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面临反倾销巨大压力(论文文献综述)
张巩[1](2021)在《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如今危机虽已过去十余年,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难以摆脱不景气的困境。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多国采取“封国”政策,全球需求萎缩,投资规模锐减,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国际贸易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因素,贸易下降趋势不可避免。这表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生产资本拉动的最强劲的全球化已经落潮,西方发达经济体失去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与意愿,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退群、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事件都似乎印证了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伴随着逆全球化,各国保护主义呼声越来越强烈,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美国由全球化的倡导者转而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贸易摩擦的策源点。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贸易摩擦极易产生。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风险加大的国际局势,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从总体上来看,缺乏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的学说,而贸易摩擦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也又有可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研究贸易摩擦的根源及生成机理,并结合我国实践经验提出应对贸易摩擦的中国智慧。本文构建了一个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阐述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由于各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同导致国别价值存在差异,因此在按照国际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生产率较高、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的国家会获得超额利润;生产率较低、国别价值高于国际价值的国家就会亏损。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超额利润,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国际分工,由该分工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不稳定的,当这一关系发生变动或存在潜在变动因素时,极易产生贸易摩擦。同时,本文分析了贸易摩擦的根源,并对引起贸易摩擦的其它相关因素进行政治经济学解释。在此基础上,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几个方面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解释和说明能力。鉴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贸易摩擦成因具有特殊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生成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美国GDP增长率、中国技术进步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中美贸易摩擦数量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进一步印证了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其应对之策也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入手,不断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通过夯实国家基础,化解过剩产能,畅通经济内循环系统,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途径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聂世坤[2](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李书伟[3](2020)在《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中美贸易经历了尝试摸索、迅猛增长和曲折进取三个阶段,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是随着两国贸易额的不断攀升,一些不利于中美贸易发展的因素不断累积,造成了如今中美贸易频发的现状。在特朗普上台以来,针对中国发起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中几乎涵盖了中美贸易的各个行业,中美贸易摩擦进入一个更加严峻的境地。本文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首先,文章整理贸易保护理论,梳理贸易摩擦的理论基础;其次,结合贸易保护理论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个方面梳理关于贸易摩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接着,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概况、现状和特点进行描述:然后,结合理论与研究现状,分美国、中国和综合三个方面总结中美贸易摩擦原因;随后,对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依据实证结果提出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包括美国的GDP增长率、失业率、工业增长率,中国GDP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中美贸易总额、美国进口额中中国商品所占比例、中美贸易差额、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中美技术差距、中国是否加入WTO和中美政治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与中美贸易摩擦成正相关的因素按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美国失业率、中美贸易差额增长率、美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中美技术差距、美国实际GDP增长率、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额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国是否加入WTO;与中美贸易摩擦成负相关的因素为美国进口中中国商品所占比重;而中国实际GDP增长率、中美贸易额和中美政治关系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关系不显着。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中美协商、扩大开放、区域合作和国内发展四个角度提出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政策建议。
孙舒[4](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那振芳[5](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提出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昝丙艳[6](2019)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过去几年中大幅增长,到201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8090.4亿美元,其存量规模世界排名第二。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断扩大,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582.9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已超过了外商在华投资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特点,其投资主体主要为国有企业,然而与国际同行相比较,缺乏竞争优势,其投资形式主要为跨境并购。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政策分析、对比分析、法律经济分析和文献研究等方法,从政府管理的母国政府政策与东道国制度因素两个角度考量,采用制度理论构建了理论框架,主要研究了母国政策和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重点探讨了中国跨境并购政策以及欧盟反规避制度。首先,从国家层面讲,该研究对于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更好地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作用有重要意义。其次,从企业层面讲,该研究对引导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与行为有较大的实践意义。第三,该论文解释了近些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特有的问题和现象,是现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补充。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外直接投资计量指标从强度、密度和广度三元维度衡量;(2)在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政策和如何应对欧盟反规避制度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七个部分。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并介绍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逻辑结构以及主要的创新。第二,回顾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理论,以及政策和制度相关的主要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的理论依据。第三,探讨了影响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四项政策,分别是:(1)双边投资协定,(2)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政策,(3)基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OFDI政策,(4)“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母国政策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要影响因素,通常是正面支持,但在可能存在风险或者已经出现问题时母国政府要实施限制政策。双边投资协定初衷是母国政府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保护,但在中国跨境并购已经偏离理性轨道的时候母国政府应该要有一定的监管和限制措施。出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第三章详细分析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第六章提出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设重点,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中国实现更多国际话语权。第四,从三个角度探讨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制度因素,分别是:(1)东道国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维护,(2)欧盟反规避制度,(3)企业异质性在东道国制度环境下的作用。东道国制度环境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要面对不同的国家体制、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复杂的人文环境,因此如何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以欧盟反倾销反补贴法下的反规避制度为例,本文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提出了中国企业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运用实际案例,从企业所有制结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不同的所有制特征,以及这种异质性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第五,运用法律经济分析与对比分析的方法,对相关的母国政策进行了探讨。法律经济分析方面借鉴了经济学领域效率等于产出与投入之比的概念,构建了政策效率分析模型,涉及了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政策的法律经济分析和金融业服务体系改革的法律经济分析,并验证了其效率性。对比分析涉及了中国和巴西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差异,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经过不同国家的对比,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中坚持开放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观点。第六,依据前述分析,本文提出了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分别是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政策建议、应对欧盟反规避制度的政策建议、如何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的政策建议以及国际产能合作政策建议等。第七,研究结论。对全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给出了全文研究结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重塑国际新秩序;政府继续给予投资企业退税或者补贴的政策支持;同时政府应引导企业实施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双重战略,并引导企业在投资国遇到不公正待遇时拿起法律的武器;为确保中国企业未来的跨境并购回归到真实、合规与理性的行为,政府必须实施相关系列的改革措施,充分发挥国内外的比较优势,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对于欧盟反规避制度,本文认为多数欧盟所谓的“规避行为”与关税规避行为并无本质不同,在关税法下即可处理。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知识体系做出了贡献,有实证分析结果,也有理论政策建议。与大多数关于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不同,本文强调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与制度的重要性。本文的理论框架也可以扩展到分析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本文探讨了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特征及其对跨国并购的影响,并对中企跨境并购行为进行了深入探讨,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行为回归理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的研究成果对现有的中国跨国公司并购文献是一个补充,也为跨国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了现实的启示。由于数据不完整及论文的篇幅所限,本文未对WTO规则中确立对反规避的立法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中国主导适用法律体系问题进行分析,有待作者继续研究。
周忠超[7](2019)在《中美贸易摩擦对P企业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美贸易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贸易关系,自从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一直在摩擦之中前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国内钢铁产能的过剩以及美国钢铁行业的衰落,中美钢铁贸易摩擦越来越多。2018年3月,美国新上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根据“232”和“301”调查结果,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商品加征关税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局面,钢铁行业首当其冲,并以此拉开了贸易战的序幕。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和升级势必会给钢铁行业带来各方面影响,钢铁企业作为钢铁行业的有机构成,势必受到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和资料,梳理了贸易战、贸易摩擦、国际贸易以及企业管理方面的相关理论,结合中美钢铁贸易摩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从国际、中方、美方三个方面对中美钢铁贸易摩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再从企业角度入手,根据P企业的经营情况,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给P企业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应对对策。
周金凯[8](2019)在《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经贸关系更是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发展和失衡问题并存,但贸易失衡问题更为敏感突出。特朗普执政后,尤其对此问题高度关注,并试图通过单边主义政策加以解决。中美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的共识与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深入研究中美贸易失衡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贸易逆差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但贸易竞争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恰恰正是产业竞争对一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逆差这个总量概念上,以两国间产业竞争为视角的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产业层面上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竞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究竟如何、以及美国单纯以贸易逆差的表象作为其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忽略产业竞争因素,是否是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一种有意为之等等,这些事关两国切身利益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从产业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不仅扩展了贸易失衡的理论研究,为中美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的贸易格局战略提供政策制定、评估和改进依据。本文从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和原因入手进行分析。首先,本文参考美国产业就业率、选举政治、中美贸易逆差程度和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等因素选定代表性产业,包括纺织业、塑料和橡胶业、金属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接下来,文章对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美国对华代表性产业的贸易逆差不断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与中国全球代表性产业的贸易差额同步变化,二者的比重整体保持平稳,中美贸易逆差变化是相对的。究其原因,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主要是美方贸易统计数据高估、美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中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深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关系,本文分别利用贸易与就业、贸易与产出、贸易与工资的回归模型,通过贸易与利润关系的经验分析,研判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及其分类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产出、工资和利润的影响具有产业差异性,以正向影响为主,并未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因此,一直以来,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对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为了佐证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结合“232调查”的主要产品——钢铁和高新技术产品——苹果手机两个典型产业案例,详细剖析了中美高新技术产业贸易失衡的本质和中美钢铁贸易是否对美国钢铁产业构成竞争与冲击,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本文通过中美与日美对比分析,以历史事实阐释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客观事实,还是有意为之。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美国以日美贸易失衡冲击其产业为由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要求减少双方贸易差额。当前中国与日本面临的情形看似一样,但二者却有本质不同,包括: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美与日美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日美产业结构以竞争为主,中美产业结构以互补为主;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涉及美国在华投资公司,日本对美出口企业主要是日本本土企业;日美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有意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结果表明: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主导产业构成实质性冲击,这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本质不同。因此,美国大肆宣扬中美贸易失衡对其构成“产业冲击”即存在夸大其词,又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论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夸大其词,还是有意为之,其目的都是为制定和实施对华贸易政策服务。在中美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产业界不仅鼓吹中美贸易失衡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而且直接游说政府和国会,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因此,本文以美国产业界(企业和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为联结,基于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本文通过对美国产业界的态度分析得出:一方面,在美国企业界中,传统“夕阳产业”企业,如钢铁业和纺织业,受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较重,是“中国产业冲击”言论的主要制造者。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则很少关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在产业利益集团中,主要关注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的是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如美国劳联-产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全国纺织产业委员会等。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商会、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等则很少提及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基于美国产业界的态度,本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以“交往”为主向以“遏制”为主的转变。其中,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主要奉行以“交往”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倾向奉行以“遏制”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的考验。这一转变与美国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即长期以来,美国很难通过“贸易交往政策”全面迅速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发展置于“美国规则”约束下。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改变现有局面,以求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话题正好成为美国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的托辞。综合本文分析,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下,美国以“产业冲击”为由,对华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并非真的构筑在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基础上。美国有意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一方面为迎合利益集团的诉求,以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另一方面旨在借机大肆炒作该问题,将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最大限度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最后,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中国产业升级、多措并举应对中美贸易失衡和防止中美金融战等建议。
曹峰毓[9](2019)在《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的对策》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以来,国际能源形势发生了重大和深刻变化。一方面,通过不懈的政策引导与技术进步,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格局也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可以说,随着可再生能源和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加速发展,国际能源新体系的雏形正在形成,国际能源革命的大幕已经悄然拉开。对于中国而言,新一轮能源革命的意义重大。一方面,中国能源革命面临的形势复杂,挑战巨大。另一方面,此轮能源革命也为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创造了条件。新时期下中国能源体系的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的“能源革命”,为中国的能源改革指明了方向。2017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首个国家能源革命战略。中国的新一轮能源革命已经箭在弦上。在这种情况下,对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对策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成为了时代赋予能源政治研究的重大使命。本文研究的主要思路如下:首先,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历次能源革命的发展过程与影响,对能源革命与人类社会发展间的联系进行探讨。其次,通过对历次能源革命特征的总结,提出能源革命的概念;并根据是否发生体系性变革将能源革命细分为纵向与横向能源革命。同时,对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再次,通过对能源领域重大技术突破的研究,判定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内容、现状、发展趋势与未来影响。最后,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并将中国与欧盟、美国的能源革命态势进行比较,判断中国能源革命的总体发展情况与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中国能源革命建设的不足与能源体系的发展特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在对能源革命发展历程与现状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能源革命是由重大技术突破引发,以提升能源服务质量为目的,并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全局性能源变革。第二,能源革命爆发的关键条件在于技术进步。新技术只有在突破原有技术理论极限且拥有合适资源支撑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引发能源革命。目前非常规油气革命与现代可再生能源革命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其中,前者极大地扩展了可采油气资源的范围,后者则打破了化石燃料体系在资源储量、环境承载力等方面对人类社会发展限制。第三,与美欧地区相比,中国在能源革命建设中仍较世界先进水平有着明显差距,相对不利的政策环境成为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第四,通过对中国能源体系发展特点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能源革命建设的总体方向应为以低代价确保能源安全、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对于非常规油气产业来说,该领域的变革应主要集中在油气产业的上游与中游,主题应以公平和开放为主。对于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来说,该领域的变革应主要集中在补贴和电力市场两个领域。
王璐[10](2018)在《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机制研究(1990-2016)》文中研究说明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经贸关系通常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然而中美经贸关系并非总是风平浪静,有时甚至会成为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对华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成为中美关系中新的焦点问题,由此引发中美两国在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的持久斗争。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将中国视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者,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由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采取敌视的态度。面对中美贸易关系并不太乐观的前景,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美国智库一直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仍是一个亟待具体、深入研究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美贸易关系中的行为体不仅包括两国的企业,还包括政府、国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利益集团、智库和媒体等。美国智库形成对华贸易研究成果后,通过影响美国政府、美国国会、美国媒体和美国公众的对华认知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中美贸易关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本文认为,在美国智库的对华研究中,其对中美贸易关系的评估是自变量,对中美战略态势的评估(包括对中美综合国力对比和美国对华战略需求的评估)是中介变量,而对本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建议是因变量。21世纪以来,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从“霸权自信”转变为“霸权焦虑”,这种转变亦体现在其智库学者近年来有关对华贸易的研究中,并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走向。本文将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来分析美国智库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内在逻辑;研究制约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成果倾向性和影响力的因素;通过案例分析来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助于改善中美贸易关系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面临反倾销巨大压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面临反倾销巨大压力(论文提纲范文)
(1)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问题的提出 |
0.2 研究意义 |
0.2.1 理论价值 |
0.2.2 现实意义 |
0.3 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 |
0.4 研究方法 |
0.5 创新点与不足 |
第1章 贸易摩擦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 |
1.1 贸易摩擦的内涵 |
1.2 贸易摩擦的成因 |
1.2.1 贸易摩擦成因的微观理论 |
1.2.2 贸易摩擦成因的中观理论 |
1.2.3 贸易摩擦成因的宏观理论 |
1.2.4 贸易摩擦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 |
1.3 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1.4 文献评述 |
第2章 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2.1 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生产相对过剩 |
2.2 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国际价值规律与国际生产价格规律 |
2.2.1 国际价值规律、国际生产价格规律与国际超额利润的形成 |
2.2.2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形成 |
2.2.3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变化引致的贸易摩擦 |
2.3 贸易摩擦的内因分析:国内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2.4 贸易摩擦的外因分析: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2.4.1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间贸易的分析 |
2.4.2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2.4.3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品内贸易的分析 |
2.4.4 技术进步引发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与冲突的一个模型——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2.5 贸易摩擦中的认知冲突: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间差异 |
2.6 贸易失衡引发贸易摩擦的表象与本质 |
第3章 贸易摩擦成因的分类考察 |
3.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3.1.1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3.1.2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3.1.3 案例分析:美墨卡车跨境运输争端案 |
3.2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3.2.1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3.2.2 案例分析:特朗普时期的美欧经贸冲突 |
3.3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3.3.1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3.3.2 案例分析:印度对华的反倾销贸易争端 |
第4章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成因分析——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
4.1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成因的特殊性 |
4.2 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轨迹 |
4.3 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4.4 中美贸易摩擦生成因素的实证检验 |
4.4.1 变量的选取 |
4.4.2 实证检验过程 |
4.4.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第5章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及应对策略 |
5.1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 |
5.2 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1.3.4 文献评述 |
1.4 论文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不足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3.1.4 层次分析法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4.3.1 动机分类 |
4.3.2 市场寻求型 |
4.3.3 避税地投资 |
4.3.4 政策激励型 |
4.3.5 制度寻求型 |
4.3.6 战略投资型 |
4.3.7 要素寻求型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4.4.1 政策优势 |
4.4.2 资本优势 |
4.4.3 技术优势 |
4.4.4 货币优势 |
4.4.5 国家优势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6.1.2 资本的分配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7.5 异质性检验 |
7.5.1 时间异质性 |
7.5.2 国家异质性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引言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2.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贸易摩擦概念界定与形式 |
2.1.1 概念界定 |
2.1.2 摩擦形式 |
2.2 相关理论 |
2.2.1 传统贸易保护理论 |
2.2.2 新贸易保护理论 |
2.3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2.3.1 理论研究综述 |
2.3.2 实证研究综述 |
2.3.3 文献评述 |
3.中美贸易摩擦现状 |
3.1 中美贸易发展概况 |
3.1.1 尝试摸索阶段 |
3.1.2 迅猛增长阶段 |
3.1.3 曲折进取阶段 |
3.2 中美贸易摩擦状况 |
3.2.1 贸易摩擦发展概况 |
3.2.2 本轮摩擦发展状况 |
3.3 贸易摩擦主要形式 |
3.3.1 反倾销调查 |
3.3.2 反补贴调查 |
3.3.3 保障措施与特别保障措施 |
3.3.4 “337调查” |
3.3.5 “301调查” |
3.4 中美贸易摩擦特点 |
3.4.1 涉及行业广泛 |
3.4.2 摩擦形式增多 |
3.4.3 摩擦形式集中 |
3.4.5 摩擦成本升高 |
4.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分析 |
4.1 美国方面原因 |
4.1.1 美国国内经济压力 |
4.1.2 利益集团游说 |
4.1.3 美国执政党派 |
4.2 中国方面原因 |
4.2.1 中国经济发展 |
4.2.2 中国国际地位提升 |
4.3 综合方面原因 |
4.3.1 中美贸易不平衡 |
4.3.2 中美贸易依赖度不同 |
4.3.3 中美技术差距 |
4.3.4 中美政治和安全争端 |
4.3.5 中美贸易制度变化 |
5.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5.1 变量选取 |
5.2 模型设定 |
5.3 实证分析 |
5.4 实证结论 |
6.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与展望 |
6.2 政策建议 |
6.2.1 通过协商解决摩擦 |
6.2.2 坚持扩大开放路线 |
6.2.3 加强区域合作建设 |
6.2.4 调整国内发展政策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 |
(4)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一、研究范畴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三、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一、WTO制度发展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一)中文着作 |
(二)中文译着 |
(三)中文论文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一)英文着作 |
(二)英文论文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致谢 |
(5)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2.1.2 贸易摩擦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2.4 小结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3.4 小结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4.3 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5.3 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1.1 主要结论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2 理论及实践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框架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1.5 数据来源、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5.1 数据来源 |
1.5.2 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1.5.3 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际投资理论回顾 |
2.2 政策与制度国内外文献回顾 |
2.2.1 国内文献回顾 |
2.2.1.1 国内文献研究侧重点 |
2.2.1.2 国内文献小结 |
2.2.2 国外文献回顾 |
2.2.2.1 国外文献侧重点 |
2.2.2.2 国外文献小结 |
2.3 文献述评和本文研究要点 |
2.3.1 文献述评 |
2.3.2 本文研究要点 |
第3章 母国政策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3.1 政策的内涵与外延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演变 |
3.3 双边投资协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3.3.1 计量模型设计、数据与变量 |
3.3.2 BIT对OFDI影响的实证估计结果、分析与检验 |
3.3.3 实证结论 |
3.4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政策 |
3.4.1 跨境并购大幅增长 |
3.4.2 大规模跨境并购的深层动因 |
3.4.3 非理性不合规跨境并购的负面效应 |
3.4.4 加大监管力度引导真实合规性与理性回归 |
3.4.5 新政策下跨境并购走势 |
3.5 基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的OFDI政策 |
3.6 “一带一路”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 |
3.6.1 “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 |
3.6.2 “一带一路”的内在背景与化解产能过剩 |
3.6.3 “一带一路”的外在背景与构建全球新秩序 |
3.7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东道国制度环境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4.1 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
4.2 东道国制度环境下的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维护 |
4.3 欧盟反规避制度下的对外直接投资 |
4.3.1 欧盟反规避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
4.3.2 欧盟反规避条款的正当性质疑 |
4.3.3 欧盟反规避条款的合法性质疑 |
4.4 企业异质性在东道国制度环境下的作用 |
4.4.1 企业所有制结构 |
4.4.2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点 |
4.4.3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案例分析 |
4.4.4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点 |
4.4.5 国有企业实际案例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法律经济分析与比较分析 |
5.1 母国政策的法律经济分析 |
5.1.1 跨境并购监管政策法律经济分析 |
5.1.2 金融服务体系改革政策效率法律经济分析 |
5.1.3 法律经济分析小结 |
5.2 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比较分析 |
5.2.1 中国与巴西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比较分析 |
5.2.2 中国与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比较分析 |
5.2.3 对比分析小结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政策建议 |
第7章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中美贸易摩擦对P企业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贸易摩擦的类型方面 |
1.2.2 贸易摩擦的成因方面 |
1.2.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钢铁企业的影响方面 |
1.2.4 应对措施方面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 |
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 贸易摩擦概念综述 |
2.1.1 贸易摩擦与贸易战等相关概念 |
2.1.2 中美贸易摩擦典型形式 |
2.1.2.1 反倾销 |
2.1.2.2 反补贴 |
2.1.2.3 保障措施 |
2.1.2.4 特别保障措施 |
2.2 贸易摩擦相关理论 |
2.2.1 重商主义理论 |
2.2.2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
2.2.3 超保护贸易理论 |
2.2.4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
2.3 国际贸易及企业战略管理相关理论 |
2.3.1 比较优势理论 |
2.3.2 资源基础理论 |
2.4 企业战略分析方法 |
2.4.1 PEST分析法 |
2.4.2 SWOT分析法 |
2.4.3 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
3 中美钢铁贸易摩擦的成因、现状及发展趋势 |
3.1 中美钢铁贸易摩擦的成因 |
3.1.1 国际环境因素 |
3.1.1.1 钢铁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
3.1.1.2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
3.1.1.3 WTO相关条款的局限性 |
3.1.2 中方原因 |
3.1.2.1 钢铁产能快速扩张,出口量不断增加 |
3.1.2.2 钢铁产品附加值以及出口价格偏低 |
3.1.2.3 钢铁产业集中度偏低 |
3.1.3 美方原因 |
3.1.3.1 政治因素影响 |
3.1.3.2 美国钢铁产业日渐萎靡,贸易保护主义回流 |
3.2 中美钢铁贸易摩擦的现状 |
3.2.1 中国钢铁产品对美出口贸易情况 |
3.2.1.1 中国钢铁产品进出口概况 |
3.2.1.2 中国钢铁产品对美出口概况 |
3.2.2 中美钢铁贸易摩擦主要表现形式 |
3.2.2.1 反倾销 |
3.2.2.2 反补贴 |
3.2.2.3 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 |
3.3 中美钢铁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 |
3.3.1 “337调查”开始应用于钢铁产品 |
3.3.2 以国家安全之名启动“232调查” |
3.3.3 再次启动301调查 |
3.3.4 SA8000社会壁垒 |
3.3.5 “碳关税”征收在即 |
4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背景下P企业的经营情况分析 |
4.1 P企业的基本情况 |
4.2 P企业面临的宏观环境分析 |
4.2.1 政治法律环境 |
4.2.2 经济环境 |
4.2.3 社会文化环境 |
4.2.4 技术环境 |
4.2.5 小结 |
4.3 P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综合分析 |
4.3.1 优势分析 |
4.3.2 劣势分析 |
4.3.3 机会分析 |
4.3.4 威胁分析 |
4.3.5 小结 |
4.4 P企业的竞争力分析 |
4.4.1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分析 |
4.4.2 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分析 |
4.4.3 替代品的威胁情况分析 |
4.4.4 新进入者的威胁情况分析 |
4.4.5 同业竞争者的竞争程度分析 |
4.4.6 小结 |
5 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和升级对P企业的影响 |
5.1 消极影响 |
5.1.1 提高进出口贸易的交易成本 |
5.1.2 加剧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竞争,造成出口规模萎缩 |
5.1.3 限制企业自身发展,导致企业规模缩减 |
5.2 积极影响 |
5.2.1 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的形成 |
5.2.2 有利于推动企业对外投资 |
5.2.3 有利于实现贸易伙伴的多元化 |
6 P企业应对对策 |
6.1 强化对贸易摩擦的防范意识,提高应对能力 |
6.2 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
6.3 构建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分散市场风险 |
6.4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实施国际化经营 |
6.5 择机寻求与其他优势钢企的并购重组,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8)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研究 |
1.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 |
1.3.3 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研究 |
1.3.4 现有文献述评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5 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1.6 拟创新点 |
第2章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2.1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 |
2.1.1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来自制造业 |
2.1.2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依据 |
2.2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 |
2.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差额整体呈上升态势 |
2.2.2 中美产业贸易差额占中国全球同类贸易差额的比重保持平稳 |
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
2.3.1 美方统计口径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存在严重高估 |
2.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 |
2.3.3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上升,美国逐步下降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结构性冲击的分析 |
3.1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影响 |
3.1.1 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现状 |
3.1.2 贸易与产出模型 |
3.1.3 实证分析 |
3.2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影响 |
3.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变化分析 |
3.2.2 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变化分析 |
3.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与产出利润的关系 |
3.3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影响 |
3.3.1 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现状 |
3.3.2 贸易与就业模型 |
3.3.3 实证分析 |
3.4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影响 |
3.4.1 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现状 |
3.4.2 贸易与工资模型 |
3.4.3 实证分析 |
3.5 中美贸易中的典型产业案例分析 |
3.5.1 中美钢铁贸易与产业竞争 |
3.5.2 iPhone手机全球价值链与中美贸易失衡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冲击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与日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 |
4.1 日美贸易摩擦的简要回顾 |
4.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4.2.1 日美汽车贸易差额是双方贸易失衡的主要来源 |
4.2.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以直接竞争为主 |
4.2.3 日美汽车产业竞争与“自愿出口限制” |
4.3 日美半导体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4.3.1 日美半导体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
4.3.2 日美半导体协定与美国竞争力的恢复 |
4.4 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异于日美贸易失衡 |
4.4.1 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日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 |
4.4.2 中日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不同 |
4.4.3 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不同 |
4.4.4 美国对于中日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 |
4.4.5 美国对中日的出口管制程度不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5.1 美国产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1.1 美国企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1.2 产业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2 美国产业界态度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5.2.1 美国产业界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路径 |
5.2.2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2.3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2.4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1.1 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
6.1.2 美国宣扬的“产业冲击”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 |
6.1.3 日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本质异于中美 |
6.1.4 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是美国对华贸易政治的托辞 |
6.2 政策建议 |
6.2.1 做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
6.2.2 积极应对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为由制造的摩擦 |
6.2.3 做好应对美国金融战的准备 |
6.3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的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对于国内外研究态势的整体分析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三) 国外研究现状 |
(四)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创新 |
(一) 写作思路 |
(二) 框架结构 |
(三) 研究方法 |
(四) 创新点 |
第一章 能源革命与人类历史进程 |
第一节 主动用火革命的爆发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一、主动用火技术诞生的背景与主要表现 |
二、主动用火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主要影响 |
第二节 蒸汽机革命的爆发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一、蒸汽机技术诞生的背景 |
二、蒸汽机技术的诞生与普及 |
三、蒸汽机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主要影响 |
第三节 电力与内燃机革命的爆发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一、电力和内燃机技术诞生与实用化的背景 |
二、电力和内燃机技术的诞生与普及 |
三、电力与内燃机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主要影响 |
第四节 对能源革命历史地位的再思考 |
一、能源革命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关键变量 |
二、能源革命影响历史进程的一般路径 |
第二章 能源革命的相关理论及其建构 |
第一节 能源革命的基本特征 |
一、能源革命的共性特征 |
二、能源革命的差异性特征 |
第二节 能源革命的概念建构 |
一、能源革命的整体概念 |
二、能源革命二维概念框架的建立 |
三、与“能源转型”的概念辨析 |
第三节 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与发展模式 |
一、能源革命爆发的基本条件 |
二、能源革命的发展模式 |
第三章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 |
第一节 非常规油气革命的爆发条件 |
一、非常规油气技术的日益成熟 |
二、非常规油气技术对常规油气技术的突破与发展潜力 |
三、有利市场条件对非常规油气产业发展的促进 |
第二节 现代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爆发条件 |
一、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日益成熟 |
二、现代可再生能源技术对化石能源技术的突破与发展潜力 |
三、有利政策环境对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促进 |
第四章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现状、趋势与可能影响 |
第一节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现状 |
一、非常规油气革命的现状 |
二、现代可再生能源革命的现状 |
第二节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的发展趋势 |
一、当代国际能源革命发展方向的差异性 |
二、纵向与横向能源革命的互动 |
三、双重革命下至21世纪中叶世界能源市场的变化趋势 |
第三节 当代国际能源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影响 |
一、环境问题的改善 |
二、对经济增长的推动 |
三、对能源政治的重塑 |
第五章 对中国能源革命的现状分析、态势评估与政策思考 |
第一节 中国能源革命的发展现状 |
一、中国非常规油气产业的发展现状 |
二、中国现代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 |
第二节 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态势评估 |
一、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
二、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条件评估 |
三、对中国能源革命的进度评估 |
四、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整体评估 |
第三节 对中国能源革命的政策思考 |
一、中国能源体系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 |
二、对中国能源革命的宏观政策建议 |
三、对中国能源革命的微观政策建议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10)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机制研究(1990-2016)(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一、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二、相关概念和研究对象的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假设与创新之处 |
五、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六、研究难点与研究重点 第一章 美国智库概述 |
第一节 美国智库的概况 |
一、美国智库的起源 |
二、美国智库的发展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兴盛的特殊原因 |
一、独特的政治土壤 |
二、开放的政治体制 |
三、发达的基金会支持 |
四、独立的运作机制 |
第三节 美国智库的政治主张倾向 |
一、美国智库的传统政治倾向 |
二、美国智库学者的对华政策倾向 |
第四节 小结 第二章 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外贸易决策中的功能与影响途径分析 |
第一节 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外贸易决策中的功能分析 |
一、提出政策建议 |
二、进行政策教育 |
三、充当交流平台 |
四、提供专业人才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外贸易决策的途径 |
一、担任政府官员 |
二、为总统候选人出谋划策 |
三、参加国会听证并与议员密切沟通 |
四、通过出版物和互联网发布研究成果 |
五、借助媒体影响公众舆论 |
六、举办社会活动和培训项目 |
第三节 小结 第三章 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 |
第一节 基于双重认知评估理论的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成果分析 |
一、基于身份认知与塑造的中美贸易关系分析 |
二、双重认知评估理论分析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机制 |
三、影响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错误知觉因素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变与不变 |
一、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可变性 |
二、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不变性 |
第三节 制约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影响力的外部因素 |
一、与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致程度 |
二、与美国总统治国理念的一致程度 |
三、与美国强势利益集团的一致程度 |
四、与美国主流公众舆论的一致程度 |
第四节 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 |
一、中美贸易关系的参与主体及其互动 |
二、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机理 |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美国智库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决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第一节 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由来 |
一、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背景 |
二、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产生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在对华最惠国待遇之争中的作用机制 |
一、美国智库关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影响对华最惠国待遇之争的作用机制分析 |
第三节 美国智库影响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 |
一、美国智库关于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影响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的机制分析 |
第四节 关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
一、相关研究成果的汇总 |
二、汇总结果的统计分析 |
第五节 小结 第五章 美国智库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决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第一节 美国智库在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决策中的影响分析 |
一、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产生及其原因 |
二、美国智库关于对华贸易逆差的研究及其影响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 |
一、美国智库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 |
第三节 美国智库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 |
一、美国智库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 |
第四节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
一、相关研究成果的汇总 |
二、汇总结果的统计分析 |
第五节 小结 第六章 美国智库在中美经济秩序博弈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第一节 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思考 |
一、美国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战略思考 |
一、美国智库关于亚投行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 |
第三节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
一、相关研究成果的汇总 |
二、汇总结果的统计分析 |
第四节 小结 第七章 研究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第一节 研究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 |
一、双重认知评估理论的案例检验结果 |
二、研究假设和分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 |
第二节 启示一:建构动态平衡的中美贸易关系 |
一、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
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
三、增加对美商品进口 |
四、开辟新兴出口市场 |
第三节 启示二:改善中美贸易关系中的中国形象 |
一、塑造中国政府良好的国际形象 |
二、扭转中国企业堪忧的国际形象 |
第四节 启示三:让美国智库学者更加了解和理解中国 |
一、加强中美两国智库之间的“二轨外交” |
二、关注和支持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
第五节 小结 结语 |
一、研究成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析 |
二、研究成果的现实参考价值 |
三、研究缺憾及未来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四、中国面临反倾销巨大压力(论文参考文献)
- [1]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张巩. 辽宁大学, 2021(02)
-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3]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研究[D]. 李书伟. 西安理工大学, 2020(01)
- [4]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5]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制度研究[D]. 昝丙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7]中美贸易摩擦对P企业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D]. 周忠超. 云南大学, 2019(03)
- [8]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D]. 周金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国际能源革命与中国的对策[D]. 曹峰毓. 云南大学, 2019(09)
- [10]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机制研究(1990-2016)[D]. 王璐.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