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评共产国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过程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张小清[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初步探索和尝试,对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成果,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维埃政权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建设以及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等方面。总体而言,研究已取得富有成效的探索,但仍需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转换研究视角、扩展研究视域。
卢泽如[2]（2020）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首次建立国家形态的苏维埃政权,由于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有着相对安全稳定的活动空间,纪念活动得以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借由纪念活动这一重要载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与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良好形象,建构集体记忆,强化人们的历史意识,推动妇女解放运动,极大地宣传鼓动民众投身革命和生产运动中,为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国民党的谣言散布以及“围剿”战争的步步紧逼,中共举行纪念活动既是协调中苏关系,赢得国际支援的需要,也是构建政权合法性,推广成功样本,表达政策方针,整合各方资源,建构集体记忆,最大程度地凝聚人心和人力来壮大革命根据地,打赢反“围剿”战争的需要。这个时期的纪念活动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活动方式,活动形式十分丰富,大致分为五种不同类型的纪念方式:会议纪念、文本纪念、行为纪念、艺术纪念、空间纪念,包括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纪念文章、专刊特辑、通电、演讲、标语、口号、修建纪念设施、举办纪念展览、出版墙报壁报、散发纪念传单等等。这些纪念形式并不是独立开展的,而是交织进行,各具特色,共同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出于对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全面的政治考量,选择了一些具有强大影响力和政治感染力的纪念对象。纪念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对重要人物的纪念,比如对马克思、列宁等的纪念;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比如对十月革命、广州起义等的纪念;对重大节日的纪念,比如对“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八一”建军节等等。尽管这个时期的纪念活动开展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大量纪念活动的开展还是为中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鲜明特点。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纪念活动为当代纪念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李志龙[3]（2020）在《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研究》文中认为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带领广大农民在中央苏区制定并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历史演进的逻辑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地位。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通过实施中央苏区土地政策,实现了革命根据地内土地制度由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囿于历史局限,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也存在一些不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的背景条件、历史回视、主要内容、目标原则及特征等展开研究,以期从唯物辩证的立场审视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总结出现实启示,从而为当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土地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研究的逻辑在于:引言部分主要概括了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第一部分阐述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制定并实施的背景条件。主要包括土地革命的开展及深入,中央苏区经济社会状况,共产国际的影响。第二部分论述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的历史回视。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历经土地政策的酝酿及初步制定、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土地政策的进一步调整的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分析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土地没收政策、土地分配政策和土地税收政策。第四部分阐释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的目标原则及特征。党在中央苏区土地政策的目标是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巩固红色革命政权和巩固工农联盟;原则是农民所有原则、公平原则和阶级原则;特征是革命性、人民性和动态性。第五部分阐明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的评析和现实启示。通过评析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揭示出现实启示,即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保障农民利益为基点;重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旨归。
刘悦悦[4]（2020）在《植入与演化 ——“苏维埃”话语的产生、演变和发展》文中研究说明“苏维埃”即“Совет”,是一个音译词。词起源于苏联,因此是在苏联本土文化中形成的。“苏维埃”在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了中国,在异质文化中发展,并且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主要政党话语。其发展和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指苏维埃作为一个异文化概念,如何在植入中国文化后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与政党实践的相互融合的过程。“苏维埃”引入中国后,其发展变化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首先面临的就是“苏维埃”代表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专政思想中的“专政”如何为广大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接受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在引入前和引入初期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清末中国国门洞开,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在寻找殖民国家优于中国的原因,究其根源,知识分子认为主要是因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因此学习和引入西方文化成为主要的潮流,也正是这一潮流给中国知识分子后期接受“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做好了思想铺垫。引入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过程中,政治上最突出的是学习西方议会制度,以及构建议会制度的民主思想基础。而“苏维埃”是一种无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思想,而其专政也只是针对压迫阶级的专政,因此陈独秀将其理解为“开明专制”,“苏维埃”迅速获得了思想上的合法性,在张君劢音译为“苏维埃”之后,植入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话语。“苏维埃”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写入的党章,但是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才明确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旗帜。主要是因为期间的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响应“国民革命”的口号,原本反对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剥削阶级的“苏维埃”话语被联合大小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话语取代,“苏维埃”话语处于蛰伏期,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认识的深入,逐渐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推上话语的前沿。倡导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随之破裂,共产党遭受国民党残杀,中国共产党被迫重新树立“苏维埃”的旗帜,模仿苏联模式,走上了中共自己的道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人认可苏联的模式,寄希望于通过走苏联相同的城市道路获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因为坚持教条主义,通过激进的方式,企图获得大城市的苏维埃政权,强调革命的高潮来临,未正确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而盲动,最终使得苏维埃革命损失惨重。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坚持的是农村的苏维埃道路,通过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以武装扩大农村苏维埃政权,最终获取苏维埃革命的胜利。鉴于中国革命的形势以及朱毛实践的胜利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向农村道路偏转,“苏维埃”革命道路实际上实现了归一化。但是由于王明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未正确认识共产国际的本意,中国苏维埃革命走了很多的弯路之后才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意识到民族危机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开始致力与联合战线,从最初的排斥蒋介石集团的联合战线宣传到最后的联合蒋介石的统一战线宣传,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相对立的工农“苏维埃”话语也随之终结,国共联合抗日,“中华民主共和国”成为唯一的宣传口号。
龚梦川[5]（2020）在《论民族区域自治从理念到制度的历史演进》文中指出世界上多民族国家众多,解决民族问题的路径不尽相同,我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我国历史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共同生存繁衍,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中融合发展,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格局和民族关系,具有政治上的统一性和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性。基于这样的国情,我国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的基本方式。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从理念形成、付诸实践到确立为制度的演进过程,并不断发展与社会各阶段相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宪制地位得以确立,其政治地位实现了法律化,并上升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的实施,维护了国家统一,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共同发展,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国家各方面事业向前快速发展,社会结构转型,我国民族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作为协调民族关系基本方式的民族区域自治也需要在发展中进一步完善。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强化“制度建设”的当下,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的形成、实践与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制度自信”的同时,我们应赋予民族区域自治新的理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框架之下,坚持以“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为价值引导,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本文除导论、结语外,共分四章。第一章“我国的民族关系及其协调”,简要概述了我国民族的构成及其特点、由此特点决定了我国的民族关系与特点,并论述了近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与协调理念,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协调民族关系的基本方式。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构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各民族因交往交流形成的民族关系也有悠久的历史,这是我国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基础。我国民族关系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协调民族关系的方式也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第二章“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形成”,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思想萌芽、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理论基础、民族区域自治理念形成。理念,是一种理性的观念,在民族区域自治思想萌芽到理念形成的过程中,内涵得到不断发展充实。通过实践,结合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也从简单地提出民族平等的口号,废除民族压迫,扩展到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社会的经济文化,保护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体,包含着各有特色的各民族,各民族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兼顾整体与特殊、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民族区域自治理念形成了多层次的内涵。第三章“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的实践”,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理念形成后付诸实践的几个重要阶段,即民族区域自治在局部的成功实践,在更大范围内的实践、宪制地位的确立及在我国的全面实施。在起初“试点式”的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研究并深化了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内涵,建立了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权豫海回民自治政府。随后民族区域自治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了实践,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成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经验,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初具雏形。民族区域自治理念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局部实践,再到更大范围内的推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少数民族从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中获得解放,建立了自治政权,发展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第四章“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民族区域自治”,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治地位的法律化,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由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上升为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始终遵循着自身内含的价值引导,在不断平衡中发展完善,发挥着协调国家与民族、民族与民族、民族自治地方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各领域民族关系的诸多变化,因此协调民族关系需要理念的更新,坚持民族区域自治需要坚持以“两个结合”为价值引导,加强制度建设,回应新时代民族关系协调的制度诉求。
廉晓红[6]（2019）在《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中共党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制度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创造,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非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途径。中共党组的存在以及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重要抓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本文对中共党组制度的研究置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共党组发展情况进行了宏观的历史考察和认真的梳理总结,积极探究中共党组独具特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共党组发展可以分为提出确立、发展承续、全面建立、弱化撤销、曲折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等六个不同阶段的观点。在中共党组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本文力求厘清中共党组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脉络,研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在提出确立阶段,中共党组组织建设先于制度完善的特点非常突出,在中共四大正式提出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概念之前,中共党团就已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立了。在发展承续阶段,中共七大正式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开始了中共党组发展的新里程。在全面建立阶段,中共党组与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同频共振,为适应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掀起了全面建立的热潮。在弱化撤销阶段,受毛泽东几次重要批示的影响,中共党组从全面建立开始走向逐步弱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再无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而被迫全部撤销。在恢复发展阶段,中共党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影响下,中共党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党的十三大后经历了再次被撤销的命运,只不过这次撤销范围较小,局限在政府机关的范围之内。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后,党中央吸取教训,加强对中共党组的建设,中共党组又逐步走向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阶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加强了对中共党组制度的规范化建设,研究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共党组制度规定,为中共党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党组的发展有过坦途,更经历过挫折,有过全面建设的大好形势,更经历过被全面撤销的艰难境地。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党组展现出了异乎顽强的生命力,朝气蓬勃地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彰显了中共党组制度本身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党组必将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陈杰[7]（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指出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杨学平[8]（2019）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等55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创造作出了卓越贡献。虽然,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是,总的趋势是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而巩固统一稳定的中华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的“大一统”观念便形成,且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此后的汉、唐、元、明、清等历代中央政权,发展和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尽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和分裂,但国家的统一始终是主流和方向。到了近代,中华民族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中华民族久经磨难的近百年中,能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国家独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留下的最有价值和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了,并且实现了中国化,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实践。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正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了,才成功解决了各民族在国家中处于何种地位、如何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通过何种制度确保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等系列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就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的“法宝”。这个“法宝”内容是什么?是怎样进行“中国化”的?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本研究的展开,期望对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丰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战略、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所裨益。本研究结合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研究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和学术成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行研究时,主要探讨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第一部分,重点探讨了“化之源”,即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进行了阐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并没有以独立的篇章展现出来,而是有机地渗透在他们关于民族和国家理论的论述中。他们的思想光芒主要由继承者列宁完整提出,进而系统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化”之“源”。基于此,本部分较为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的形成动因、基本内容和理论特征,进而呈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之基本轮廓。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机”,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契机进行了剖析。以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化”正处于艰辛探索的关键节点为视阈,并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国际层面、中国共产党层面三个维度,考察了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在那个节点能够明显“起步加速”,以此更加全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路”,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进行了划分和阐述。在纵向上,以显着变化的历史阶段节点为界,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演进轨迹分为1921-1949、1949-1978、1978年以来三个主要阶段来考察,并尝试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的基本态势。这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也是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多维成果进行了梳理。将成果划分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道路成果。具体而言,理论成果分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制度成果分为政治制度成果和制度性法规成果;道路成果集大成了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第五部分,主要探讨了“化之镜”,即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经验启示进行了总结,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以此坚定民族区域自治自信,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提供路径参考。这也是本研究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之所在。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同样在解决民族问题道路上,中国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也并非偶然,是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中国国情,以及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持续推进“中国化”的结果。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翻身解放、实现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正确抉择过程,顺应了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化”产物的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启示我们,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是“继承者”的永恒主题。这也是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虽然任重道远,但前景一片光明。
胡宝金[9]（2018）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华苏维埃运动关系研究（1931-1937）》文中研究指明中华苏维埃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密切的革命运动。中华苏维埃运动是一个政绩突出而又缺点明显的革命运动,也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研究中比较敏感的历史问题之一。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开展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形式,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一,其经验教训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理清中华苏维埃运动一些相关的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以及与中华苏维埃运动关系。其次,具体分析共产国际、联共（布）的东方政策,对东方政策的内涵进行阐述。第二部分,具体阐述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指导,中华苏维埃运动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主要是从史学和政治学角度分析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贡献以及经验。在当时时代背景和革命形势下,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为鼓舞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信心、推动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执政兴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益的借鉴。
周成莉[10]（2018）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苏区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道路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苏维埃政制是我党开展局部执政的首次尝试,为我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时期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历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由盛转衰,见证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转折,总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但会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实现革命战略的转变。本文聚焦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追溯根源,梳理过程,延伸发展,以基本历史史实为依据,综合运用多维研究方法,以历史个案为研究视角揭示中国革命选择苏维埃道路的历史根源和实现苏维埃道路转化的历史过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源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苏联苏维埃模式,同时和国内环境息息相关。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成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苏维埃俄国模式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和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以俄为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便对苏维埃制度表示认同。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苏维埃道路是当时唯一选择,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始宣传苏维埃,成立城市苏维埃,并于1931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局部执政。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经济上进行了土地改革,文化上进行了革命意识的教育,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在苏区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基础上,加深了对革命根据地的认识,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发起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专门统筹机构,宣传是筹备工作的重要环节,宣传部和教育部承担着重要的宣传职责。查田查阶级运动、检举肃反运动、选举运动是社会结构重组的重要手段,三者层层递进,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为选举运动清除了障碍,选举运动巩固了查田查阶级和检举肃反运动的结果。为保障选举运动的参与度,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以从小从基层为思路。但归根结底都以战争动员为根本任务。代表选举是确保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核心环节,法律视角下的苏维埃选举制度较为规范。在将选举制度进行实践中,以乡苏为选举的重心,成立选举委员会、划分选区、选民登记、提出候选人、开展工作报告、召开选举大会、投票选举、代表提出提案基本遵从选举制度,长冈乡和才溪乡在选举运动中起着模范作用,红军选举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区-县-省-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以间接选举为原则,通过选举产生了776名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改造了苏维埃政权,为妇女参政提供了重要渠道。1934年1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围合之势,中国工农红军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战事失利,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期开幕,大会以“一切牺牲给予革命”为基本方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及各部代表分别向大会作了5个工作报告和1个紧急动员报告,通过了5项最高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形成新一届最高权力中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但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刻上了“左”的烙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以一切服从战争为原则,以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为根本任务,以军事决议案的执行为中心,形成军事、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各项决议案的执行。开展了扩红、优红工作以保障战争人力供给;以粮食突击为战斗任务,同时开展财政资金、军用物资的突击为战争提供财政、物力保障;通过继续开展查田查阶级、肃反检举运动以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然而,各项决议案执行出现了偏差,优红扩红不到位,物资、财力动员不济,强化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政权的政治优势,军事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面临转移。随着战略转移和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共产党逐渐采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代了工农民主联盟,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完成向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历程,实现了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转化。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又一次实践,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探索。在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担负着动员革命的职责。中国革命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中国“特色”道路;中国革命实则为农民革命,只有保障其民主权利,保证其民生利益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政治优势;革命的失败并不等于革命终结,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和国情的演变,逐渐探索出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而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由局部执政党——革命党——执政党的转换和成长。
二、试评共产国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过程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评共产国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过程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研究概述 |
| 二、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制度建设研究 |
| 第一,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研究。 |
| 第二,行政制度研究。 |
| 第三,苏维埃政权选举制度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与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关系研究 |
| 四、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关系研究 |
| 五、多维视域下的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研究 |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以纪念活动为载体,塑造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 |
| (二)总结历史经验,为新时代纪念活动的开展提供有益借鉴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学术价值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与资料概况 |
| (一)纪念活动的内涵 |
|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及其纪念活动 |
| (三)资料概况 |
| 五、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拟突破的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缘起 |
| 一、构建政权合法性,塑造正义形象的需要 |
| 二、协调国际关系,赢得认可支持的需要 |
| 三、进行宣传鼓动,表达政策方针的需要 |
| 四、整合各方资源,促进凝心聚力的需要 |
| 五、强化历史记忆,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 |
| 第二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方式 |
| 一、会议纪念 |
| (一)纪念大会 |
| (二)纪念招待会 |
| 二、文本纪念 |
| (一)发表宣言、通告 |
| (二)制作标语口号、传单、小册子 |
| (三)出版特辑专刊,发表纪念文章或社论 |
| 三、行为纪念 |
| (一)纪念阅兵 |
| (二)纪念游行 |
| (三)纪念与生产相结合 |
| 四、艺术纪念 |
| (一)文艺晚会 |
| (二)体育比赛 |
| (三)红色歌谣、戏剧 |
| 五、空间纪念 |
| (一)修建纪念设施 |
| (二)制作纪念符号 |
| (三)举办纪念展览 |
| 第三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内容 |
| 一、对重要人物的纪念 |
| (一)对马克思的纪念 |
| (二)对列宁的纪念 |
| 二、对重大历史事件纪念 |
| (一)对十月革命的纪念 |
| (二)对广州起义的纪念 |
| 三、对重大节日的纪念 |
| (一)“八一”建军节的纪念 |
| (二)“五一”劳动节的纪念 |
| (三)“三八”妇女节的纪念 |
| 四、其它纪念活动 |
| 第四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作用与不足之处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纪念活动的历史作用 |
| (一)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二)进一步塑造了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良好形象 |
| (三)进一步动员广大军民投入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 |
| (四)进一步建构集体记忆和强化历史意识 |
|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不足之处 |
| (一)纪念活动中存在着“左”倾冒进 |
| (二)纪念方式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作风 |
| 第五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特点与当代启示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特点 |
| (一)纪念目的具有革命性和阶级性 |
| (二)纪念主体具有组织性和群众性 |
| (三)纪念方式具有丰富性和实践性 |
| (四)纪念过程具有艰难性和斗争性 |
|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纪念活动的当代启示 |
| (一)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纪念内容和方式 |
| (二)依托楷模力量,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
| (三)弘扬纪念文化,传承纪念活动优良传统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3）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的背景条件 |
| (一)土地革命的开展及深入 |
| 1.国民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 |
| 2.土地革命的兴起 |
| 3.土地革命的深入 |
| (二)中央苏区的经济与社会 |
| 1.中央苏区的经济状况 |
| 2.中央苏区的社会状况 |
| 2.经济与社会的特点 |
| (三)共产国际的影响 |
| 1.对土地革命的影响 |
| 2.对土地政策内容的影响 |
| 二、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的历史回视 |
| (一)土地政策的初步制定(1927.4—1929.4) |
| 1.土地政策的酝酿及初步制定 |
| 2.初步制定期间土地政策内容 |
| 3.初步制定期间土地政策特点 |
| (二)土地政策的调整(1929.4—1931.2) |
| 1.土地政策调整的因由 |
| 2.调整期间土地政策内容 |
| 3.调整期间土地政策评析 |
| (三)土地政策的进一步调整(1931.2—1934.10) |
| 1.土地政策进一步调整的因由 |
| 2.进一步调整期间土地政策内容 |
| 3.进一步调整期间土地政策评析 |
| 三、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一)土地没收政策 |
| 1.土地没收及所有权的政策规定 |
| 2.没收对象的政策规定 |
| (二)土地分配政策 |
| 1.分配原则的政策规定 |
| 2.分配标准的政策规定 |
| 3.分配对象的政策规定 |
| (三)土地税收政策 |
| 1.征收土地税的政策规定 |
| 2.使用土地税的政策规定 |
| 四、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的目标原则及特征 |
| (一)中央苏区土地政策的目标 |
| 1.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
| 2.巩固红色革命政权 |
| 3.巩固工农联盟 |
| (二)中央苏区土地政策的原则 |
| 1.农民所有原则 |
| 2.土地的公平原则 |
| 3.土地的阶级原则 |
| (三)中央苏区土地政策的特征 |
| 1.革命性特征 |
| 2.人民性特征 |
| 3.动态性特征 |
| 五、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的评析与现实启示 |
| (一)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评析 |
| 1.土地政策的实践成效 |
| 2.土地政策的问题审视 |
| (二)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现实启示 |
| 1.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2.以保障农民利益为基点 |
| 3.重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
| 4.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旨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植入与演化 ——“苏维埃”话语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起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与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的特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苏维埃”概念的引进和阐释 |
| 第一节 “议会”和“民主”概念的引入 |
| 一、从“巴厘满衙门”到“议会” |
| 二、“民主”概念的早期发展:从“民主国家”到“民主思想” |
| 第二节 “民主”与“议会”概念的进一步发展 |
| 一、“民主”向“平民(劳工)主义”扩展 |
| 二、“议会民主”转向开明专制的“劳工专政” |
| 第三节 劳工专政的“苏维埃”概念的植入 |
| 一、“苏维埃”的观念叙述 |
| 二、“苏维埃”概念的公共叙述建构 |
| 第二章 国共合作背景下的“苏维埃”话语辗转确立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由苏维埃式的“劳工联合”转向“各阶级大群众联合” |
| 一、“民主革命”概念的衔接 |
| 二、“国民革命”概念下“各阶级大群众联合’ |
| 三、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叙述的细微变化 |
| 第二节 “国民革命”中的话语分立:“各阶级大群众联合”话语摇摇欲坠 |
| 一、“国父之死”:三民主义话语重构 |
| 二、“国民革命”话语权的“抢夺”:国共正面交锋 |
| 第三节 国共分途:中共确立“苏维埃”的旗帜 |
| 一、共产国际“留恋”和“不舍”:“苏维埃”话语踯躅不前 |
| 二、“苏维埃”革命旗帜的树立 |
| 第三章 中共“苏维埃”革命话语归一化进程 |
| 第一节 政权话语切换:“农会”政权话语过渡到“苏维埃”政权话语 |
|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自治团体:农民协会 |
| 二、国共破裂之初:“一切权力归农会” |
| 三、广州起义之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
| 第二节 政权话语分立:“城市中心”政权与“农村包围城市”红色政权 |
| 一、“苏维埃”政权话语与“城市中心论” |
| 二、“苏维埃”政权话语与“农村包围城市”论 |
| 第三节 政权话语归一化:“农村中心”战略方向的确定与实施 |
| 一、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革命重心向“农村为中心”方向转化 |
| 二、六届四中全会:“农村为中心”战略部署 |
| 第四节 政权话语推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苏维埃”政权话语宣传与互动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苏维埃”政权话语的宣传 |
| 二、“苏维埃”政权话语的互动 |
| 第四章 中共“苏维埃”话语的终结 |
| 第一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形成 |
| 一、共产国际七大:季米特洛夫“统一战线”理论形成 |
| 二、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形成 |
| 第二节 苏维埃革命话语终结 |
| 一、“苏维埃革命”话语与“抗日统一战线”话语并存 |
| 二、“中华民主共和国”口号提出:“苏维埃”话语终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论民族区域自治从理念到制度的历史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我国的民族关系及其协调 |
| 第一节 我国的民族关系 |
| 一、我国民族的形成与构成 |
| 二、我国民族构成的特点 |
| 三、我国的民族关系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民族关系的协调 |
| 一、近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协调理念 |
| 二、民族关系的协调与其发展相适应 |
| 三、我国民族关系的协调方式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形成 |
| 第一节 作为民族关系协调有效方式的民族区域自治 |
| 一、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萌芽 |
| 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形成与特点 |
| 一、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形成 |
| 二、民族区域自治理念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族区域自治在我国的实践 |
| 第一节 民族区域自治由理念到实践 |
| 一、红军长征深化了民族区域自治理念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在豫海的局部实践 |
|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从实践到制度 |
| 一、民族区域自治在内蒙古的有效实践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初具雏形 |
| 三、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特点 |
| 第三节 民族区域自治宪制地位的确立 |
| 一、《共同纲领》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国家制度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全面实施 |
| 小结 |
| 第四章 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民族区域自治 |
| 第一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
| 一、民族区域自治政治地位的法律化 |
| 二、民族区域自治由重要政治制度到基本政治制度 |
| 第二节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协调变化中的民族关系 |
| 一、新时期民族关系协调面临的问题 |
| 二、更新理念协调发展中的民族关系 |
| 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要坚持“两个结合” |
| 第三节 回应新时代制度供给需求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
| 一、制度自信背景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二、强化制度建设过程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提出与确立(1921—1927) |
| 第一节 党团制度的缘起与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 一、党团制度的起源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组建党团 |
| 三、国民党党团 |
| 第二节 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党团制度的正式确立 |
| 一、中共党团组织的出现与基本情况 |
| 二、中共党团制度的正式建立与法理确认 |
| 第三节 中共党团组织出现原因探究 |
| 一、苏联向中国进行革命输出的必然结果 |
| 二、适应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实践的必然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奋斗目标不断谋求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
| 第四节 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功能作用 |
| 一、大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
| 二、为党在农村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
| 三、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 |
| 第二章 中共党团的进一步发展与承续(1927—1945) |
| 第一节 八七会议前后中共党团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 一、中共党团干事会的成立 |
| 二、八七会议的召开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党团建设的推进 |
| 三、中央第17号通告对于党团和其他党群组织关系处理的规定 |
| 第二节 在土地革命风暴中的中共党团的发展 |
| 一、中共六大对党团制度的规范与强化 |
| 二、在处理苏维埃与党的关系中的中共党团 |
|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与第一个中共党团制度条例的出台 |
|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团的调整与加强 |
|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党团组织建设政策的调整 |
| 二、皖南事变与中共设置党团政策的改变 |
| 三、抗日根据地内中共党团组织建设 |
| 四、中共七大党章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 |
| 第三章 中共党组的全面建立(1945—1954) |
| 第一节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的发展 |
| 一、中共党组在解放区政府和群团组织中的逐步设立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相关制度规定 |
|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发展的特点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党组的全面设立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央政权系统中普遍设立中共党组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政权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群众团体系统中设立中共党组 |
|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共党组建设特点 |
| 第四章 中共党组的逐步弱化与撤销(1954—1977)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批示与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 |
| 一、毛泽东的批示对政务院党组运转机制的影响 |
| 二、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更名与撤销 |
| 三、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与中共党组设置的变化 |
| 第二节 中共八大召开后中共党组的弱化 |
| 一、中共八大党章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中央财经、政法等5个小组的成立 |
| 三、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党组改建为党委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组的撤销 |
| 一、中央国家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共党组的撤销 |
| 二、在中共九大党章中取消关于中共党组的规定 |
| 第五章 中共党组在曲折中继续发展(1977—2012) |
| 第一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恢复 |
| 一、十一大党章恢复对中共党组设置的规定 |
| 二、在政权系统和群团组织中中共党组的恢复设置 |
| 三、十二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设置的系统规范 |
| 第二节 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体制改革 |
| 二、党的十三大的召开与中共党组的再次撤销 |
| 第三节 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与发展 |
| 一、1989 年政治风波与中共党组的重新建设 |
| 二、十四大党章对中共党组规定的修改 |
| 三、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首次提出 |
| 第六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新发展(2012 年至今) |
| 第一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党组的守正创新 |
| 一、十八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的出台 |
| 三、两个与中共党组相关规则办法的制定 |
| 四、中共党组、部门党委、机关党委等的区别 |
| 第二节 党的十九大后中共党组的创新发展 |
| 一、十九大党章中有关中共党组的规定 |
| 二、《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的出台 |
| 三、《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的正式颁布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发展的原因探究 |
| 一、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供重要组织制度保障 |
| 二、新时代推进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
| 三、适应了新时代中共党组制度自身规范建设的现实需要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共党组的作用发挥 |
| 一、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中的作用发挥 |
| 二、在重要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 三、党组性质党委的作用发挥 |
| 四、在人民团体和文化组织中的作用发挥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内容及创新 |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要义把握 |
| 2.1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基本概述 |
| 2.1.1 话语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1.2 话语体系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 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及中国逻辑 |
| 2.2.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 |
| 2.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中国逻辑 |
| 2.3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 2.3.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 |
| 2.3.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类型要素 |
| 2.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 |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溯源 |
| 3.1 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梳理 |
| 3.1.1 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1.2 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 3.2 历史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启示 |
| 3.2.1 传统民本思想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滋养 |
| 3.2.2 辛亥革命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启示 |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发轫 |
| 4.1 催生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并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国内语境 |
| 4.1.1 “五四”时期群众性运动的实践洗礼 |
| 4.1.2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论战 |
| 4.2 唤起中国人民觉醒并推动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外语境 |
| 4.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及人民群众的影响 |
| 4.2.2 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 |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 |
| 5.1 “照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移植与实践(1921.7-1927.7) |
| 5.1.1 “工人运动的怒涛”中俄式话语的全面植入 |
| 5.1.2 “打倒列强除军阀”对俄式话语的适应性嬗变 |
| 5.1.3 “农民运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初步萌发 |
| 5.2 “接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探索与转换(1927.8-1938.11) |
| 5.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维埃革命话语建构 |
| 5.2.2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背离 |
| 5.2.3 “发展群众创立新苏区”长征时期的话语调适 |
| 5.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导权的成功转化 |
| 5.3 “用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再造与认同（1938.12—1949.9） |
| 5.3.1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实践 |
| 5.3.2 “群众路线”话语的创造性表述 |
| 5.3.3 “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迎接解放区群众工作话语新发展 |
| 5.3.4 “第二条战线”开辟蒋管区群众工作话语新阵地 |
| 5.3.5 “学会管理城市”面临城市群众工作话语新挑战 |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价值、主题和路径 |
| 6.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
| 6.1.1 恪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 |
| 6.1.2 阐释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 |
| 6.1.3 动员群众自觉行动实践的大众话语 |
| 6.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题设置 |
| 6.2.1 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主题 |
| 6.2.2 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主题 |
| 6.2.3 密切政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存亡主题 |
| 6.2.4 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主题 |
| 6.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认同路径 |
| 6.3.1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嵌入及主导作用 |
| 6.3.2 满足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 6.3.3 注重制度建设以实现群众有效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 |
| 6.3.4 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群众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 |
| 6.3.5 以群众路线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 |
| 6.3.6 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 |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经验、反思和启示 |
| 7.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 |
| 7.1.1 坚定和笃信理论自信是前提 |
| 7.1.2 实现和扞卫群众利益是基础 |
| 7.1.3 创新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 |
| 7.1.4 建设和净化党政组织是保证 |
| 7.1.5 凝聚和赢取党心民心是根本 |
| 7.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反思 |
| 7.2.1 话语体系模式化与群众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
| 7.2.2 话语体系僵化与群众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
| 7.2.3 话语体系神圣化与群众工作中的个人崇拜 |
| 7.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启示 |
| 7.3.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创造性领导 |
| 7.3.2 树立正确人民利益观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
| 7.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 7.3.4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话语优势 |
| 7.3.5 提升话语传播能力适时抢占群众工作意识形态制高点 |
| 7.3.6 立足国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涵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8）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评析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民族区域自治 |
| (二) 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 四、结构设计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方法论原则 |
| (二) 具体技术方法 |
| 六、创新之处和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化之源”: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体系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动因 |
| (一) 对“民族文化”自治思想泛滥的直接回击 |
| (二) “联邦制”还是“集中制”争论的持续升温 |
| (三) 民族平等理想的矢志追求 |
| (四) 地方自治理论的深入思考 |
| (五) 民族自决权理论发展的纵深推进 |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十月革命”之前:“单一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 (二) “十月革命”之后:“联邦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基本特征 |
| (一) 批判性和革命性 |
| (二) 开放性和发展性 |
| (三) 时代性和具体性 |
| (四) 阶级性和人民性 |
| 第二章 “化之机”: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历史契机 |
| 一、国家和民族层面:统一融合的历史传统与救亡图存的特殊处境 |
| (一) 长期统一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 |
| (二) 命运共同体接连遭受危机 |
| 二、国际层面: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兴未艾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 |
| (一) 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大潮流的深刻影响 |
| (二) 共产国际“民族化”信号的强力释放 |
| 三、中共层面:民族问题理论的逐步涉猎与民族工作实践的有序推进 |
| (一) 民族问题解决之道的初步认识 |
| (二) 民族工作实践探索的不断拓展 |
| 第三章 “化之路”: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演进轨迹 |
| 一、1921-1949:从“蹒跚学步”的“应然”到“独立前行”的“必然” |
| (一) 1921-1931年的酝酿萌芽期 |
| (二) 1931-1937年的起步尝试期 |
| (三) 1937-1946年的加速探索期 |
| (四) 1946-1949年的初步形成期 |
| 二、1949-1978:从“全新起航”的“阶进”到“挫折发展”的“缓进” |
| (一) 1949-1956年的全面奋进期 |
| (二) 1957-1966年的曲折发展期 |
| (三) 1966-1978年的挫折发展期 |
| 三、1978年以来:从“步入正轨”的“求实”到“平稳迈进”的“务实” |
| (一) 1978-1982年的回归初心期 |
| (二) 1982年至今的丰富发展期 |
| 第四章 “化之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多维成果 |
| 一、理论成果 |
| (一) 创立了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 |
| (二) 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体系 |
| 二、制度成果 |
| (一) 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重要内容的政治制度 |
| (二) 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代表的制度性法规 |
| 三、道路成果 |
| (一)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基本内涵 |
| (二)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主要特征 |
| (三) 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的时代意义 |
| 第五章 “化之镜”: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经验启示与未来走向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
| (一) 立足多元一体的基本国情是基本前提 |
| (二) 保障国家团结统一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价值追求 |
| (三) 助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是重要动力 |
| (四) 紧扣民族工作时代主题是内在要求 |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
| (一) 推动统一与自治的顶层设计 |
| (二) 推进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 |
| (三) 加大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力度 |
| (四) 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 |
| (五) 处理好民族与宗教的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的未来走向 |
| (一)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道路 |
| (二) 不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创新 |
| (三)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四) 着力增进民族区域自治文化认同 |
| 结语: 毫不动摇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中国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华苏维埃运动关系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中华苏维埃运动的相关问题 |
| 一、相关概念 |
| (一)共产国际 |
| (二)联共(布) |
| 二、共产国际的东方政策 |
| (一)在东方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 |
| (二)建立世界无产阶级联盟 |
| (三)实行排斥其他一切派别的策略 |
| 三、苏维埃运动的兴起 |
| (一)苏维埃运动 |
| (二)东方民族民主革命蓬勃发展 |
| 第二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华苏维埃运动的指导 |
| 一、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历程 |
| (一)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方针 |
| (二)中华苏维埃运动以土地革命为民主革命中心 |
| (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 (四)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
| (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二、中华苏维埃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
| (一)照搬俄国革命苏维埃模式 |
| (二)受“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 |
| (三)“城市中心论”错误思想指导 |
| (四)忽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别 |
| 第三章 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贡献与经验 |
| 一、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贡献 |
| (一)开辟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道路 |
| (二)为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
| (三)初步探索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 |
| (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基础 |
| 三、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坚持独立自主且平等的党际关系 |
| (三)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权建设道路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苏区史研究现状 |
| 1.2.2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创新 |
| 1.3.3 论文的不足 |
| 1.4 论文研究思路 |
| 第2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 |
| 2.1 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溯源 |
| 2.1.1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原点 |
| 2.1.2 苏联苏维埃是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原型 |
| 2.2 中国共产党从“割据”到局部执政的初步探索 |
| 2.2.1 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
| 2.2.2 实施了土地政策 |
| 2.2.3 开展了对农民革命意识的先期教育 |
| 2.3 国民党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 |
| 2.3.1 战略的提出 |
| 2.3.2 战略的实施 |
| 第3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 |
| 3.1 筹备机构 |
| 3.1.1 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 |
| 3.1.2 宣传机构 |
| 3.2 查田查阶级以整肃阶级队伍 |
| 3.2.1 查田查阶级的缘由 |
| 3.2.2 查田查阶级的领导组织系统 |
| 3.2.3 查田查阶级的过程 |
| 3.2.4 查田查阶级的效果 |
| 3.3 检举与肃反以清除异己 |
| 3.3.1 检举与肃反的缘由 |
| 3.3.2 检举与肃反的领导机构 |
| 3.3.3 检举运动与肃反运动的过程 |
| 3.4 重新划分行政区域 |
| 3.4.1 原因 |
| 3.4.2 方法 |
| 3.4.3 结果 |
| 第4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会代表的选举 |
| 4.1 苏维埃选举制度 |
| 4.1.1 选举法的演变 |
| 4.1.2 法律视角下的选举制度 |
| 4.2 选举制度的运行 |
| 4.2.1 选举的前期准备 |
| 4.2.2 乡苏、市苏及红军的选举 |
| 4.2.3 区-县-省-全国的选举 |
| 4.3 选举的意义 |
| 4.3.1 改造了苏维埃政权 |
| 4.3.2 提供了妇女参政的渠道 |
| 第5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
| 5.1 大会召开的主要过程 |
| 5.1.1 开幕 |
| 5.1.2 主要议程 |
| 5.1.3 闭幕 |
| 5.2 通过决议案 |
| 5.2.1 《关于红军问题决议》 |
| 5.2.2 《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决议》 |
| 5.2.3 《苏维埃建设决议案》 |
| 5.2.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 5.3 评价 |
| 5.3.1 初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建设经验 |
| 5.3.2 进一步奠定了新中国的雏形 |
| 5.3.3 刻上了“左”的烙印 |
| 第6章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执行 |
| 6.1 军事决议案以扩红、优红工作为基础 |
| 6.1.1 扩红、优红工作的开展 |
| 6.1.2 扩红、优红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
| 6.2 经济决议案以物力、财力保障为核心 |
| 6.2.1 物力、财力突击工作的开展 |
| 6.2.2 财力、物力突击中出现的问题 |
| 6.3 政治决议案为军事和经济突击提供保障 |
| 6.3.1 检举肃反是保障军事和经济突击的重要手段 |
| 6.3.2 政治优势遭到削弱 |
| 6.4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转化 |
| 6.4.1 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 |
| 6.4.2 从“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试评共产国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过程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史研究[J]. 张小清.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0(04)
-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研究[D]. 卢泽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3]中央苏区党的土地政策研究[D]. 李志龙.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4]植入与演化 ——“苏维埃”话语的产生、演变和发展[D]. 刘悦悦.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1)
- [5]论民族区域自治从理念到制度的历史演进[D]. 龚梦川.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6]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D]. 廉晓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8]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思想中国化研究[D]. 杨学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华苏维埃运动关系研究（1931-1937）[D]. 胡宝金. 长春理工大学, 2018(04)
- [10]革命语境下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研究[D]. 周成莉. 吉林大学, 2018(12)
标签：苏维埃论文; 中央革命根据地论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论文; 苏联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