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中国汽车服务市场12大猜想（论文文献综述）
沈一凡[1]（2021）在《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8年,中国内地首批五家基金管理公司成立。根据Wind统计,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基金总量由2001年的53只发展到6965只,基金管理规模也由818.03亿元扩大到如今的177629.50亿元,20年间增长了近216倍,跃居至全球第五。互联网的普及,带给了整个基金行业新的活力;同时,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放水与资产荒的联合作用下,基金逐渐成为中小投资者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一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市场相比成熟市场又显得更为特殊,急速变化的市场风格、更加非理性的投资者、市场参与者与市场结构的快速进化、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较快的培养和晋升,造就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基金市场。我国的基金市场逐渐从野蛮生产的阶段迈向良序增长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研究,不论是对日常的投资、还是为世界提供极具中国特色的基于中国样本的本土化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整个基金市场而言,其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参与者。根据各自的职能和作用,基金直接参与主体包括了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人与基金托管人。在我国,大部分的基金托管人为国有银行,极少涉及到具体的基金投资行为和决策。因此就投资决策而言,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投资人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基金管理人通常为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由公司进行统一决策和管理,基金经理进行具体的基金投资决策。因此,就基金市场微观参与主体而言,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经理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闭环,基金投资者通过申购赎回基金进行相关买卖操作,基金管理公司将资金交给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管理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共同决定了基金的业绩,基金投资者根据基金业绩来确定是否继续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基金业绩来评估基金经理。本文聚焦于基金市场主要的三大微观参与主体,分别从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经理出发,基于经典数理模型,构建以这三个角度为基石的基金业绩研究框架,同时结合中国特有现状,包括非理性的投资者、社保基金的委托投资与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的快速晋升与培养三个特点,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探讨三大参与主体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业绩的影响,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从基金投资者角度出发,研究了基金流量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业绩的影响,即这种流量驱动型基金风险转移（risk shifting）行为的动机和后果。本文发现:（1）我国的基金投资者存在严重的处置效应,经历了大量资金流入的基金往往会降低其冒风险程度。然而,若资金的净流入同时发生在过往获得良好业绩的基金时,基金的风险水平反而会提升。（2）基金经理往往会通过增加换手率、提高组合风险系数、提高权益持仓占比和购买更多赢家股票的方式来增加风险。（3）这种发生在高业绩的基金流量驱动型风险转移,会使基金在随后两个季度表现恶化,直到第三季度才恢复。（4）这种风险转移行为,更容易发生在那些出现高额异常净流量、业绩源于运气、成立较晚的、规模较小的基金上。其次,从基金管理公司角度出发,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保管理资格为切入点,研究了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及基金业绩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1）被委托的社保基金拥有比同类公募基金更多的超额收益。（2）社保基金超额收益可能来源于更好的择时能力、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的交叉补贴,而与可能的政治关联无关。（3）当获得社保管理资格后,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的整体业绩有所下降,并且投资风格会与同一管理公司旗下社保基金呈现相似的特点,其中还会出现反向交易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基金管理公司内部那些业绩较差、管理规模较大的基金可能作为内部交叉补贴资金的提供方。（4）社保基金的管理有助于基金管理公司扩大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特权,如新基金的设立。最后,本文从基金经理角度出发,通过基金经理过往研究经历刻画基金经理“能力圈”,研究分析师行业研究经历对基金经理投资偏好及其业绩的影响。本文发现:（1）基金经理会在自己优势行业上进行超配,这种超配不论是相对于全市场、整个基金行业还是同类型基金均成立,同时对于优势行业的股票持有时间会更长。（2）基金经理对于优势行业的超配行为,在考虑了持仓因素后可以为基金带来相比于其他非优势行业的超额收益,同时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具备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3）深入研究发现,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具备更强的选股能力和行业择时能力,进一步证实了优势行业形成的能力圈是超配行为产生超额收益的机制之一。（4）在最后的拓展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形成的优势源于行业自身、基金经理对于优势行业的政策敏感度和能力的持续扩张,而非存在私有信息。综上所述,本文将包括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三个方面的基金微观参与主体放在了统一的研究框架下,不仅对相关理论和成果起到了补充和完善,更是结合中国市场特有因素,做出了有别于其他研究的创新研究,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基金市场提供了多样的经验证据和多方面的研究角度。
卢侃[2]（2021）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文中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母国层面的动因较少受到关注,目前文献提到的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说、产业集聚、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这四种动因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偏向:其一是彼此分离,每种动因自成体系,鲜有置于同个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其二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脉络模糊,尤其是缺乏作用机制分析。本文主旨就在于将这四种动因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后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方面,民营企业ODI根本上是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故而对上述动因的研究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即探究四种动因的外生变化如何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相结合而导向ODI。本文拓展了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考虑本国企业ODI有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两种类型,前者指支付固定成本来节省出口的冰山成本;后者指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率。在均衡状态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求得四种动因对本国企业两类ODI平均倾向的影响、并解析作用机制。主要的推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2)多样性集聚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协同分工”效应;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4)信贷市场扭曲对本国民企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继而将上述推论概括为8个命题。实证研究方面,以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ODI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步骤是:首先基于企业的备案信息、以关键词识别法识别出企业投资目的并分类,随后以各东道国经济特征对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回归检验,避免分类出现系统性偏误;其次用学界公认的指标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再次用工具变量法和拟自然实验法作为因果识别的策略,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做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机制检验和拓展性检验。另外,本文也将四种动因置于同个回归方程中综合考量,以判断各个动因的解释力是否无可替代。主要结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和企业自身规模对我国民企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成立;2)多样性的集聚类型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通过“分工协作”效应,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成立;4)信贷市场扭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成立。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其一,研究框架上,将四种动因纳入到同一个逻辑框架中通盘考虑,填补了相关研究在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上的空白,也增加了既有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对“规模经济”说、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之影响和作用机理的描述和刻画;将产业集聚之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之于民企ODI两条线索对接;并且将我国民企ODI的类型差异考虑在内,使研究更能贴合我国现实情况。其二,理论建模型方面,以拓展的MO“异质性企业”模型为基本框架,打通四种动因与本国民企两种类型ODI决策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克服了HMY模型仅考虑市场寻求型ODI的缺陷,另一方面解决了SB模型由同质性企业假设导致的局限性。其三,实证研究方面,选用学界认可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对理论部分的命题予以验证,并以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排除“内生性”问题,确保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其政策寓意上,本文发现规模经济和由产业集聚提供的分工协作关系对我国民企“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与“制度逃离说”的预测相反,或可启示决策者: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是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赖晓敏[3]（2021）在《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兴农战略下,中国农业专利事业发展迅速,但发展过程中的研发不平衡与转化不充分问题愈发突显。得益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发展,中国农业专利规模持续扩大,新增专利数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且增速不断加快,后发优势明显,在特定技术领域实现由“跟跑”向“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跨越。与此同时,专利发展过程中显现出研发不平衡、转化不充分问题,前者主要表现为农业专利在数量布局、质量层次和研发主体结构上存在失衡现象,后者主要表现为农业专利的加速扩张与农业经济的增速放缓不相适应,二者的脱钩反映出农业专利的质量不高与应用转化不足。对此,围绕如何量化并解释中国农业专利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研究依次从专利数量、专利质量和专利经济效果三方面入手,综合利用专利文献计量、空间计量经济学、二元选择模型和机器学习等方法,在量化把握农业专利数量与质量水平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农业专利产出数量水平的均衡收敛机制,农业专利质量水平的长期优化机制,以及农业专利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转化扩散机制,并据此提出推动中国农业高质量专利研发与转化的政策建议。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包括:（1）中国来源和受理的农业专利规模整体不断扩大,1985-2019年中国来源和受理的累计农业发明申请、发明授权和实用新型数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一;中国农业专利多布局在以植物栽培、农药、饲料、养殖管理和肥料等小类为主的农业生产领域和以食品饮料加工处理小类为主的食品加工领域;首要应用行业是以农业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农业中间品制造和农产品加工等为主的制造业,其次是以各种农作物种植栽培为主的农林牧渔业;企业和科研机构是研发主力,个体占比趋于下降。整体上,专利数量和申请人规模在1985-1995年技术引进期较小,此后进入技术发展期,并在2008-2019年技术发展期第二阶段加速增长;不同技术领域和研发主体的技术生命周期演进存在一定差异。（2）中国农业专利呈现自东向西递减分布,数量水平由高到低分别为华东区、华北区、东北区、中南区、西北区和西南区,且各区域研发主体结构不同;数量水平的省域分布高度失衡,失衡主要由区域间差异引起,区域内相对均衡;数量水平分布具有负空间自相关性,省域分布以低高聚类为主,其次是高低聚类。发明申请和实用新型水平的省域分布呈绝对β收敛,且在技术相似和产业相似两种关联矩阵下的收敛速度快于反距离和邻接关系两种地理矩阵,而科研机构和企业三类专利水平均呈绝对β收敛,个人则仅发明授权和实用新型水平收敛;引入控制变量后,全样本和各主体的三类专利水平仍呈现条件β收敛,其中技术市场发育对各专利水平增速均有促进效果。（3）中国农业专利质量水平符合技术生命周期演化特点,在1996年进入技术发展期之后质量水平被稀释下降,质量综合指数由期初的0.70降至期末的0.40,质量的子维度技术通用性、技术创新性、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也在发展期有所下降;空间分布上,技术创新性、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呈现东高西低特点,三者分布在前期呈现一定的空间失衡,而技术通用性和综合质量水平始终较为均衡。专利规模扩张也带来泡沫专利规模的上升,累计泡沫23,135件,整体泡沫化程度为11.70%,泡沫规模在2008-2019年呈加速上升趋势,但泡沫化程度略有下降;泡沫专利空间格局与农业专利总量格局一致,即东多西少,省域分布由失衡转为均衡,但本土专利的泡沫化程度远高于境外来源专利。无论是Logit、Probit和异方差Probit模型,还是随机森林和BP神经网络算法,各方法对非泡沫专利的预测精度均趋于100.00%,但在泡沫专利的预测上,仅随机森林算法在训练样本内有99.24%的预测精度,其余方法均有明显第一类错误。（4）静态空间杜宾模型表明,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及其构成受本地和相关地区农业研发要素投入、研发主体发育和创新外部环境三方面因素影响,其中研发人员投入在关联矩阵下对专利技术创新性和法律经济的间接效应为负,经费投入对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的直接效应为正,对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和整体质量的间接效应均为负;科研机构发育对技术创新性具有正向间接效应,企业发育在地理矩阵下对法律价值和整体质量的间接效应为正,在关联矩阵下对法律价值的间接效应为负;基础研究在地理矩阵下对技术通用性、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各效应均为负,技术市场对技术通用性、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各效应均为正,科技转化服务对法律价值和综合质量的直接效应为负,对临近地区技术创新性的间接效应为正,信息化在地理矩阵下对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的间接效应为负,但对经济价值为正。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表明专利的技术通用性和法律价值具有累积性,受经济价值影响,综合质量在地理矩阵下具有累积效应,在关联矩阵下具有收敛性;动态模型中上述长期边际效应依旧成立,并进一步证实长期与短期效应的作用方向多相反。（5）以种植业为例,各空间模型中农业有效专利对农业经济产出的回归系数均显着为正,并大于普通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农业专利同时存在地理临近和技术供需联系两种扩散渠道;反距离矩阵、邻接关系矩阵、技术相似矩阵和产业相似矩阵四种空间权重下,专利对农业经济产出的总贡献分别为12.30%、12.72%、13.41%和13.16%,贡献率仅次于化肥（50.00%左右）和劳动（20.00%左右）投入,与机械投入（10.00%左右）相近;专利对农业经济的总贡献效应以本地直接效应为主,四种矩阵下的直接效应分别为11.97%、16.07%、18.29%和14.36%,而间接效应分别为0.33%、-3.35%、-4.88%和-1.21%,这种差异化的间接效应表明专利的空间溢出包含由技术扩散产生的正向辐射增益效应和农业物候相似凸显的专利权负向排他效应两部分。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三个方面:（1）拓展并验证了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关联。在探讨农业科技研发绩效和经济贡献过程中,不仅考虑了反距离矩阵和邻接关系矩阵刻画的常见地理溢出效应,还基于夹角余弦定理拓展并检验了技术和产业结构相似地区间的技术供需关联溢出效应。（2）基于专利视角测度农业技术创新的经济效果。相比以往研究采用的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变量,专利作为应用研究的直接成果,避免了兼顾基础研究的政府经费投入会夸大实际技术研发支出,并能全面涵盖科研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各类技术研发主体。（3）探索了农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综合技术价值、法律价值和经济价值三个维度构建质量评价体系,系统量化了中国农业专利质量现状格局,并讨论了研发要素投入、科研主体发育和创新外部环境三方面因素对综合质量及其子维度构成的影响。
张菀庭[4]（2021）在《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利率走廊机制的构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价格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家庭或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进而改变经济行为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价格型货币政策以间接调控为主,政策传导机制链条较长,外部影响因素也较多,调控效果有时不尽如意。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前面临的国内外问题,运用封闭经济体和开放经济体框架下的数理模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机制,得出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根据外部经济情况发生改变,那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是否也有可能随经济发展而调整?目前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多数都遵循1994年提出的经典泰勒规则,将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作为政策调控目标。但泰勒规则没有清晰的定义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在政策操作中的对应指标。后续文献应用泰勒规则时,大多从统计学意义构建指标,而忽略了其经济学内涵。有鉴于此,本文在深入理解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经济含义向“解决不平衡发展、加强自主创新”两项长期经济规划靠拢,重新构建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并刻画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为拓展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提供理论支持。论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第1章对货币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阐释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原因,明确后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的第2章从全局视角对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了概览式分析,通过拓展泰勒规则的数理模型推导,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两项经典最终目标,产出和通胀。随后,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不同经济波动阶段内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在产出和通胀目标间的权衡与侧重。结果发现,在经济高波动阶段,我国中央银行更侧重对产出缺口的调控,而在经济低波动阶段,则更偏向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由此可见,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那么,这种规则切换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通过第3章房地产价格波动、第4章资本账户开放以及第5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三种情境下,分别研究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观察异同,以印证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第3章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本章运用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产出和消费”的传导机制,通过对比DSGE数值模拟结果和VAR实证脉冲图,提出房地产价格会通过“消费品渠道”而非“抵押品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契合度并不算高。与美国的次级贷款情况不同,我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一直执行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因此房地产价格上涨不是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相反的,由于家庭没有适宜的理财投资渠道,而把房地产当作投资和储蓄的惯常模式,价格型货币政策增加的流动性会进入房地产市场,催生房地产泡沫,降低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流转,使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灵。第4章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本章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首先通过蒙代尔—弗莱明经典模型,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三者间的理论关系,随后运用包含交互项和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对理论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开放经济体框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变动会引起国际资本流动,进而造成产出和通胀的变动。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资本账户开放度关联紧密,但与汇率制度关系不大。因此,我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应循序渐进,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可能会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造成经济体不必要的震荡波动。第5章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引入国际货币政策冲击,运用SVAR模型研究美国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常规货币政策会引起我国利率政策的联动变化,影响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我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还会影响我国的经济产出。一方面利率政策不能自由调整,另一方面经济波动加剧,两者叠加,将使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效。因此,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应更加重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努力提高政策响应的独立性,进而缓解政策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从第3、4和5章的研究可以看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错综复杂。这能够解释,第2章中,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面对不同领域的经济问题,政策与经济变量间的关联机制和传导链条均有所不同,因此政策调控的偏好系数也会随之改变。第6章和第7章聚焦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中,通胀目标的指标重构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刻画。通过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拓展,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政策调控提供助力。第6章提出用“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替代传统通胀目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盯住目标。本章在包含八部门异质性特征的价格扭曲模型中引入价格粘性和劳动收入份额,用以刻画不同部门物价波动的福利损失,并据此估计各部门在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中的权重。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用品和服务”、“食品”以及“居住”部门存在较强的劳动扭曲,“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和娱乐类部门”存在较强的价格扭曲,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比例高于它们在CPI中的支出份额。核心通胀指标构建的意义在于,不以单一的物价稳定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减少物价波动对居民生活实际影响为标准制定通胀调控目标。盯住这一指标,能使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中涵盖各部门的物价扭曲信息,使政策调控能够真实的改善消费、投资、就业等领域的实际经济问题。第7章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作为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实现路径。本章通过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金融摩擦→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并通过数值模拟与SVAR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比,验证了金融摩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研究与通货膨胀不同,由于潜在产出不存在固定值,其与经济要素间的关联也会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增长不应该是结果指标,而应是过程指标。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意义上,经济增长目标不应仅关注稳定产出,也应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依赖于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创新效率的高低又取决于金融摩擦。金融摩擦越大,企业R&D投资就越少,进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因此,若想提高经济增速,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应聚焦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张馨月[5]（2021）在《高速铁路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20年来,中国高铁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止到2020年底,中国铁路覆盖大约90%的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总里程14.6万公里,其中高铁总里程达3.9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高铁技术更是引领全球、独占鳌头。高铁打破了中国区域空间格局,重构了城市间的经济关系,推动了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开通高铁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多,探究高速铁路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成为重要课题。本文简要梳理了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影响的基础理论,包括运输成本理论、区域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赫希曼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理论、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定律。总结分析了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分别是投资拉动效应机制、集聚效应机制、扩散效应机制和廊道效应机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分别从高铁对区域通达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距演变影响、高铁对区域经济溢出效应与空间结构变化影响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差距主要分析的是高铁对沿线城市经济空间格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溢出效应的研究,进一步分析高铁沿线城市对其周边区域产生的影响。中国幅员辽阔,高铁对不同范围区域产生的影响会存在差异,将城市按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探究高铁对不同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影响的异质性。最后,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将高铁对各城市产生的影响效应进行归类,具体分析各城市在高铁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本文的核心内容及结论包含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高铁开通显着改善了区域通达性水平并促进了高铁沿线城市经济一体化,通达性作为中介变量在高铁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高铁对不同类型区域的通达性及经济一体化会产生异质性影响。首先,基于各城市开通高铁的时间节点,选取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经济潜能两个衡量指标,测算各城市2003年-2018年通达性水平及变化情况,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着改善了各区域的通达性水平,2008年后呈现显着上升趋势,但各区域通达性水平存在异质性。其次,基于2003年-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以高铁开通与否的政策虚拟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基建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和工资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结论: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经济一体化能够产生显着且正向的影响作用,且高铁对各地区经济一体化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最后,将通达性作为中介变量,对全样本城市以及各类型城市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通达性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起到了间接影响效应,即通达性作为中介变量在高铁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第二,高铁开通显着促进了沿线城市经济增长并拉大了高铁沿线城市间的经济差距,劳动力流动作为中介变量在高铁影响区域经济差距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高铁对不同类型区域的经济增长及经济差距会产生异质性影响。理论上,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区域经济差距越显着。首先,基于2005年-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对高铁开通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数据进行比较,以高铁开通与否的政策虚拟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外商投资、城市基建水平、居住人口、研发经费和教育支出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结论: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高铁开通显着促进了沿线城市经济增长,高铁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同样使用双重差分方法,以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为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高铁对区域经济活动布局的影响,发现:高铁开通显着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但并未发现对第二产业产生显着影响。验证了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效应,同时表明高铁主要通过影响沿线城市的第三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次,基于2005年-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各城市经济增长率离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高铁开通与否的政策虚拟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外商投资、城市基建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结论: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高铁开通显着拉大了高铁沿线城市间的经济差距,且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差距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最后,将劳动力要素流动作为中介变量,对全样本城市以及各类型城市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高铁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进而拉大高铁沿线城市经济差距。第三,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着的溢出效应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上述研究结论主要针对的是高铁沿线城市经济空间格局变动,通过对溢出效应的研究,进一步分析高铁沿线城市对其周边区域产生的影响,如果存在溢出效应,则高铁也会影响沿线城市周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变动。分别构建四个空间权重矩阵:相邻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普通铁路连接下的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高速铁路连接下的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基于2003年-2018年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权重矩阵,选取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各城市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为解释变量,选取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城市基建水平、研发经费和教育支出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结论:一方面,如果不考虑空间效应因素,将会导致高估资本投入量、城镇化水平、外商投资、城市基建水平和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普通铁路和高速铁路连接下的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比另外两个空间权重矩阵得出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着,并且高铁联通下的溢出效应略高于普铁联通下的溢出效应,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显着增强城市间经济溢出效应,高铁开通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增长产生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第四,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将高铁对各城市产生的影响分别按集聚效应、扩散效应和廊道效应进行归类,具体分析各城市在高铁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根据内向点度中心度、外向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变化值数据,整理出高铁对各城市经济空间格局变化产生的影响效应,包括集聚效应、扩散效应和廊道效应。首先,产生集聚效应的城市共121个,例如长沙市、扬州市、南京市、常州市、宜昌市、烟台市、宁波市、镇江市、上海市、重庆市、合肥市等,这部分城市在高铁网络中逐渐发展为区域核心城市,但是也要谨防虹吸效应,避免产生经济极化现象。其次,在分析产生扩散效应城市的过程中,同时观察产生受益效应的城市,可以看到哪些城市成为了受益区域。多数城市既具有扩散效应又具有受益效应,通过可视化地图可以看到各城市间如何相互影响,对于各城市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最后,对于产生廊道效应或过滤效应的18个城市来说,在高铁网络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即高铁开通后,部分城市原本的区域优势丧失,或者导致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城市更加边缘化。它们分别是:大同市、长治市、朔州市、吕梁市、赤峰市、巴彦淖尔市、盘锦市、大庆市、台州市、威海市、菏泽市、江门市、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石嘴山市、吴忠市和克拉玛依市。在这些城市未来发展过程中,要积极探索城市发展机遇,谨防高铁带来的过滤效应。第五,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在探究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影响的过程中,发现高铁虽然能够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却也拉大了区域经济差距,并且劳动力流动作为中介变量在高铁影响区域经济差距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与此同时,虽然部分城市在高铁网络中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但也容易产生虹吸效应,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部分城市在高铁网络中逐渐被边缘化,产生廊道效应。这些问题在未来高铁发展过程中都应予以考虑,为此提出以下政策思考:一是继续完善高铁交通网络,但也要根据城市发展情况进行科学规划,避免过度延伸;二是合理配置资源,谨防部分高铁网络中的核心城市出现虹吸效应;三是对于出现边缘化趋势的城市,积极探索城市发展机遇,转变城市发展战略;四是在高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转变各城市传统行政理念,积极探索区域综合治理模式;五是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避免人才外流。
袁航[6]（2020）在《中国铁路改革对铁路贸易产品多样化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国际贸易是拉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引擎,同时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但“逆全球化”思潮的再次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将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国际贸易。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的迹象,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国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贸易模式。那么挖掘出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是十分重要的。贸易要想最终实现,其中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通过交通运输完成货物的位移,以完成出口商对进口商的货物转移。铁路是中国这样一个陆上大国综合交通体系中极为重要与不可替代的重要运输方式。同时铁路也是中国陆上贸易的重要通道。但中国的铁路运输贸易比重还很小,发展铁路运输贸易对于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以及打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多数集中于交通基础设施对贸易的作用。而且在细分领域多数研究聚焦于海运、空运等交通方式。现有研究虽已涉及制度在交通运输发展上的作用,不过关于一国运输系统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业务、组织机构等方面的制度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还相对缺乏。特别是中国计划经济色彩浓重、几乎完全垄断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铁路的制度安排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更为匮乏。制度层面导致的复杂影响机制对贸易多样化（包括企业和产品层面）的作用值得深入分析。所以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铁路改革对中国铁路贸易多样化的影响。关于贸易多样化的概念,本文结合现有的研究选取和构建了多个变量,从多个维度对贸易多样化进行了定义。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企业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出口额、企业出口产品偏度、企业进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二是产品层面的变量,包括产品进出口额、进出口扩展边际、集约边际、以及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和出口量边际。本论文选取了2000年以后中国铁路系统实施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改革——铁路主辅分离改革和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前者涉及企业资源分配、企业边界和摆脱政策性负担;后者涉及企业治理结构变更。用这两次改革为外生冲击,研究了铁路制度安排对中国铁路贸易多样化的影响。首先参照Melitz和Ottaviano（2008）的经典多产品出口企业模型,构建了一个经济理论模型,用以分析铁路运输制度安排所造成的铁路运输效率和国际贸易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并为事后的实证检验提供验证的目标。随后使用政策检验的有效工具——双重差分法DID（包括DID的各种变形形式）对政策效果进行检验,并结合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本文的逻辑解释机理进行进一步的检验。通过本文的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一是铁路主辅分离改革确实提升了铁路运输效率,为铁路出口企业提供了在运价等其他运输成本刚性的情况下另一种降低运输成本的渠道,增加了铁路出口企业的竞争能力,使其有能力增加非核心产品出口,导致铁路出口的产品偏度的降低。降低了企业过度依赖出口单一产品的风险,最终提升整体铁路出口规模。二是由于铁路调度等铁路运营核心部门和人员拥有巨大的寻租空间,一方面新的主管部门接手权力,使得短期内多数企业无法与铁路部门建立关系,这就使得出口企业数量受到铁路机构改革的显着负向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需要进行协调关系的部门总体数量的减少,改革后企业出口需要承担的额外市场交易成本出现了相对下降,这使得企业通过铁路运输出口的产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而出口产品数量并未受到显着影响,这使得单个企业的出口额在绝对值上受到了显着的负向影响。三是由于相比出口企业,进口企业要协调地理距离相对远的铁路部门,这加大了协调的难度,放大了铁路进口企业对铁路运输效率的敏感程度。这就造成了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对铁路进口在企业和产品两个层面的进口额、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生了更为显着的负向的作用。同时本文还发现,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受到的损害更大,而国有企业在改革之后受到更多的青睐甚至正向的作用。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针对铁路重启辅营业务,应避免对辅营业务再次提供各类补贴。中国铁路部门也不应将过多的资源与精力投入到辅营业务,应首先确保投资与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相匹配。要以市场为基础来选择管理团队,应制定相关绩效评估标准,避免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并促进运输方式的竞争,为铁路部门货运方式创新提供条件。其次针对铁路治理结构,要进一步捋顺国铁集团的政府职能和企业职能。增强铁路行业市场化程度的同时进一步放开铁路价格管制。提供物流信息公布平台,完善违约惩处机制,平衡铁路运输各职能部门间的权利分配,进一步降低民营资本进入铁路运输行业的门槛,以服务内陆地区对外开放。进一步捋顺中国国铁系统各级的行政管理权和调度指挥权。进一步提高调度指挥设备水平,优化调度人员作业方式,挖掘生产力,提高运输效率。
窦金启[7]（2019）在《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继续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看出,从十六大期间开始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而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影视产业,其也必然要以此为其发展依据,从而形成影视“走出去”布局。影视“走出去”其实是在文化“走出去”整体战略下形成的影视产业对外传播的体系,也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影视国际传播与交流的一种具有中国时代理论特色的理论。其既涉及硬性的影视产业“走出去”,也包含软性的影视文化“走出去”,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其实,在新世纪初,我国的影视行业就开始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本文采用面相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展开,以影视“走出去”为本体,通过对《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以来到现阶段,我国的影视行业的“走出去”的理论形成,影视“走出去”构成内容的盘整与分析,影视个案及产品的调查与研究和影视“走出去”对我国国家形象体系构建的影响等几方面作为论述和研究的对象,梳理和盘整出我国影视“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得出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改进措施及方法。影视对外传播理论的不断创新是形成影视“走出去”的根本。本文的第一章,侧重探讨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影视“走出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优势特性。通过对十七大到十九大期间关于影视“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影视工作指导意见的梳理,可以得出,影视“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组成之一,是在其理论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并且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其形象性、时效性和导向性的特征,进而对文化“走出去”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第二、三章,以影视“走出去”的内容构成为研究对象,通过把影视“走出去”及对外影视体系中的主要构成内容—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这四种艺术形态,在新世纪“走出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盘整和梳理,进而得出:我国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型和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影视“走出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配合国家外交方针及政策。本文第四章,以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方针为语境,分别从大国、周边、“一带一路”、以及中非“战略合作伙伴”这四个角度,对我国影视产业在这四种对外交往策略中的重点国家的“走出去”现状进行梳理,从而得出我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同时,综合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关于提升我国影视产业整体“走出去”的可行性路径。无论是影视产业“走出去”,还是影视文化对外传播,其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最高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国家形象的良好表达,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所以,本文最后一部分就影视“走出去”对于国家形象构建体系的丰富和提升进行研究,并认为,影视“走出去”无论从内容还是方式上都已经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影视产业的对外发展在提升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影响力的同时,要自觉的肩负起对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和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
夏欢[8]（2019）在《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基于前后端服务链的分类》文中提出全球价值链分工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今国际生产和贸易的主要形式,其发展和重构已广泛拓展到服务领域,全球产业结构正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服务业逐渐成为决定各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而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却一直处于中低端位置,近几年我国政府也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推动服务业的发展,但是服务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在此背景下,要实现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目标,我国必须紧跟全球发展趋势,寻求向价值链高端升级,进一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并不断嵌入全球价值链。同时,现有的价值链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或制成品的生产和贸易,对服务以及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功能及作用研究相对不足。基于此,本文利用欧盟2016年公开发布的最新版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测算了中国前端服务业投入下游度与后端服务业产出上游度,并构建了与现有研究不同的经济学解释,更好地与价值链理论相契合。通过探索两端服务链演变轨迹以及不同的服务环节对生产链的辅助功能,进一步地计量研究影响前端投入下游度与后端产出上游度的不同因素,最后从全球价值链层面看待服务业如何促进中国的价值链升级。通过以上研究得到主要结论:第一,前端投入下游度曲线呈波动增长的“倒U型”趋势,与生产链长度呈“剪刀差”型变化态势,其中金融、保险类服务的投入下游度相对较高。第二,后端产出上游度曲线呈平稳波动增长的“直线型”趋势,与生产链长度呈“平行曲线”型同步变化态势,其中流通运输类服务的产出上游度相对较高。第三,前端投入下游度和后端产出上游度的增速曲线各自呈现较大幅度的“心电图”型变化态势,大致以2006年为分界点,二者增速曲线呈现明显的非同步性。第四,要素条件对前端投入下游度影响更大且呈显着的正向关系,市场因素对后端产出上游度影响更大呈显着的正向关系;生产链的长度与前端投入下游度和后端产出上游度均为正向关系,但对前端影响更大;制度环境（开放程度）与后端产出上游度为显着的反向关系,对前端投入下游度影响不显着。第五,前端投入下游度的延长对增值率的提高有益,相对后端服务业受地理空间限制的固定性,后端产出上游度的延长对增值率的提高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发现,我国前后端服务业价值链长度均在考察期内得到了延长,前端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速度与深度大于后端服务业;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生产链长度的延长,服务链发展空间的路径是随着生产链上环节的分解和空间位置的变动而扩展。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得到了发展,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在加深,呈现出逐渐升级的态势,着重于发展前端服务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增加值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从而进一步地有利于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升级。最后,根据上述结论,针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导向的产业政策制定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李一凡[9]（2019）在《中国汽车企业FDI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以东道国和企业自身因素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978至今的四十年中,中国汽车行业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的汽车生产与出口国。但随着全球汽车市场扩张速度下降,单纯出口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我国汽车企业的发展需求,我国本土车企正在通过FDI壮大实力,加深全球布局。但是目前学术研究中,主要以发达国家企业为样本进行讨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探索较少,针对中国汽车企业FDI进入模式的研究更少,因此本文通过案例对比来探讨中国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进入模式的选择。第一章简要介绍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在文献基础上,整理本文研究思路,说明本文的贡献和不足。第二章阐述进入模式主要理论,对其概念与分类、研究理论进行了介绍与分析,为后续章节做铺垫。第三章分析中国汽车行业FDI现状与特征,在理论支撑下,提出了影响中国汽车企业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作出合理假设。第四章选取吉利集团和长城汽车案例,通过案例对比,发现东道国市场因素、经济水平,政治制度因素,以及企业国际化经验、战略、技术水平会影响中国汽车企业FDI进入模式的选择。第五章针对中国汽车企业FDI进入模式先把提出五点建议,期冀能帮助中国汽车企业更好的进行FDI,选择最适宜的进入模式。
金志新[10]（2019）在《泰国引进外资规模及效果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全球的经济迅速发展无疑是全面的,在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都有体现。国际与国内经验都表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是一国不断发展甚至是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其对东道国的利处体现许多方面,包括就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对进出口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的经济主要特点之一,其数量、规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虽然近年来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还能达到回复自己的国家经济的目标。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经济,特别是东道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帮助本国家拉动经济与贸易增长其中的一种,以外商直接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的国家。本文以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材料和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进的实证研究结果作为出发点,并通过各种数据库搜集了大量能够反映泰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现状的数据,基于国际经济与贸易采取实证分析方法,分别研究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影响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并以描述性统计方式,对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上述内容进行详细研究后,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泰国与外商直接投资早就有相关关系,政府将外商直接投资当重要的项目,而建立投资机构为了引进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从1960第一版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来,泰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来的规模越来越大,不同地区或者国家慢慢的进来泰国投资,美国、日本、中国、欧洲国家全球各地流入到泰国,所以泰国成为东道国。泰国不同的成本因素引进了投资者进来投资不同的行业,农业:林业及渔业、制造业:汽车、电子设备、机械和设备的制造、计算机等等,服务业:食宿服务、金融和保险,早期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70%主要集中在金融行业。90年代,投资行业分布有所变化,资本外流从金融机构转移到基本的制造业,特别是加工食品和纺织。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泰国不平稳的趋势,但是泰国政府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看重要,所以为了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者的机会就建立投资处（BOI）提出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和非税收优惠,为了引进投资者以及服务。当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到泰国进来而带了资金、增加、技术、增加了经济规模、劳动力的机会、开展市场,所以本文进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了影响泰国经济和贸易,参考相关文献和收集数据为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泰国的效果,从经济和贸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了引起效课本,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劳动力、工资率、通货膨胀率、汇率、进口及出口当效果的变量,从单根检验和协整性检验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劳动力、工资率、通货膨胀率、汇率、进口及出口跟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关,利用引力模型对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及进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有高度的关系,下一步利用比较分析法进行分析本国家的影响因素,与东盟国家来进行,使得泰国的地理位子、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的因素拉近外商直接投资,汇率、政府与政策、自然灾难会导致投资者的选择,但是相关机构提出政策为避免损害。泰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是目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虽然近些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比率在不断增加,但是在全球经济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比如:2001年中国加入贸易组织、2015年东南亚国家成为东盟经济共同体,对于泰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所影响,在新形势下对泰国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对于泰国进一步的引进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二、2004年中国汽车服务市场12大猜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中国汽车服务市场12大猜想（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基金业绩与基金评价 |
| 2.1.1 基金业绩持续性 |
| 2.1.2 基金业绩评价 |
| 2.2 基金投资者、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2.1 基金投资者与历史业绩 |
| 2.2.2 投资者投资选择能力 |
| 2.2.3 基金投资者与投资行为 |
| 2.3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3.1 管理激励机制 |
| 2.3.2 资源优先分配 |
| 2.3.3 交叉补贴策略 |
| 2.3.4 家族共同持股 |
| 2.4 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4.1 基金经理个人特征 |
| 2.4.2 基金经理信息优势 |
| 2.4.3 基金经理职业路径 |
| 2.4.4 基金经理变更替换 |
| 2.5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3.1 基本理论 |
| 3.1.1 有效市场假说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行为金融理论 |
| 3.1.4 路径依赖理论 |
| 3.2 内在联系 |
| 3.2.1 现实联系 |
| 3.2.2 理论联系 |
| 3.2.3 时间联系 |
| 3.3 基金投资者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1 理论分析 |
| 3.3.2 研究假设 |
| 3.4 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4.1 理论分析 |
| 3.4.2 研究假设 |
| 3.5 基金经理经历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5.1 理论分析 |
| 3.5.2 研究假设 |
| 4 基金投资者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高业绩基金风险转移的视角 |
| 4.1 背景介绍 |
| 4.2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描述性统计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基金流量与业绩关系 |
| 4.3.2 基金流量与风险转移 |
| 4.3.3 基金风险转移的来源 |
| 4.3.4 基金风险转移的业绩 |
| 4.4 潜在解释 |
| 4.4.1 基金异常流量 |
| 4.4.2 基金业绩归因 |
| 4.4.3 基金相关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社保基金委托投资的视角 |
| 5.1 背景介绍 |
| 5.2 机构背景与假设 |
| 5.2.1 机构背景 |
| 5.2.2 相关假设 |
| 5.3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社保基金的超额收益 |
| 5.5 社保基金超额收益的解释 |
| 5.5.1 择时能力 |
| 5.5.2 政治关联 |
| 5.5.3 交叉补贴 |
| 5.6 社保基金对基金公司及旗下基金影响 |
| 5.6.1 基金管理公司业绩 |
| 5.6.2 基金投资风格分析 |
| 5.6.3 基金业绩损益分析 |
| 5.6.4 社保基金带来的资金流入 |
| 5.6.5 社保基金带来的额外特权 |
| 5.7 本章小结 |
| 6 基金经理经历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卖方分析师行业经历的视角 |
| 6.1 背景介绍 |
| 6.2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配置决策 |
| 6.3.2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持有周期 |
| 6.3.3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配置绩效 |
| 6.3.4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持有风险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行业择时能力 |
| 6.4.2 行业选股能力 |
| 6.5 进一步研究 |
| 6.5.1 优势源于行业自身 |
| 6.5.2 优势源于私有信息 |
| 6.5.3 优势源于政策敏感 |
| 6.5.4 优势源于能力扩张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期间成果目录 |
（2）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2.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 1.2.3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其他理论 |
| 2.2 中国民营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的动因 |
| 2.2.2 制度层面的动因 |
| 2.2.3 企业自身的动因 |
| 2.3 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 |
| 2.3.1 规模经济 |
| 2.3.2 产业集聚 |
| 2.4 商品市场分割、信贷市场扭曲与企业ODI动因 |
| 2.4.1 商品市场分割 |
| 2.4.2 信贷市场扭曲 |
| 2.5 现有研究的缺失 |
| 3 中国民营企业ODI及动因:现状描述 |
| 3.1 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 |
| 3.1.1 总量和发展趋势 |
| 3.1.2 空间和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类型之构成 |
| 3.2 规模经济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2.1 国内市场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2.2 企业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3 产业集聚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3.1 我国各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现状和趋势 |
| 3.3.2 我国各省份的产业集聚类型现状与趋势 |
| 3.3.3 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4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和现实关联 |
| 3.4.1 商品市场分割现状与变动趋势 |
| 3.4.2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5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5.1 信贷市场扭曲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5.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6 本章小结 |
| 4 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框架 |
| 4.2 企业ODI动因之“规模经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市场寻求型ODI |
| 4.2.3 技术寻求型ODI |
| 4.3 企业ODI动因之产业集聚类型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市场寻求型ODI |
| 4.3.3 技术寻求型ODI |
| 4.4 企业ODI动因之商品市场分割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市场寻求型ODI |
| 4.4.3 技术寻求型ODI |
| 4.5 企业ODI动因之信贷市场扭曲 |
| 4.5.1 模型设定 |
| 4.5.2 市场寻求型ODI |
| 4.5.3 技术寻求型ODI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上):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
| 5.1 样本信息 |
| 5.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其余控制变量 |
| 5.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5.3.1 “规模经济”说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3.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4 本章小结 |
| 6 实证研究(下):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 |
| 6.1 样本信息 |
| 6.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解释变量 |
| 6.2.3 其余控制变量 |
| 6.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6.3.1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3 四种动因的通盘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专利研发 |
| 1.3.2 专利评价 |
| 1.3.3 专利转化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创新理论 |
| 2.1.2 TRIZ创新方法理论 |
| 2.1.3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农业专利 |
| 2.2.2 农业专利技术生命周期 |
| 2.2.3 农业专利质量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农业专利的数量增长与趋同 |
| 2.3.2 农业专利的质量评价与甄别 |
| 2.3.3 农业专利的有效应用与转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格局与技术生命周期 |
| 3.1 数据来源与研发方法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研究方法 |
| 3.2 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分布 |
| 3.2.1 中国农业专利的全球地位 |
| 3.2.2 中国农业专利的IPC分布 |
| 3.2.3 中国农业专利的行业分布 |
| 3.2.4 中国农业专利的主体分布 |
| 3.3 中国农业专利的技术生命周期 |
| 3.3.1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整体发展阶段 |
| 3.3.2 主要农业技术领域的生命周期比较 |
| 3.3.3 三大主体的农业专利技术生命周期比较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空间分布与收敛性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中国农业专利的空间分布 |
| 4.2.1 中国农业专利的省域分布 |
| 4.2.2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空间均衡性 |
| 4.2.3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 |
| 4.3 中国农业专利的收敛性 |
| 4.3.1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绝对β收敛 |
| 4.3.2 中国农业专利水平的条件β收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质量分布与泡沫甄别——以授权发明为例 |
| 5.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 |
| 5.2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分布 |
| 5.2.1 基于综合评价指数的专利质量比较 |
| 5.2.2 基于专利宽度的技术通用性分析 |
| 5.2.3 基于专利被引的技术创新性分析 |
| 5.2.4 基于专利权利要求的法律价值分析 |
| 5.2.5 基于专利存续期的经济价值分析 |
| 5.3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分布 |
| 5.3.1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规模 |
| 5.3.2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分布 |
| 5.3.3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空间均衡性 |
| 5.4 中国农业泡沫专利识别 |
| 5.4.1 基于二元选择模型的泡沫专利识别 |
| 5.4.2 基于机器学习分类的泡沫专利识别 |
| 5.4.3 两类泡沫专利识别方法结果比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研究方法 |
| 6.1.2 数据来源 |
| 6.1.3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2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影响因素 |
| 6.2.2 中国农业专利综合质量边际影响 |
| 6.3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 |
| 6.3.1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通用性路径 |
| 6.3.2 中国农业专利技术创新性路径 |
| 6.3.3 中国农业专利法律价值路径 |
| 6.3.4 中国农业专利经济价值路径 |
| 6.4 考虑创新累积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4.1 综合质量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2 技术通用性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3 技术创新性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4 法律价值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4.5 经济价值影响因素稳健性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农业专利的经济效果评价——以种植业为例 |
| 7.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7.1.1 空间计量模型 |
| 7.1.2 数据来源 |
| 7.2 中国农业专利的经济贡献分析 |
| 7.2.1 模型适配度检验 |
| 7.2.2 地理视角下经济贡献分析 |
| 7.2.3 供需视角下经济贡献分析 |
| 7.3 中国农业专利的边际经济贡献 |
| 7.3.1 地理视角下边际经济贡献 |
| 7.3.2 供需视角下边际经济贡献 |
| 7.4 中国农业专利经济效果的稳健性检验 |
| 7.4.1 模型互为因果的内生性讨论 |
| 7.4.2 异方差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
| 7.4.3 含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
| 7.4.4 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中国农业专利数量加速增长,省域间数量水平呈现β收敛 |
| 8.1.2 中国农业专利质量阶段性下降,质量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
| 8.1.3 中国农业专利具有显着经济贡献,贡献以本地直接效应为主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优化农业技术研发资源配置,推动农业专利产出合理收敛 |
| 8.2.2 壮大市场化农业技术研发主体,加快农业技术诱致性创新 |
| 8.2.3 构建农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农业高质量专利应用转化 |
| 8.3 讨论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1.2 国内外冲击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1.1.3 价格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测度 |
| 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2.1 货币超发的理论争鸣 |
| 1.2.2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分析 |
| 1.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论文内容 |
| 1.4 论文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论文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主要创新 |
| 第2章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分段调控 |
| 2.1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1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梳理 |
| 2.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规则特征分析 |
| 2.2 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与调控规则的理论推演 |
| 2.2.1 约束条件 |
| 2.2.2 福利损失函数 |
| 2.2.3 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方程 |
| 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区制转移特征研究 |
| 2.3.1 价格型货币政策简化方程 |
| 2.3.2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方法介绍 |
| 2.3.3 区制转移的实证结果分析 |
| 2.3.4 稳健性检验 |
| 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特征分析 |
| 2.4.1 非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4.2 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5 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1 稳定与非稳定区制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2 严格利率规则反应方程估计 |
| 2.5.3 分段与严格利率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 |
| 3.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3.1.1 传导机制的理论文献梳理 |
| 3.1.2 传导机制的实证文献概述 |
| 3.2 房地产价格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3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及数值模拟 |
| 3.3.1 参数校准 |
| 3.3.2 开启与关闭抵押品渠道的数值模拟 |
| 3.4 房地产价格与实体经济关联机制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房地产价格与产出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2 房地产价格与通胀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3 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断点检验 |
| 3.5 房地产价格影响利率调控效果的渠道分析 |
| 3.5.1 房地产价格对利率调控效果影响的脉冲分析 |
| 3.5.2 稳健性检验 |
| 3.6 房地产价格、实体经济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 |
| 4.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4.2 二元悖论理论模型构建 |
| 4.3 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构建 |
| 4.4 二元悖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
| 4.4.1 回归方程说明 |
| 4.4.2 包含交互项的参数估计 |
| 4.4.3 引入“全球避险情绪”的参数估计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针对“产出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4.5.2 针对“资本帐户开放度测算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研究 |
| 5.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5.1.1 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研究 |
| 5.1.2 汇率渠道研究 |
| 5.2 蒙代尔—弗莱明理论分析框架 |
| 5.3 SVAR模型构建与计量处理 |
| 5.3.1 SVAR模型的构建 |
| 5.3.2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期选取 |
| 5.4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 |
| 5.4.1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
| 5.4.2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胀目标构建 |
| 6.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6.2 八部门异质性价格扭曲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2.1 个体的生产与消费 |
| 6.2.2 消费和价格指数 |
| 6.2.3 模型的一阶方程与对数线性化 |
| 6.2.4 社会总福利损失函数构建 |
| 6.3 异质性价格粘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 |
| 6.3.1 价格粘性测算 |
| 6.3.2 劳动的收入份额测算 |
| 6.4 不同异质性特征下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估计 |
| 6.4.1 参数校准 |
| 6.4.2 多种异质性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与对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创新效率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控机制 |
| 7.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7.1.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2 金融摩擦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3 金融摩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2 经济增长目标调控的理论模型构建 |
| 7.3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比 |
| 7.3.1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 |
| 7.3.2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
| 7.3.3 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5）高速铁路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高铁对区域通达性影响的研究 |
| 1.2.2 关于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 1.2.3 关于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
| 1.2.4 关于高铁对区域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 |
| 1.2.5 总结分析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与影响机制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速铁路 |
| 2.1.2 区域通达性 |
| 2.1.3 经济要素 |
| 2.1.4 经济空间溢出 |
| 2.1.5 经济空间格局 |
| 2.2 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影响的相关理论 |
| 2.2.1 运输成本理论 |
| 2.2.2 区域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
| 2.2.3 增长极理论 |
| 2.2.4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2.5 赫希曼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理论 |
| 2.2.6 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定律 |
| 2.3 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影响机制 |
| 2.3.1 投资拉动效应机制 |
| 2.3.2 集聚效应机制 |
| 2.3.3 扩散效应机制 |
| 2.3.4 廊道效应机制 |
| 第3章 高铁网络发展背景下区域通达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
| 3.1 研究假设 |
| 3.2 区域空间通达性分析 |
| 3.2.1 高速铁路发展现状 |
| 3.2.2 高速铁路通达性指标 |
| 3.2.3 高速铁路通达性测算及分析 |
| 3.3 高铁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分析 |
| 3.3.1 实证方法介绍 |
| 3.3.2 计量模型构建 |
| 3.3.3 变量选择 |
| 3.3.4 数据说明 |
| 3.3.5 实证结果分析 |
| 3.3.6 稳健性检验 |
| 3.3.7 异质性分析 |
| 3.3.8 中介效应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高铁网络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距演变 |
| 4.1 研究假设 |
| 4.2 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
| 4.2.1 计量模型构建 |
| 4.2.2 变量选择 |
| 4.2.3 数据说明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4.2.5 稳健性检验 |
| 4.2.6 异质性分析 |
| 4.3 高铁对区域经济差距演变影响分析 |
| 4.3.1 计量模型构建 |
| 4.3.2 变量选择 |
| 4.3.3 数据说明 |
| 4.3.4 实证结果分析 |
| 4.3.5 稳健性检验 |
| 4.3.6 异质性分析 |
| 4.3.7 中介效应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高铁网络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溢出效应与空间结构变化 |
| 5.1 研究假设 |
| 5.2 高铁对区域经济溢出效应影响分析 |
| 5.2.1 空间分析方法介绍 |
| 5.2.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 5.2.4 变量选择 |
| 5.2.5 数据说明 |
| 5.2.6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2.7 模型选取 |
| 5.2.8 溢出效应结果分析 |
| 5.2.9 溢出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 |
| 5.3 高铁对区域空间结构变化影响分析 |
| 5.3.1 空间网络结构分析方法 |
| 5.3.2 城市间空间网络结构模型构建 |
| 5.3.3 数据说明 |
| 5.3.4 空间网络结构中心性分析 |
| 5.3.5 高铁对各城市经济空间格局变化产生的影响效应 |
| 5.3.6 部分城市经济空间关联社会网络图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相关政策思考 |
| 6.1 结论 |
| 6.2 相关政策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中国铁路改革对铁路贸易产品多样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贸易阶段性下滑 |
| 1.1.2 铁路改革相对滞后 |
| 1.2 研究范围和概念界定 |
| 1.2.1 研究范围 |
| 1.2.2 概念界定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理论研究方法 |
| 1.6.2 实证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1.8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综述 |
| 2.1.1 国际贸易理论 |
| 2.1.2 运输经济理论 |
| 2.1.3 制度经济学 |
| 2.1.4 企业组织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服务投入与贸易 |
| 2.2.2 交通与贸易 |
| 2.2.3 企业出口多样性 |
| 2.2.4 国企改革与预算软约束 |
| 2.2.5 铁路改革 |
| 2.2.6 组织结构集中和工作负荷过载 |
| 2.3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第3章 铁路主辅分离对铁路出口产品偏度的影响 |
| 3.1 引言 |
| 3.2 改革背景 |
| 3.3 理论模型 |
| 3.4 实证分析 |
| 3.4.1 数据和变量描述 |
| 3.4.2 计量模型 |
| 3.4.3 实证结果 |
| 3.4.4 稳健性检验 |
| 3.4.5 解释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铁路局直管站段改革对产品层面出口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改革背景与研究问题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和变量描述 |
| 4.3.2 计量模型 |
| 4.3.3 实证结果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控制异常值 |
| 4.4.2 控制时间趋势 |
| 4.4.3 控制产品替代弹性的影响 |
| 4.4.4 排除外资企业的影响 |
| 4.4.5 替换控制组 |
| 4.4.6 控制季节因素 |
| 4.4.7 扩展研究时段 |
| 4.4.8 企业—产品层面的影响 |
| 4.5 异质性检验 |
| 4.5.1 企业所有制 |
| 4.5.2 贸易方式 |
| 4.5.3 产品属性 |
| 4.5.4 企业区位 |
| 4.5.5 动态效果 |
| 4.6 其他潜在影响因素 |
| 4.6.1 节日因素 |
| 4.6.2 政策执行滞后问题 |
| 4.6.3 关税的影响 |
| 4.6.4 铁路与海运出口的替代效应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铁路局直管站段改革对进口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铁路调度系统在此次改革中的变化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数据和变量描述 |
| 5.3.2 计量模型 |
| 5.3.3 实证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区分货物种类 |
| 5.4.2 区分不同的铁路局 |
| 5.4.3 其他潜在因素对进口额的影响 |
| 5.4.4 扩展研究时段 |
| 5.5 解释机理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铁路主辅分离改革对中国铁路出口特别是偏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
| 6.1.2 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在短期内抑制了铁路出口 |
| 6.1.3 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在短期内抑制了铁路进口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针对铁路重启辅营业务 |
| 6.2.2 针对铁路局治理结构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A.1 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定义 |
| A.2 稳健性检验:控制其他形式的固定效应 |
| A.3 威尔克森符号秩检验 |
| A.4 2000年、2019年中国出口税则 |
| A.5 2018中国铁路总公司汇总资产负债表 |
| A.6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 |
| A.7 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实施过程 |
| A.8 部分“公转铁”推进措施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依据 |
| 二、相关概念的厘清和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原则及方法 |
| 五、研究意义及创新 |
| 第一章 影视“走出去”的文化理论支撑 |
| 第一节 文化“走出去”语境下的影视对外传播 |
| 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形成 |
| 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义 |
| 三、文化“走出去”的方式 |
| 四、影视对外传播结合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代理论成果 |
| 第二节 影视“走出去”的特征及其影响 |
| 一、影视“走出去”的媒介特性 |
| 二、中国影视“走出去”的影响力分析 |
| 三、制约影视“走出去”影响力的因素 |
| 第三节 影视“走出去”在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
| 一、影视艺术具有天生的文化责任 |
| 二、影视媒介影响文化认同 |
| 三、影视产品转变价值取向 |
| 第二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上) |
| 第一节 映像东方--国产电影“走出去”现状及问题分析 |
| 一、利好的电影“走出去”政策 |
| 二、国产电影海外推广与传播内容 |
| 三、国产电影“走出去”的影响力及问题分析 |
| 第二节 剧领天下--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现状与问题分析 |
| 一、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环境 |
| 二、国产电视剧海外推广与发行内容 |
| 三、国产电视剧“走出去”的问题分析 |
| 第三章 影视“走出去”内容形态及问题分析(下) |
| 第一节 纪录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一、国产纪录片及其“走出去”环境 |
| 二、国产纪录片“走出去”的路径及内容 |
| 三、国产纪录片“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 |
| 第二节 多彩世界--国产动画片“走出去”及问题分析 |
| 一、国产动画“走出去”的环境及利好政策 |
| 二、国产动画片的海外销售与发行 |
| 三、国产动画片的国际合作分析 |
| 第四章 影视“走出去”在外交语境中的个案分析与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影视在欧美大国“走出去”影响力的提升 |
| 一、美国 |
| 二、法国 |
| 三、俄罗斯 |
| 第二节 中国影视在周边国家“走出去”影响力的扩大 |
| 一、越南 |
| 二、蒙古 |
| 三、印度 |
| 第三节 深耕“一带一路”的中国影视“走出去” |
| 一、匈牙利 |
| 二、泰国 |
| 三、埃及 |
| 第四节 中国影视在非洲主流国家“走出去”得到巩固和发展 |
| 一、中国影视业在非洲发展概况 |
| 二、中国影视作品在非洲传播的优势 |
| 三、中国影视在非洲传播的问题分析 |
| 第五节 中国影视“走出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
| 一、多途径调控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地方资源优势 |
| 二、主抓影视节目内容,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
| 三、多元化传播渠道,建设基础化数字平台 |
| 四、完善对外影视人才培养建构 |
| 五、建立良性的监督反馈机制 |
| 第五章 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研究 |
| 第一节 文化形象与影视媒介 |
| 一、文化形象与国家形象塑造 |
| 二、西方映像中的中国形象 |
| 三、影视“走出去”的国家形象生成 |
| 第二节 影视媒介塑造国家形象的规律 |
| 一、对外宣传让位于国际传播 |
| 二、不断拓展对外传播平台 |
| 三、持续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
| 四、影视创作要保持文化自觉 |
| 第三节 影视创作表达国家形象的问题与不足 |
| 一、文本创作方面,缺乏思想力量 |
| 二、作品表达方面,缺乏视觉感染力 |
| 三、推广发行方面,缺乏民族基础层面的统筹 |
| 四、学术研究方面,缺乏正确的指引和批评 |
| 五、文化消费方面,缺乏民族意识引导的力量 |
| 第四节 影视“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的方式与原则 |
| 一、影视媒介对于国家形象传播的优势 |
| 二、影视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 |
| 三、其他的影视文化形式与国家形象塑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 |
| 附录B 《中国电视剧(网络剧)出口联盟倡议书》 |
| 附录C 《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
| 附录D 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作品目录 |
| 附录E 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获奖名单一览 |
| 附录F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评优单元优胜作品 |
| 附表G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监制的对外影视节目一览 |
| 附录H 三大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电影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基于前后端服务链的分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价值链、生产链、服务链关系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服务业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测度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服务业嵌入价值链路径选择与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 |
| 第二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服务和服务业的界定 |
|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与服务链 |
| 第三节 基于价值链环节分解的“前端”和“后端”服务业 |
| 一、“前端”与“后端”的基本内容 |
| 二、“前端”与“后端”分类的目的与作用 |
| 第四节 前后端服务业价值链长度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 |
| 一、要素禀赋与市场因素 |
| 二、生产链 |
| 三、制度因素 |
| 第五节 全球价值链长度的测算方法 |
| 一、国际分工参与程度及增加值的测算——HIY方法 |
|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程度和位置的测算——KWW方法 |
| 三、价值链长度的测算——AFM方法 |
| 第六节 价值链长度的经济学解释 |
| 一、测算方法的经济学解释 |
| 二、前端“投入下游度”与后端“产出上游度”的经济学解释 |
| 三、前后端服务业价值链长度国内外分解的经济学解释 |
| 第三章 中国前后端服务业价值链长度的测度与分解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第二节 中国前端服务业投入下游度的测度与国内外分解 |
| 一、前端“投入下游度”的测度与变化趋势 |
| 二、前端“投入下游度”的国内外长度分解 |
| 第三节 中国后端服务业产出上游度的测度与国内外分解 |
| 一、后端“产出上游度”的测度与变化趋势 |
| 二、后端“产出上游度”的国内外长度分解 |
| 第四节 中国前端与后端服务业部门的比较 |
| 一、前端投入下游度和后端产出上游度的增速比较 |
| 二、前端与后端服务业部门价值链轨迹的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前后端服务业价值链长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计量估计结果 |
| 一、前端投入下游度影响因素的样本检验结果 |
| 二、后端产出上游度影响因素的样本检验结果 |
| 三、前后端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比较 |
| 第三节 前端投入下游度与后端产出上游度变化的结构分解 |
| 一、长度变化的结构分解方法 |
| 二、结构分解结果 |
| 第四节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长度与增值率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9）中国汽车企业FDI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以东道国和企业自身因素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和思路 |
| 1.5 论文主要贡献和不足 |
| 第二章 FDI进入模式相关理论概述 |
| 2.1 FDI进入模式概念与分类 |
| 2.2 进入模式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汽车企业FDI进入模式选择 |
| 3.1 中国汽车企业FDI现状与特点 |
| 3.2 中国汽车企业FDI进入模式现状和特点 |
| 3.3 影响中国汽车企业FDI进入模式的因素及假设 |
| 3.4 中国汽车企业FDI进入模式选择模型 |
| 第四章 吉利集团、长城汽车跨案例分析 |
| 4.1 吉利汽车对外直接投资案例分析 |
| 4.2 长城汽车对外直接投资案例分析 |
| 4.3 案例对比分析 |
| 4.4 案例对比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中国汽车企业FDI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泰国引进外资规模及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1.3 理论意义 |
| 1.1.4 实践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预期结论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理论 |
| 2.1 国际投资概念及意义 |
| 2.1.1 国际投资概念 |
| 2.1.2 国际投资意义 |
| 2.1.3 国际投资的影响因素 |
| 2.2 国际投资理论 |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 2.2.2 内部化理论 |
| 2.2.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2.4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2.2.5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
| 2.2.6 其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第三章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
| 3.1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研究 |
| 3.1.1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 |
| 3.1.2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概述 |
| 3.1.3 泰国环境概括 |
| 3.2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
| 3.3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产业 |
| 3.4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区域 |
| 第四章 泰国引进外资效果实证分析 |
| 4.1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效果实证分析 |
| 4.1.1 引力模型及应用 |
| 4.1.2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
| 4.2 基于引力模型的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效果实证分析 |
| 4.2.1 计量模型的设计 |
| 4.2.2 选取相关变量 |
| 4.2.3 变量检验环节 |
| 4.2.4 回归结果 |
| 4.3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 |
| 第五章 泰国政府促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应政策 |
| 5.1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问题 |
| 5.2 泰国政府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应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研究主要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之处 |
| 6.3 未来的研究展望$#x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xD;$#xA;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2004年中国汽车服务市场12大猜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D]. 沈一凡. 浙江大学, 2021(02)
- [2]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D]. 卢侃. 浙江大学, 2021(01)
- [3]中国农业专利的数量、质量与经济效果研究[D]. 赖晓敏. 华中农业大学, 2021(02)
- [4]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D]. 张菀庭. 吉林大学, 2021(01)
- [5]高速铁路对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D]. 张馨月. 吉林大学, 2021(01)
- [6]中国铁路改革对铁路贸易产品多样化的影响[D]. 袁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D]. 窦金启.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8]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基于前后端服务链的分类[D]. 夏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9]中国汽车企业FDI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以东道国和企业自身因素为中心[D]. 李一凡. 延边大学, 2019(01)
- [10]泰国引进外资规模及效果研究[D]. 金志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