脉冲响应方程 |
| 6.3.2 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MLE) |
| 6.3.3 适应性分析动态模型的结果分析及相关意见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的政策建议 |
| 7.1 发挥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主体协同效应 |
| 7.2 有效整合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资源 |
| 7.3 持续优化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环境 |
| 7.4 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发挥耦合示范作用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全文总结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图索引目录 |
| 附录B 表索引目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主流的OFDI理论 |
| 2.2 新兴经济体的OFDI理论 |
| 2.3 新兴经济体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4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划分 |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事实分析 |
|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结构特征事实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比较 |
| 4.1 引言 |
| 4.2 OFDI规模与绩效的比较 |
| 4.3 OFDI产业结构的比较 |
| 4.4 OFDI区域结构的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及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 |
| 5.3 管理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政策概述与研究假设 |
| 6.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
| 7.1 引言 |
| 7.2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7.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省级数据的检验 |
| 8.1 引言 |
| 8.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8.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 8.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四、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类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D]. 郝辑. 吉林大学, 2021(02)
- [2]中国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研究[D]. 李朋骜.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D]. 梁梦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4]国家蓝色经济系统的超网络模型构建及其出口结构研究 ——以中国为例[D]. 齐晓飞. 山东大学, 2021(11)
- [5]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D]. 关帅. 吉林大学, 2021(01)
- [6]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研究[D]. 张彩云. 吉林大学, 2020(03)
- [7]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D]. 李金培. 上海交通大学, 2020
- [8]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9]金融结构演化与金融监管优化耦合研究[D]. 何震. 新疆大学, 2020(06)
- [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D]. 朱玮玮. 东南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