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标准壁垒形成的理论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韩伟[1](2021)在《我国电子产品跨越技术贸易壁垒的研究 ——以A企业为例》文中指出
潘秋晨[2](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李秦宇[3](2021)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文中研究说明新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冰雪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2022年北京冬奥会使冰雪产业的发展更为急迫。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包括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Chinese Ice Hockey League,简称CHL)在内的冰雪产业组织,研究国际国内产业组织发展理论,学习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先进经验,探索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路径趋势,对于增强中国冰雪运动项目实力、满足大众冰雪运动产品的需求、推动中国冰雪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国冰球联赛CHL(2019年8月2日开赛)目前属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冰雪产业组织发展”视角出发,以交易费用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演化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采用理论演绎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法等方法,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并初步尝试建立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形成机理模型及构建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理论,以期科学地认识以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为代表的冰雪产业组织发展的特点与规律。本文认为冰雪产业是生产、提供冰雪产品(或服务)的个人、组织和企业的集合,本文冰雪产业主要是指冰雪运动产业(不包括冰雪用品装备制造等冰雪制造产业)。冰雪产业组织是冰雪产业内企业间组织或者市场关系。中国冰球联赛CHL是参赛的职业冰球俱乐部与中国冰球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等联合举办的职业冰球赛事。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本质是一种职业冰球联盟,是冰雪产业组织的重要组成之一。研究发现冰雪产业组织是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国际国内冰雪产业发展经验表明冰雪产业发展在于冰雪产业职业化发展,北美冰雪产业职业化的代表是国家冰球联盟NHL组织,中国冰雪产业职业化的代表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机理部分,认为中国冰雪产业组织的组成要素是其形成的驱动因素,冰雪产业组织的组成要素通过中介作用和控制作用驱动了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产生;市场结构在冰雪产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控制作用;主导利益集团(国家或政府)和非主导利益集团(以职业冰球俱乐部为代表)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主导利益集团推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是主要推动力;非主导利益集团促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是次要推动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关键条件是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相容。其次,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部分,从中介作用和控制作用两方面进行研究。中介作用通过宏观环境因素影响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形成:“经济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正向影响;“社会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具有正向影响;“科技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具有负向影响;“政策法律环境”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正向作用。市场结构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中起着控制作用,具体是通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及创新指标在内的四方面影响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形成。市场结构中市场需求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市场行为中广告宣传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市场绩效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的影响不显着;创新指标中危机处理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有显着负向影响。第三,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路径趋势部分,认为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发展是冰雪产业组织的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通过利益博弈实现的。以政府为代表的主导利益集团和以职业冰球俱乐部为代表的非主导利益集团博弈决定了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未来发展路径趋势,结合中国产业组织发展研究成果、参考国家冰雪产业未来发展规划,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划为产生期、规模发展期和创新发展期,其发展模式分别为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市场混合模式和市场主导模式,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向生态平台化发展是未来发展趋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组织形态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产生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协会组织;在规模发展期主要是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职业联盟组织,具有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公开、公正、公平等特征;在创新发展期主要是创新的生态平台化职业联盟组织,特征是以新科技、新技术为支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组织形态演化趋势是协会组织、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职业联盟组织和生态平台化职业联盟组织。面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远落后于政府的期望和消费者的需求,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冰雪产业政策体系,推动冰雪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科技融合和冰雪产品开发,促进冰雪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健全冰雪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夯实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基础;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提高冰雪产业及其组织经营效率;创新冰雪产业组织形态,构建全国及区域性冰雪产业平台。
王家曦[4](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杭晨悦[5](2021)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的实证研究 ——基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各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也不断发展,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对抗已经日益焦灼。在这个时候,贸易保护兴起,作为一种看不见的障碍,政策制定者更加倾向于将技术壁垒被用于国家的贸易保护。发达国家经常使用这种手段,其自身具有欺瞒性和伪装性,对我国一部分行业的贸易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中电子信息行业受影响最甚。而这个行业在我国的贸易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在这个行业的出口不仅占自身贸易总额的相当大一部分,而且在全球中也是出口最大的国家。自从2018年贸易战在中美两国爆发后,技术壁垒已然成为影响我国相关行业的关键因素,因此电子信息产业的出口贸易也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这篇文章的研究意图是深刻分析相关的技术壁垒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并针对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拙见。这篇文章的亮点在于,从主要核心自变量上,本文没有采用传统的TBT通报数为研究对象,而是用特别贸易关注作为衡量实质性技术壁垒的指标,克服了既往指标的不足,使实证结果更加有可靠性,同时将特别贸易关注运用在定量分析当中,丰富和发展了相关研究;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建立在特别贸易关注的基础上的研究可以为我国适时地运用相关国际规则来处理和解决技术壁垒,为在现实中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出口提供参考。本文首先从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出口的文献和作用机制进行深入解析;其次使用WTO的特别贸易关注为指标来衡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严苛程度,利用2002年-2019年特别贸易关注的提出数和中国电子信息产品的出口数据,借鉴贸易引力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和拓展,来探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在模型中,利用最小二乘法研究了解释变量对相关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了时滞性,将核心自变量分别滞后1-3期,结果表明技术性贸易措施从推出之日算起到完全落实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所以给贸易产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样存在着滞后性,因此这项拓展性分析也印证了此前假设。最后进行两项拓展性分析,首先,关税带来的影响和非关税壁垒带来的影响应该时分离的,从实证数据可以看出,以特殊贸易关注为代表的贸易壁垒的苛刻性,即使增加了关税变量,影响结果仍然呈负相关。另外,根据该领域以往学者的分析结果,技术壁垒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也有促进作用,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加入了两个拓展性变量变量,即这项关注被讨论的次数和这项关注是否被多个国家或地区提出,以研究是否对出口贸易产生其他的影响。结果表明,一项关注被讨论越多次、越被多个成员关注均会削弱技术壁垒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出口的抑制作用。综合各个结果后,根据以上理论模型的分析,本文针对技术壁垒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出口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从政府层面,我国需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标准。2)从行业层面,中国理应需要积极参与和发达国家贸易冲突的协商与共赢。3)从企业层面,合理使用贸易救济措施。
陈宇芯[6](2020)在《绿色壁垒对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 ——以福建为例》文中认为绿色贸易壁垒的建立给我国的茶叶生产以及出口贸易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中国茶叶出口企业遭受着难以克服的危机。因此,对我国茶叶贸易壁垒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了解绿色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有助于促进茶叶出口贸易健康发展,占领国际市场,促进我国茶叶出口结构的改善,优化资源配置,填补我国在茶叶贸易壁垒理论研究方面的空缺,对中国茶叶出口企业有着很大的实践指导意义。本文研究思路以中国福建省茶叶出口贸易现状为例进行分析,对绿色贸易壁垒理论研究结合实证分析总结出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理论分析部分阐述了绿色壁垒形成同环境保护意识崛起密不可分,同时新贸易保护主义也成为绿色壁垒形成的理论基础,这正反应了绿色壁垒的隐蔽性特点。绿色贸易壁垒的形成机制主要有国际社会环保意识的完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需要、绿色消费取向的形成、各国间贸易博弈以及每个国际自身科技水平差异形成。绿色壁垒的作用机制首先表现为数量控制机制,制定地区的高标准将未达标商品排除在外从而对进口商品进行数量控制;绿色壁垒的价格控制机制形成于高标准增加了出口商在产品生产检测包装等各方面的成本,从而使得出口商品价格上涨;绿色壁垒的控制机制整体是一个动态抑制的过程,标准在不断调整中,对于进出口国而言,打通绿色壁垒是国家间贸易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本文将福建省作为案例进行分析,福建省是茶叶生产和出口大省,但茶叶出口结构不够合理,种类单一,良种茶品类欠缺,生产技术标准落后,因此发达国家对福建茶叶的绿色壁垒表现为逐年增强,对福建茶叶出口影响很大。鉴于以上情况,本文选取的了福建近15年的茶叶出口数据,以农残限制项目数和农残限量值标准测量绿色贸易壁垒对福建省茶叶出口结构的影响,选择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茶叶出口份额当作分析样本,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进口国农药残留标准提高阻碍福建茶叶向发达国家出口,进口地区对农药残留限制项目数增加,同样限制出口份额。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对福建省乃至全国茶叶出口的政策建议,深化茶叶出口产业链、优化茶叶出口结构、完善茶叶生产标准化,提升检测标准体体系这些建议可为我国茶叶出口行业提供参考。
单佳兰[7](2020)在《美国TBT对我国不同出口产业的差异化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为更好地平衡新的贸易利益诉求,面临着重构的风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伺机抬头,对贸易频繁实施更为隐蔽的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导致全球贸易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此外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两国的贸易活动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美贸易政策的变动不仅牵扯两国经济,而且将大幅影响全球贸易状态。其中TBT作为美国对华高频实施的非关税贸易保护手段之一,对我国出口产业的作用并不亚于其关税壁垒。所以深入研究美国TBT对我国不同出口产业的效应,能够提升我国不同出口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价值和地位。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已有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包括TBT产生的理论基础以及关于TBT成因、效应等研究,总结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结论,基于我国不同出口产业的要素密集度研究美国TBT效应的研究视角提出本文的研究意义与可能存在的创新。其次是通过对美国TBT对我国出口产业的短期及长期效应作用机理分别进行博弈分析,并且结果显示在短期内美国的TBT会对我国出口产业产生负向效应,而在中长期内具有一定的正向效应。然后,基于HS二级编码分别统计我国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技术产业遭遇美国TBT限制数据并进行描述性分析,这三类出口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遭遇美国TBT壁垒程度较高。再者,根据理论推导,基于统计数据构建量化美国TBT的合理指标,测算我国这三类不同出口产业的美国TBT壁垒度;选择贸易引力模型进行拓展计算得出,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受到当期美国TBT的负面影响最大,其次是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资源密集型出口产业影响程度相对最小。滞后一期的美国TBT对资源密集型出口产业仍具有显着的负面影响,但是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具有显着的正面影响,且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正向效应更为显着。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分析原因并分别针对三类产业的特点提供相应对策建议。
郑休休[8](2020)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下的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与质量升级》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首先介绍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又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相关概念,厘清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之间的区别,并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归纳了相关研究进展及其与贸易偏转、质量升级的关系。本文其次梳理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历史背景、发展沿革和新时期特征,总结了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和特别贸易关注提案在WTO平台的实施流程,分析了中国应对和使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机制,以及中国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经典案例。本文在理论模型方面基于异质性多产品企业出口决策模型、贸易偏转模型,将技术性贸易壁垒同时表现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并引入产品质量衡量参数,构建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于企业出口数量、价格、动态决策、偏转影响的理论基础。在实证方面,作者整理了WTO双边技术贸易措施通报、特别贸易关注案例的配对数据,清理到国际统一的HS6产品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与清理所得的海关企业出口数据相匹配,定量分析了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质量升级的影响,以及这一机制在各种异质性特征影响下所呈现出的差异化表现。在广延边际方面,中国的贸易伙伴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中国细分产品-目的地市场中的出口企业总体个数显着削减(包括新进入者和幸存者),且新进入者的个数减少得更多。当样本限制为一般贸易形式、或者滞后两期时,该影响依然成立。在企业-产品-目的地市场层面,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导致中国相关企业在下一期更加倾向于退出遭受壁垒的原市场。这一影响对于直接生产商的负面冲击十分显着,对贸易中间商则不显着。这一退出倾向在对于相应细分市场出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样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这一冲击中的表现有所差异。在集约边际方面,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了中国产品-目的地层面出口数量和金额的显着减少,但企业-产品-目的地层面的贸易阻碍影响却不显着。原因是发达经济体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新进入者和幸存者的作用方向不同。如前所述,相关细分市场企业个数显着减少,导致目标细分市场对于部分新进入者的吸引力变大,表现为当期“经筛选后”进入相关受影响细分市场的新进入者的出口数量显着增加,抓住这一机遇的主要是私营所有制的新进入者;相反,幸存者在相关细分市场中的出口数量显着减少,这一贸易阻碍效应对于国有、私营、外资、中外合资合作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均成立。在贸易偏转方面,发达经济体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新进入者和幸存者的影响作用依然不同。发达经济体在上一期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部分新进入者不仅在当期增加了出口数量,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组合也更加集中于这些目标市场,即在细分产品项下表现出对其它贸易伙伴出口数量的显着减少。同时,对于幸存者来说,也不存在显着的贸易偏转效应。然而,对于遭受发达经济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选择退出的企业来说,它们在退出遭受壁垒的原细分市场后,转而显着增加了对于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数量,即出现了退出原壁垒市场和偏转至其他伙伴市场的叠加效应。此外,总体上来看,生产能力越强的企业对于其他贸易伙伴的偏转规模越大,且生产能力越强的企业对于新市场组合的偏转规模越大,而生产能力越低的企业对于现有市场组合的偏转规模越大。在产品质量方面,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优胜劣汰的质量升级效应,主要表现在促使细分市场中质量较差的企业退出市场,并引发幸存者和新进入者提升产品质量。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直接生产商样本中。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制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这一机制中表现出的质量优胜劣汰效应尤为突出。技术性贸易壁垒在通报-生效-适用的不同时点也会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以美国这一使得中国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来源国为例,本文进一步考虑了特别贸易关注提案者来源的异质性。三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剧了通报-适用期间内美国进口市场中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竞争。这一方面表现在壁垒遭受国出口企业对壁垒施加国相关产品出口价值的显着下降(贸易阻碍效应);另一方面表现为第三国在壁垒施加国的进口市场中对于壁垒遭受国原市场份额的占领(贸易创造效应)。受壁垒负面冲击的企业同时表现出了增加新出口目的地的偏转特征。此外,这一影响造成的价格上涨影响并不稳健。最后,本文还探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驱动因素,发现经济环境和外交关系都是影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的重要动因。同时,本文衡量了中国出口所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产品和国别集聚特征,发现中国主要出口产品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覆盖虽然广泛,但具有一定的国别-产品类别集聚趋势(例如食品、纺织品和化学品),为今后的预警判断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基于上述详实的研究分析,本文最后从政府职能和企业对策两方面入手,提出了新形势下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政策建议。
周亦澄[9](2019)在《东非共同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非共同体是由乌干达、肯尼亚、卢旺达、布隆迪和坦桑尼亚5国组成的区域合作组织与关税同盟。根据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的统计,在2018年通报数前十的国家中,东非共同体国家占据了4席,分别是乌干达(第一位,413项),肯尼亚(第三位,173项),卢旺达(第六位,137项),坦桑尼亚(第八位,110项)而被视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以下简称TBT)传统大国的美国(276项)和欧盟(115项)则屈居第二位和第七位。东共体TBT制度的发展体现出两方面悖论:一方面,TBT的急剧增长与东共体国家的贸易增长同向发展,而学界普遍认为:TBT的激增对双边贸易具有抑制效应。另一方面,东共体作为经济和技术水平最落后的地区,却设置了如此繁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这两点悖论体现了TBT制度经济效应的辩证统一性。针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或技术密集型产品,TBT制度可以在不同条件下对其贸易起到抑制或促进作用。对于东共体这类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下合理利用TBT制度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本文首先在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涵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论文所涉及相关理论研究进行评述,并提出三个有待检验的假说。第三章着力分析东共体TBT制度的现状与特点,并在接下来的两章中结合经典经济学模型和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检验这三个假说。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针对劳动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贸易,TBT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促进作用;TBT可以促进FDI存量增长,间接优化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而在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TBT可以有针对性地促进相关产品的贸易发展。最后,本文在前文基础上研究合理的TBT制度策略,为我国依据WTO技术壁垒规章合理设置TBT制度提供启示与建议。
蔡静静[10](2018)在《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技术壁垒是在当前全球贸易摩擦不断蔓延和升级背景下拓展出的新型非关税壁垒。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经济竞争方式和手段日趋多元化,科技竞争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不断提升国家竞争力、适应经济社会需求深刻变化的关键战略。以要素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已逐步转变为以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跨国经营、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使国际贸易领域从传统贸易方式向技术领域不断扩展。全球贸易摩擦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贸易摩擦对象由传统产业向高技术、新兴产业转移,贸易摩擦形式则由传统的贸易救济手段向技术壁垒扩展。随着我国全球贸易地位的迅速崛起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我国遭遇的国外技术壁垒许多开始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支撑,其中波及最深的当属对知识产权保护最为敏感的高技术产品,我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正在遭受技术含量颇高的技术壁垒。因此,研究国外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成为我国政府完善贸易摩擦治理机制和出口企业冲破进口国技术壁垒的关键问题。本文正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急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背景下,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系统思维综合运用管理科学、技术经济、产业经济、公共政策与计量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国外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如下:(1)从技术壁垒形成的理论前提与内在动机着手,全面揭示了技术壁垒的形成机理与作用机制。具体地,从贸易保护、市场失灵、“南北”差异以及博弈论等多个角度阐释技术壁垒的形成机理;从价格抑制、数量控制以及动态作用三个方面全面解析技术壁垒的作用机制。这为下文构建技术壁垒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框架及进行实证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2)综合全球视角和典型国家视角,分析了技术壁垒的实践特征,揭示了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遭遇进口国技术壁垒的现状特征和趋势。具体地,全面收集1995-2016年全球技术壁垒通报数据,基于全球视角和典型国家视角,构建了全球技术壁垒大样本案例库,深入剖析了全球技术壁垒的实践特征和发展趋势;基于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现状的多维度分析,揭示了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遭遇进口国技术壁垒的现状特征和趋势。(3)揭示了技术壁垒对产品出口的影响机制,构建了技术壁垒影响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展引力模型,多维度剖析了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影响。论文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全面解析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影响。理论分析方面,论文以技术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揭示了技术壁垒对出口贸易的抑制机制与促进机制;实证分析方面,考虑高技术产品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敏感性,论文构建了技术壁垒影响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展引力模型,并运用平衡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在识别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因素的同时,进一步从总体层面、国家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国家-行业层面多维度剖析技术壁垒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间的关系。(4)基于技术创新与演化博弈理论,从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意愿、资源配置、策略选择与创新效果四个层面,分层次深入剖析了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论文综合运用技术创新与演化博弈理论,在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产生和差异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技术壁垒下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意愿分析框架;从出口企业技术创新资源的配置路径、系统构成以及影响机制三个维度,分析了技术壁垒下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效应;基于技术壁垒下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模型的演化稳定分析,揭示了技术壁垒下影响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分析了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效果的影响,揭示了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动因。
二、技术标准壁垒形成的理论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技术标准壁垒形成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致谢 |
(3)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2.1 主要研究方法 |
1.2.2 研究思路 |
1.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3.1 可能的创新点 |
1.3.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2 文献综述 |
2.1 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分析 |
2.1.1 文献结构特征 |
2.1.2 研究热点 |
2.1.3 文献主题变迁 |
2.1.4 文献讨论 |
2.2 基于学术脉络的文献分析 |
2.2.1 产业组织 |
2.2.2 体育产业组织 |
2.2.3 冰雪产业组织 |
2.3 文献评述 |
2.3.1 关注中国冰球联赛组织,打破生产要素限制,解决冰雪产业组织发展困境 |
2.3.2 关注新技术和智慧体育,打造新的组织模式,扩大冰雪产业组织发展规模 |
2.3.3 关注产业组织政策研究,建立健全政策体系,引导冰雪产业组织发展方向 |
2.3.4 关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加强学术协同创新,丰富冰雪产业组织理论体系 |
3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3.1 核心概念 |
3.1.1 产业组织 |
3.1.2 体育产业组织 |
3.1.3 冰雪产业组织 |
3.2 理论基础 |
3.2.1 交易费用理论 |
3.2.2 产业组织理论 |
3.2.3 演化理论 |
3.2.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机理 |
4.1 冰雪运动、冬奥会及其特点 |
4.2 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4.2.1 国外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4.2.2 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 |
4.2.3 冰雪产业职业化发展 |
4.3 冰雪产业组织形成的驱动因素:组成要素 |
4.3.1 冰雪竞赛表演 |
4.3.2 冰雪传媒、营销和广告 |
4.3.3 冰雪培训 |
4.3.4 冰雪装备制造 |
4.3.5 冰雪旅游 |
4.3.6 冰雪咨询 |
4.3.7 冰雪金融 |
4.3.8 冰雪消费者 |
4.4 冰雪产业组织形成的控制作用:市场结构 |
4.4.1 完全竞争市场 |
4.4.2 垄断竞争市场 |
4.4.3 寡头垄断市场 |
4.4.4 完全垄断市场 |
4.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的中介作用: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 |
4.5.1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历史 |
4.5.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
4.5.3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利益相关者 |
4.5.4 主导利益集团推动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主要推动力 |
4.5.5 非主导利益集团促进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形成,次要推动力 |
4.5.6 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利益诉求相容,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关键 |
4.6 基于交易费用的中国冰雪产业组织评估模型 |
4.7 中国冰雪产业组织形成机理模型 |
4.8 本章小结 |
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基于中介作用实证分析 |
5.1 研究模型:基于PEST分析框架 |
5.1.1 政治法律环境 |
5.1.2 经济环境 |
5.1.3 社会环境 |
5.1.4 科技环境 |
5.2 研究方法:SEM结构方程模型 |
5.2.1 测量模型 |
5.2.2 结构模型 |
5.3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5.4 模型的构建计算 |
5.5 结果与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影响因素——基于控制作用实证分析 |
6.1 研究模型:传统SCP研究模型 |
6.1.1 冰球市场结构 |
6.1.2 冰球市场行为 |
6.1.3 冰球市场绩效 |
6.2 SCP扩展模型: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新研究 |
6.2.1 新冠肺炎疫情对冰雪产业的影响 |
6.2.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创新应对 |
6.3 变量的确定 |
6.3.1 影响因素初步设计 |
6.3.2 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的选择 |
6.3.3 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的积极系数 |
6.3.4 影响因素遴选与确认 |
6.4 研究方法:Logistic回归分析法 |
6.5 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
6.5.1 数据来源 |
6.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6.6 结果与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7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的路径趋势 |
7.1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
7.1.1 主导利益集团:体制机制改革不彻底 |
7.1.2 非主导利益集团:冰球消费规模不足 |
7.1.3 市场结构:垄断造成冰球市场竞争不充分 |
7.2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 |
7.3 冰球联赛组织发展模式 |
7.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新趋势 |
7.4.1 疫情全球化与冰雪产业相关研究回顾 |
7.4.2 疫情全球化对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的影响:机遇与挑战 |
7.4.3 中国冰雪产业发展新趋势:生态平台化创新 |
7.4.4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趋势:组织形态的生态平台化创新 |
7.5 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路径趋势预判 |
7.5.1 产生期(2020 年前):政府主导模式,形成冰球联赛 |
7.5.2 规模发展期(2021-2025年):政府市场混合模式,形成规模化冰球联盟 |
7.5.3 创新发展期(2026-2035 年):市场主导模式,形成创新化冰球联盟 |
7.6 本章小结 |
8 主要结论、政策含义和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1.1 主导利益集团与非主导利益集团共同作用形成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 |
8.1.2 主导利益集团和非主导利益集团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中介作用 |
8.1.3 市场结构是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的控制作用 |
8.1.4 利益相关者博弈决定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未来发展 |
8.2 中国冰雪产业及其组织发展的政策含义和建议 |
8.2.1 政策含义 |
8.2.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咨询专家及业内人士名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四、研究意义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结论 |
研究发现 |
研究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5)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的实证研究 ——基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概念 |
2.2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因 |
2.3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 |
2.4 技术性贸易壁垒测量方法 |
2.5 特别贸易关注的应用 |
2.6 文献述评 |
第3章 技术贸易壁垒的理论基础及经济效应分析 |
3.1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理论基础 |
3.1.1 贸易保护主义 |
3.1.2 技术差距理论 |
3.2 技术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分析 |
3.2.1 贸易效应 |
3.2.2 产业效应 |
第4章 中国特别贸易关注与电子行业出口现状分析 |
4.1 中国特别贸易关注现状 |
4.1.1 特别贸易关注基本数据统计分析 |
4.1.2 中国对其他成员提出的特别贸易关注 |
4.1.3 其他成员对中国提出的特别贸易关注 |
4.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贸易概况 |
4.2.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出口现状 |
4.2.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主要出口类型和产业布局 |
4.2.3 中国对他国就电子信息产业提出特别贸易关注情况 |
4.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面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和影响 |
4.3.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面临技术壁垒的原因 |
4.3.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面临技术壁垒的影响 |
第5章 特别贸易关注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出口贸易的实证分析 |
5.1 研究假设 |
5.2 变量选取与处理 |
5.3 模型构建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6)绿色壁垒对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 ——以福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相关研究 |
1.3.2 国内相关研究 |
1.3.3 研究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点 |
1.5.2 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环境保护与绿色壁垒的理论分析 |
2.1 环境保护与贸易 |
2.1.1 环境保护与WTO“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 |
2.1.2 环保标准与绿色保护的流行 |
2.2 绿色壁垒 |
2.2.1 绿色壁垒的理论界定 |
2.2.2 绿色壁垒的主要形式 |
2.2.3 绿色壁垒的特点 |
2.2.4 绿色壁垒对出口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
2.3 新贸易保护主义与绿色壁垒 |
2.3.1 新贸易保护主义 |
2.3.2 绿色贸易保护主义主要观点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绿色壁垒保护机理分析 |
3.1 绿色壁垒的形成机制 |
3.1.1 持续发展观的完善 |
3.1.2 新贸易保护的需要 |
3.1.3 绿色消费的形成指向 |
3.1.4 各国之间的博弈 |
3.1.5 技术水平的差异 |
3.2 绿色壁垒的作用机制 |
3.2.1 数量控制机制 |
3.2.2 价格控制机制 |
3.2.3 动态抑制机制 |
3.3 绿色壁垒的出口国效应 |
3.3.1 贸易效应分析 |
3.3.2 贸易条件效应分析 |
3.3.3 社会福利效应分析 |
3.3.4 发展成本效应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绿色贸易壁垒与福建省茶叶出口 |
4.1 福建省茶叶出口现状 |
4.1.1 品种结构 |
4.1.2 市场主体 |
4.1.3 市场结构 |
4.2 福建省茶叶出口遭遇绿色壁垒的基本特点 |
4.2.1 绿色壁垒逐年加强 |
4.2.2 绿色壁垒显现出歧视性 |
4.2.3 对福建的绿色壁垒以亚洲国家为主 |
4.3 绿色贸易壁垒对福建省茶叶出口的影响 |
4.3.1 消极影响 |
4.3.2 积极影响 |
4.4 福建省茶叶出遭受绿色壁垒的原因 |
4.4.1 茶叶出口主体结构欠缺 |
4.4.2 品牌知名度低 |
4.4.3 良种茶叶产出度低 |
4.4.4 技术标准落后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绿色壁垒对福建省茶叶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 |
5.1.1 引力模型的发展 |
5.1.2 引力模型实证研究 |
5.2 模型的设定和变量说明 |
5.2.1 样本说明 |
5.2.2 模型构建 |
5.2.3 变量的介绍 |
5.2.4 变量的来源 |
5.3 回归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分析 |
6.2 面对绿色壁垒我国的应对策略建议 |
6.2.1 深化茶叶的出口产业链 |
6.2.2 优化茶叶出口结构 |
6.2.3 坚持发展品牌战略 |
6.2.4 推行并完善我国茶叶生产标准化 |
6.2.5 安全体系的落实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美国TBT对我国不同出口产业的差异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主要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主要框架 |
1.2.3 研究框架示意图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贸易保护主义 |
2.1.2 贸易的技术效应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概念、表现形式的研究 |
2.2.2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因研究 |
2.2.3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效应研究 |
2.2.4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关实证研究 |
2.2.5 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的影响研究 |
2.2.6 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
第三章 美国TBT对我国出口产业差异化效应的机理分析 |
3.1 关于TBT的概念界定 |
3.1.1 TBT定义的追溯 |
3.1.2 本文界定 |
3.2 美国TBT实施动因的理论分析 |
3.3 美国TBT对我国出口产业的短期效应动态博弈分析 |
3.3.1 美国TBT产生的短期效应分析 |
3.3.2 美国TBT短期效应的现实情境分析 |
3.4 美国TBT对我国出口产业的长期效应动态博弈分析 |
3.4.1 美国TBT的长期效应分析 |
3.4.2 美国TBT长期效应的现实情境分析 |
第四章 美国TBT对我国出口产业差异化效应的事实描述 |
4.1 我国对美出口产业的贸易现状 |
4.1.1 我国对美出口总体规模分析 |
4.1.2 我国对美出口产业结构分析 |
4.2 美国TBT影响我国出口产业的事实概述 |
4.2.1 美国非关税壁垒对华出口产业的实施现状 |
4.2.2 美国TBT对华出口产业实施现状 |
4.2.3 美国TBT对华出口限制的趋势 |
第五章 美国TBT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差异化效应实证研究 |
5.1 确定美国TBT的量化指标 |
5.1.1 美国TBT壁垒度的定义与计算 |
5.1.2 不同出口产业的美国差异化TBT壁垒度统计 |
5.1.3 美国TBT壁垒度差异化的成因浅析 |
5.2 计量模型的设计与变量选择 |
5.2.1 模型的基本形式 |
5.2.2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
5.3 变量来源及理论预期假设 |
5.3.1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5.3.2 模型的理论预期假设 |
5.4 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
5.4.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5.4.2 模型的回归结果 |
5.4.3 回归结果的原因分析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突破美国TBT壁垒的对策及建议 |
6.2.1 资源密集型出口产业应积极建立紧急预警信息平台 |
6.2.2 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应主动利用美国TBT的“倒逼效应” |
6.2.3 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应优化合作促进自我技术革新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8)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下的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与质量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概述 |
1.2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1.2.1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概况 |
1.2.2 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
1.2.3 研究的现实必要性 |
1.2.4 选题的意义和重要性 |
1.3 研究内容、方法、技术路线及可行性 |
1.3.1 主要研究内容和关键问题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3.4 数据资料来源及概述 |
1.4 研究创新和难点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难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和区分 |
2.2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2.2.1 非关税壁垒的相关理论研究 |
2.2.2 贸易偏转的相关理论研究 |
2.3 相关实证研究综述 |
2.3.1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 |
2.3.2 技术标准互认与贸易自由化 |
2.3.3 技术性贸易壁垒、外交关系与贸易保护主义 |
2.3.4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产品质量升级 |
2.3.5 非关税壁垒与贸易偏转 |
2.4 文献研究述评 |
第三章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制度背景、形成动机、集聚效应 |
3.1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历史沿革和新时期特征 |
3.1.1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历史背景 |
3.1.2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展沿革 |
3.1.3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新时期特征 |
3.2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实施流程与特别贸易关注提案 |
3.3 中国应对和使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展概述 |
3.3.1 中国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情况 |
3.3.2 中国对外使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情况 |
3.4 中国企业受TBT影响的经典案例——美国玩具产品铅含量标准 |
3.5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动机 |
3.5.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3.5.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3.5.3 简单实证结果分析 |
3.6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国别-产品集聚效应分析 |
3.6.1 聚类分析方法说明 |
3.6.2 数据来源及描述 |
3.6.3 聚类结果及分析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理论模型的构建 |
4.1 集约边际影响——数量阻碍与价格提升 |
4.1.1 假设条件 |
4.1.2 需求 |
4.1.3 供给 |
4.1.4 双边单一产品市场均衡 |
4.1.5 引入技术性贸易壁垒与质量函数的关系 |
4.1.6 主要命题 |
4.1.7 主要结论 |
4.2 广延边际影响——进出决策与优胜劣汰 |
4.2.1 封闭均衡 |
4.2.2 开放均衡 |
4.2.3 主要命题 |
4.2.4 主要结论 |
4.3 贸易偏转效应——流向与流量 |
4.3.1 假设条件 |
4.3.2 需求 |
4.3.3 供给 |
4.3.4 开放均衡 |
4.3.5 主要命题 |
4.3.6 主要结论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实证模型检验——出口二元边际 |
5.1 广延边际:TBT-STC如何影响厂商出口决策? |
5.1.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5.1.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5.1.3 实证结果分析 |
5.1.4 生产能力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决策 |
5.1.5 稳健性检验 |
5.2 集约边际:TBT-STC是否导致贸易阻碍? |
5.2.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5.2.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5.2.4 新进入者和幸存者的集约边际表现 |
5.2.5 内生性处理——引入双边死亡率差异 |
5.2.6 稳健性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实证模型检验——贸易偏转效应 |
6.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6.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贸易偏转方向 |
6.3.2 贸易偏转规模 |
6.3.3 市场退出决策与贸易偏转规模 |
6.4 稳健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实证模型检验——产品质量升级 |
7.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7.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7.4 稳健性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引入多时点、多对象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 |
8.1 实证模型检验——以中国出口美国的厂商为例 |
8.1.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8.1.2 三重差分模型(DDD)的推导 |
8.1.3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8.1.4 实证结果分析 |
8.1.5 稳健性检验 |
8.2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
9.1 主要结论 |
9.1.1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
9.1.2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偏转的影响 |
9.1.3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质量升级的影响 |
9.1.4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多时点、多对象不确定性影响 |
9.1.5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驱动因素 |
9.1.6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集聚特征 |
9.2 政策建议及相关启示 |
9.2.1 技术性贸易措施(壁垒)影响下的政府职能 |
9.2.2 技术性贸易措施(壁垒)影响下的企业对策 |
9.3 研究创新及贡献 |
9.4 研究局限及未来可研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国家三位代码ISO3对应表 |
附录B 实证章节的主要模型和计量方法推导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东非共同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本文特色和不足之处 |
1.3.1 本文特色 |
1.3.2 本文不足 |
第二章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涵义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 |
2.2 东共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的贸易政策理论基础 |
2.2.1 保护贸易政策理论 |
2.2.2 贸易条件发展理论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东共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现状与形成原因 |
3.1 东共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的现状和表现形式 |
3.1.1 东共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的现状 |
3.1.2 东共体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
3.1.3 东共体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特点 |
3.2 东共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形成原因的博弈论分析 |
3.2.1 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过程中的小国-大国博弈 |
3.2.2 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过程中的小国-小国博弈 |
3.2.3 政府/厂商/消费者博弈 |
3.3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本-收益分析 |
3.3.1 政府的成本-收益权衡 |
3.3.2 企业的成本-收益权衡 |
3.3.3 消费者的成本-收益权衡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东共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的均衡理论分析 |
4.1 东共体某国对外贸易情况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均衡分析 |
4.1.1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局部均衡分析 |
4.1.2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般均衡分析: |
4.2 东共体内部贸易情况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均衡分析 |
4.2.1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局部均衡分析 |
4.2.2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般均衡分析 |
4.3 三点假说的理论分析 |
4.3.1 假说一的定性检验 |
4.3.2 假说二的定性检验 |
4.3.3 假说三的定性检验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东共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5.1 肯尼亚的进出口产业格局 |
5.2 肯尼亚技术性贸易壁垒在东共体内部进口贸易中的经济效应 |
5.2.1 肯尼亚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的保护强度 |
5.2.2 肯尼亚-乌干达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及多元回归分析 |
5.3 肯尼亚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来自东共体以外国家进口的影响分析 |
5.3.1 肯尼亚与东共体以外国家贸易引力模型的建立 |
5.3.2 以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额为被解释变量的引力模型回归分析 |
5.3.3 FDI存量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东共体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的启示 |
6.1 策略组合一:对于劳动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 |
6.2 策略组合二: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 |
6.3 策略组合三:对于技术密集型产品 |
6.4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适度规模及分布 |
6.5 东共体技术性贸易壁垒为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启示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非关税壁垒 |
1.2.2 技术壁垒 |
1.2.3 高技术产品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4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1.5 本章小结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技术壁垒的历史演进 |
2.1.1 技术壁垒协定 |
2.1.2 典型WTO成员国的技术性措施体系 |
2.2 技术壁垒的形成机理与作用机制 |
2.2.1 技术壁垒的形成机理 |
2.2.2 技术壁垒的作用机制 |
2.3 国内外技术壁垒研究综述 |
2.3.1 技术壁垒的概念与性质研究 |
2.3.2 技术壁垒的形成机理研究 |
2.3.3 技术壁垒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
2.3.4 技术壁垒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
2.3.5 文献述评与展望 |
2.4 本文研究的切入点与理论分析框架 |
2.4.1 本文研究的切入点 |
2.4.2 本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全球技术壁垒概况及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遭遇技术壁垒的现状分析 |
3.1 全球技术壁垒的现状特征 |
3.1.1 全球技术壁垒通报的数量特征 |
3.1.2 全球技术壁垒通报的标准分类特征 |
3.1.3 全球高技术产品遭遇技术壁垒的总体情况 |
3.2 典型国家(地区)技术壁垒的现状特征 |
3.2.1 美国技术壁垒实践 |
3.2.2 欧盟技术壁垒实践 |
3.2.3 日本技术壁垒实践 |
3.2.4 我国技术壁垒实践 |
3.3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遭遇技术壁垒的现状 |
3.3.1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现状 |
3.3.2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遭遇技术壁垒的现状 |
3.3.3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遭遇技术壁垒的趋势 |
3.4 我国应对国外高技术领域技术壁垒的案例分析 |
3.4.1 对美国高技术领域技术壁垒通报措施的评议 |
3.4.2 对欧盟高技术领域技术壁垒通报措施的评议 |
3.4.3 对其他国家高技术领域技术壁垒通报措施的评议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影响 |
4.1 技术壁垒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 |
4.1.1 技术壁垒对出口的抑制作用 |
4.1.2 技术壁垒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
4.2 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影响的理论框架与模型设定 |
4.2.1 引力模型理论框架 |
4.2.2 扩展引力模型设定 |
4.2.3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3 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4.3.1 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总体分析 |
4.3.2 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行业差异性分析 |
4.3.3 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国别差异性分析 |
4.3.4 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的国别-行业差异性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
5.1 技术壁垒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影响 |
5.1.1 技术壁垒下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产生 |
5.1.2 技术壁垒下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意愿的差异性 |
5.2 技术壁垒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影响 |
5.2.1 技术壁垒下出口企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路径分析 |
5.2.2 技术壁垒下出口企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系统构成 |
5.2.3 技术壁垒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5.3 技术壁垒对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的影响 |
5.3.1 技术壁垒下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 |
5.3.2 技术壁垒下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的模型构建 |
5.3.3 技术壁垒下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策略选择的演化动态 |
5.4 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效果的影响 |
5.4.1 理论框架与模型设定 |
5.4.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应对技术壁垒的策略 |
6.1 政府层面 |
6.1.1 建立与技术壁垒通报国的磋商机制 |
6.1.2 推进与技术壁垒通报国的认证互认进程 |
6.1.3 培育中国标准国际竞争新优势 |
6.1.4 建立高技术产品技术标准监管体系 |
6.1.5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 |
6.2 企业层面 |
6.2.1 积极主动表达对技术性措施的合理诉求 |
6.2.2 充分发挥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体作用 |
6.2.3 加强对科研人员和科研设备的投入力度 |
6.3 其他应对策略 |
6.3.1 建立对技术壁垒通报法规的动态跟踪与分析机制 |
6.3.2 加强熟悉贸易规则和通报法规的律师团队建设 |
6.3.3 推动高校与科研院所参与技术壁垒应对工作实务 |
6.4 本章小节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我国高技术产品统计分类表 |
附录 B 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统计分类转换表 |
附录 C 本研究中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国家名单 |
附录 D 2000-2015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年度数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研究成果清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技术标准壁垒形成的理论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电子产品跨越技术贸易壁垒的研究 ——以A企业为例[D]. 韩伟. 湖北工业大学, 2021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中国冰球联赛CHL组织发展 ——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D]. 李秦宇. 成都体育学院, 2021(08)
- [4]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5]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的实证研究 ——基于特别贸易关注视角[D]. 杭晨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6]绿色壁垒对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 ——以福建为例[D]. 陈宇芯.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3)
- [7]美国TBT对我国不同出口产业的差异化效应研究[D]. 单佳兰. 苏州大学, 2020(03)
- [8]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下的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与质量升级[D]. 郑休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东非共同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制度的经济效应分析[D]. 周亦澄.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10]技术壁垒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D]. 蔡静静.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