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检察机关办理不起诉案件的调查与思考

一、对深圳市检察机关办理不起诉案件情况的调研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刘译矾^[1]（2021）在《论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机制的强化》文中提出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企业开展合规,是当前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主要适用于轻微犯罪涉案企业,以推进企业合规为目的,通常制发于相对不起诉决定之后,一般也不为企业设置确定的考察期。由于缺乏正向实体的激励手段、怠于合规的惩戒后果以及持续动态的监管程序,企业合规检察建议存在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为了落实严管与厚爱相结合的涉企犯罪司法理念,发挥检察建议促进企业合规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激励性。未来可以从提升检察建议的专业性、建立企业定期报告制度、激活行政处罚激励机制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以推动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黎坚^[2]（2020）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困境与对策 ——以中山地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历了多年的司法实践和理论探讨后,我国于2012年在《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该制度的设立赋予了检察官在相对不起诉之外的另一种自由裁量权,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了新的审前转向处遇的路径,可谓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少年司法制度中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由于立法者未能充分吸取有益的司法实践经验,导致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并不理想。本文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为研究目的,首先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阐述,然后说明选择中山作为研究样本的原因。在总结中山地区近四年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样本数据及典型案例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面临的主要困境,即:法律适用困难、司法适用率低、适用效果不佳等,最后理论联系实际,提出解决困境的可行性对策,即:重塑适用标准、放宽适用范围、规范制度适用、完善帮教支持体系。

叶瑜平^[3]（2019）在《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以L市检察机关的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在心理、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等方面与成年人不同,作为一类特殊的主体,在司法处遇上应当有别于成年人。2012的新刑诉法确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在政策制度上的保障。在L市5个基层检察院实践中,适用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比例只占6.1%,适用案件为盗窃、抢劫类居多,呈现类型化现象,纵观国内其他地方实践也存在适用比例小的问题,未能充分发挥该制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功能。第一是适用的罪名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排除了其他罪行较轻的罪名适用;第二是适用的刑期幅度为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这就更加限制了适用的范围;第三是没有设立专门的帮教考察机构,导致检察机关决定、执行和执行后的决定权三权合一,不符合职权划分的原则;第四是没有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落实帮教考察工作。最后,因为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导致实践的困境。因此,为保证发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应有的功能,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的范围进行扩大,用排除适用规定的方式,将严重危害国家、公共安全的罪名排除。明确适用的刑期范围为“法定刑三年有期徒刑以下”。明确由社区矫正机构作为帮教考察的主体,联合其他社会力量构建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同时要加大资金投入,以确保帮教工作顺利完成,最终达到真正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

陈实^[4]（2019）在《论捕诉一体化的合理适用》文中提出捕诉一体化是21世纪初在我国地方检察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办案机制。在新一轮检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该机制再度兴起并引发争议。捕诉一体化是对检察办案组织的职能改革,其内生逻辑是检察机关在多重因素叠加变化下通过重新配置办案资源,改革内部办案方式从而对新的司法需求进行回应。捕诉一体化与批捕权的归属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前者不会异化审查逮捕程序和削弱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反而有利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当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具有相对合理性。捕诉一体化可以通过限制适用层级、尊重地方实践模式、及时评估调整的制度试行方式予以适用,并通过落实审查逮捕实质化、切断捕诉利益关联、强化侦查监督引导等配套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其副作用的产生。

廖丽环^[5]（2019）在《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索相结合”、“改革于法有据”重大理论判断,一方面,从高位推动的层面肯定了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另一方面,为试点改革开辟了新的时代征程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严峻的现实挑战,这些新的发展态势以及新的现实问题因应了试点改革理论研究的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司法领域的试点改革是政策试点方法在司法领域的延伸性运用。它是指地方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或中央默认特定地区、期限以试点项目的形式展开具有特色的法律先行、先行先试的司法改革试验,而后通过暂行条例等规范的出台巩固地方试点经验,再经中央认可吸收到正式制度并向全国铺开的先行先试——由点到面的改革路径。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是由我国司法改革现状与基本特性、渐进政治的总体安排以及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共同决定的。同时试点作为司法改革路径的长期选择,是基于对有限理性与知识分立、调适的正确认知上所形成的司法改革方法。从当前试点改革运行的整体样态来看,“司法权为中央事权”是本轮试点改革的基础理论主张,并在此逻辑之上展开了央地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制度建构,通过借助小组机制、示范机制、指标管理机制以及传导机制作为盘活二者委托代理关系的特殊机制。透过这一行动框架,可以得出本轮试点改革具有政策型倾向,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高度同质性作为其关系目标,以政策的主动反应作为其行动进路,以政策的可控性作为其治理逻辑。但现阶段的政策型试点改革衍生了改革体系的结构失调、国家建构的单边情结、地方建构的难以成长、社会建构的严重匮乏问题,进一步加剧央地关系的结构性失衡以及试点改革的非制度化与非规范化,试点改革亟需加以修正。试点作为司法改革的现实路径,应当致力于路径的规范化、成熟化与制度化,可以实验治理作为技术进阶,以法理型试点改革作为规范进路,从而建构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具体制度设想是确立不同梯度的主体构造、区分直接决策与边际决策、推动改革体系深化、建立学习型推广、诊断性评估、问责性督导、科学性预测、权限分配等保障机制。

肖锋^[6]（2019）在《社会工作介入涉罪未成年人社区帮教研究 ——基于深圳市F区的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成为了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我国目前正在修订新的法律法规来完善少年司法体系,社会工作也在司法领域对涉罪的未成年人进行介入和帮教,对于涉罪未成年人而言,回归社会需要司法机关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助力,而未成年人自身生理心理不成熟、家庭教育方法不当及监管力度不足、学校社区预防宣传不够,从而导致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风险提高、再社会化困难、再犯率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紧缺、工作压力大,无法长期跟踪帮教,因而提出了社区帮教的需求。首先本文通过对国内外针对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帮教的相关文献整理和学习,从传统帮教模式的缺陷、帮教对象的实际需求以及社会工作介入的优势分析了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从法律层面、政策层面和资源层面分析了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性,并从社会工作介入的制度环境角度分析了社区帮教的自由性和控制性。本文选取了深圳市F机构的帮教工作为案例,以深圳市F区的未成年人帮教项目为背景,运用个案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对典型个案进行访谈,发现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对自我认识和外在世界及他人认识的偏差、情绪管理能力差、心理创伤以及受朋辈群体的不良影响等。其次,本文根据预估诊断的原因寻找帮教点,制定帮教计划,根据帮教计划进行社会工作介入,主要采用个案、小组、社区三大工作手法介入,贯穿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跟踪回访阶段,并以实际案例分析了帮教过程中遇到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最后,本文从心理健康、亲子关系、就学就业、朋辈关系等方面分析了社工介入的成效,提炼出了社工帮教的经验,总结了帮教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本文通过实例研究,结合深圳市F机构的帮教实践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社区帮教模式进行了分析,这对深圳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完善起到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同时也能够帮助涉罪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

谢锐勤^[7]（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金清^[8]（2017）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以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为视角》文中指出本文以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为视角,以各地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情况为切入点,具体分析检察机关在办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及存在的不足,以此提出检察机关可如何完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机制设想。共有四个章节,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理论概述。首先介绍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及适用阶段,然后介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借鉴与试点推行,其中包括我国及域外渊源的考察,以此分析我国各地试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一项有别于速裁程序的新的司法制度,是政策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第二章是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角色定位。介绍的是检察机关参与认罪认罚制度的法理基础,即检察机关具有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其在办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主要角色是追诉者与监督者,引导、监督侦查取证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知悉事实、证据的情形下自愿认罪认罚。同时,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程序分流减轻公诉负担及规范明确量刑建议确保认罪认罚效果的作用。第三章是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现状情况。首先介绍的是各地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案件的实践现状,其次以上海市为调研对象展开介绍上海市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情况与特点,最后介绍的是检察机关正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分析。第四章是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机制设想。首先介绍的是要强化检察机关诉讼职能,而其关键是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以此引导侦查并展开庭审活动,确保指控的犯罪及提出的量刑建议得到法院的认可接受。其次是提出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需加强内部机制整合并需建立相关配套制度,进而充分发挥该制度的优势。

冒艺斐^[9]（2016）在《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酌定不起诉制度作为起诉便宜主义的集中体现,在审查起诉阶段发挥着案件分流、提高诉讼效率、优化配置司法资源、促进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等功能。制度功能的落实依赖于其适用条件的有效执行。虽然法律对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有所规定,但立法上的模糊、不明确,使得实践中缺乏统一的裁量因素,严重阻碍了酌定不起诉的适用。因此,本文在探讨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分析实践中影响酌定不起诉适用的因素,并提出改进酌定不起诉适用的对策。期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完善提供思路。本文除引言外,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约四万字。第一部分对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进行理论解读。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包括“罪”、“刑”两个方面,可以称为“罪行条件”和“刑罚条件”。“犯罪情节轻微”是酌定不起诉的罪行条件,它包括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两部分。对可以适用酌定不起诉的犯罪类型,不应有罪名或罪质上的任何限制。“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作为酌定不起诉的刑罚条件,可以分为“免除刑罚”和“不需要判处刑罚”两个方面。前者在《刑法》中明文规定有据可循,后者则只有第37条的原则性规定,具有较大的裁量空间。从罪行条件与刑罚条件之间的关系出发,应当将罪行条件删去,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保留刑罚条件即可。第二部分考察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的运行现状,分析实践中所把握的具体裁量因素。从C市Y区检察院2010年至2014年酌定不起诉的运行情况来看,实践中对酌定不起诉重点关注的裁量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犯罪嫌疑人不具备前科、积极赔偿被害人、获得书面谅解书、认罪态度良好,是实践中促使检察官作出酌定不起诉的隐性适用条件。第二,打击犯罪的思想使得检察官以追诉犯罪为己任,不愿适用酌定不起诉。不起诉程序繁琐、完成考核指标、照顾侦查机关的考虑,则进一步阻碍了检察官对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第三,检察官业务水平不高、办案态度不端正、审批制度的形式化,造成酌定不起诉被误用。基于国家赔偿、考核压力、检警关系、法外人情这四个影响因素,检察官肆意滥用酌定不起诉。第三部分针对应然与实然中的裁量因素,提出改进酌定不起诉适用的建议。首先,检察官应当重视对自身客观义务的切实履行,充分保证足够多的裁量因素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在此基础上,将应然与实然状态下的适用条件根据实践需要进行改造。按照犯罪嫌疑人自身情况、案件事实情况、犯罪后情况三大类,统一、量化酌定不起诉中的裁量因素,便于操作把握。其次,简化办案流程,防止当用不用。主要包括:一是将不起诉决定权赋予主任检察官,普通案件由主任检察官直接作出决定,如果主任检察官与承办人员意见不一或者自己尚不确定,报分管检察长或者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二是取消不起诉上级检察院备案制度,以去除名为备案实为审批的隐形适用门槛。再次,改革现有工作机制,推行集体讨论制,防止酌定不起诉误用;改进考核制度,做到以定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辅,并融入程序性指标,防止权力滥用。最后,赋予被不起诉人申请司法判决权,设立酌定不起诉听证制度,以此完善救济权利、增强程序参与。

郑青^[10]（2015）在《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是检察权运行的基本载体,与检察权运行机制相伴而生、紧密关联。检察权运行的规律和特点,决定了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具体形式和构成要素,反过来,检察权的有效运行也需要一套设置合理、运行高效的组织体系作为载体和保障。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是检察机关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宏观层面的检察系统、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是检察办案的基本单元,直接影响检察机关司法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廓清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内涵与外延,剖析其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对于构建权责明晰、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促进检察组织体系健全完善,保障和促进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提高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新的重大部署,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之一。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负有重要职责。检察权的有效运行需要一套权责明确、协作紧密、制约有力、运行高效的办案模式为组织保障。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呈现新趋势,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包括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伴随司法改革深入推进,以及相关法律修改完善,检察机关面临着职能拓展、任务加重、约束趋紧、办案难度加大等一系列新形势、新挑战,使得加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显得尤为紧迫、极为重要。从实践层面看,我国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规定并不完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实行以“检察人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办案“三级审批制”。几十年来,这种办案模式和组织形式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难以适应法治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公信力提升的期待。为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地方检察院相继推出了主诉、主办、主任检察官等制度,在完善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近期,中央启动了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将加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作为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各试点地区也紧密结合实际,在完善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但必须看到的是,这项工作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没有成熟经验和固定模式可以遵循,亟待从理论层面给予指导和智力支持,确保办案组织建设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检察工作实际。从理论层面看,我国学术界直接以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为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目前,对办案组织的研究多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从完善司法责任制的角度,将办案组织作为司法责任制的一个方面进行研究；二是从完善检察机关组织体系角度,探讨办案组织建设与检察组织体系建设的关系。理论界和实务界大多认同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是检察权运行的基本载体,其健全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何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如何优化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没有统一意见。由于研究视角不一,研究方向不明确,导致对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基本概念、主要特征、基本类型上缺乏基本共识,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办案组织建设的实践探索。基于以上考虑,笔者结合长期检察工作实际,立足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的现状和改革要求,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解读现行办案组织形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完善的意见建议。在理论上,尝试提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基本概念,分析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中需要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实践中,侧重分析办案组织建设的历史沿革、目前状况、改革动向,尽可能地提出科学、理性的改良样本。本文分六章对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进行研究：第一章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概述。以“组织”和“检察组织”的概念为逻辑起点,递次解读“组织”和“检察组织”的内涵和外延,进而界定检察机关办案组织这一概念。深入剖析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是案件承办权、决定权统一,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这一本质,推导出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应当是由检察长、检察委员会或检察官所领导和负责,若干检察人员参与和协助,依法独立行使办案决定权和承办（执行）权并承担相应责任的相对稳定的执法办案单元或团队。依据不同的标准,分析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类别,并指出各自的适用范围。第二章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历史发展。概括总结了清末、民国、革命根据地、建国初期、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等时期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的历史沿革,在梳理各阶段办案组织的构成要素、主要形式、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对不同时期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进行了总体评价,特别指出目前“三级审批制”下办案组织的合理性和不足。第三章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比较研究。首先,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为蓝本,以分析组织要素为方法,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机关办案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一定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可学习借鉴之处。其次,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司法改革文件规定,分析研究我国现行审判组织的主要类型、构成要素与改革动向,比较审判组织与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异同。第四章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改革的实证分析。区分三个阶段,系统总结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地方检察院在办案组织建设方面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成效。运用文本分析和实证数据,根据本文对办案组织的定义,对各种实践样本的组织形式进行概括和横向比较,总结有益做法,分析不足及主要原因。第五章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的理论基础。首先,以组织学原理为基础,从组织结构、组织环境、组织变革、组织文化等方面,论述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需要遵循的组织理论。其次,对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中涉及的检察权属性、检察官独立、检察一体化、检察官的客观义务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阐述,分析研究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中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第六章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的构想。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应当实现从科层制向扁平化、从行政化向适度司法化、从内设机构为中心向以检察官为中心三个转变。通过剖析组织主体、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运行等组织要素,以及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建设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相互关系,提出办案组织重构的基本设想和路径选择。

二、对深圳市检察机关办理不起诉案件情况的调研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深圳市检察机关办理不起诉案件情况的调研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论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机制的强化（论文提纲范文）

（2）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困境与对策 ——以中山地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以L市检察机关的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论捕诉一体化的合理适用（论文提纲范文）

（5）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工作介入涉罪未成年人社区帮教研究 ——基于深圳市F区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7）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以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深圳市检察机关办理不起诉案件情况的调研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论企业合规检察建议激励机制的强化[J]. 刘译矾. 江淮论坛, 2021
• [2]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困境与对策 ——以中山地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D]. 黎坚. 暨南大学, 2020(04)
• [3]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以L市检察机关的实践为例[D]. 叶瑜平.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6)
• [4]论捕诉一体化的合理适用[J]. 陈实. 法商研究, 2019(05)
• [5]司法改革的试点研究[D]. 廖丽环. 厦门大学, 2019(07)
• [6]社会工作介入涉罪未成年人社区帮教研究 ——基于深圳市F区的实践[D]. 肖锋.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8]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以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为视角[D]. 金清. 华东政法大学, 2017(02)
• [9]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研究[D]. 冒艺斐. 西南政法大学, 2016(10)
• [10]我国检察机关办案组织研究[D]. 郑青. 武汉大学,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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