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出口生产外溢性的实证研究——1996～2001年省际的数据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潘苏楠[1]（2021）在《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以及身体素质的总和,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也发生了显着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呈现出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持续上升的整体态势。而由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逐步向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进,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一个典型表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指通过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初级人力资本向中级人力资本过渡,并逐步向高级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化,在演化进程中,要保障各类人力资本的互补匹配与协调发展,以此来满足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面对劳动力人口数量连续下降的人口红利瓶颈以及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问题已备受关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构建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最为关键的要素,通过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知识化和高附加值产业进行转移,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固基石。那么,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通过什么机理、哪些路径作用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协调效应?以及协调前景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规范分析、模型构建、实证检验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深入探讨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围绕主要研究内容,具体的行文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明确本文具体的结构安排;之后,介绍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应用到的研究方法,并规划出本文详尽的技术路线图;最后,概述几点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及理论贡献。第2章,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比较系统的搜集、梳理与归纳,深入了解人力资本、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理论的产生背景、思想内涵和发展脉络,以期能够明晰已有文献所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而识别出相关领域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3章,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首先,通过对相关研究的追本溯源,界定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然后,参考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发展实际,选取各个变量的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数学模型,对变量进行具体的测算,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好最基础的铺垫。第4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通过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归纳,部分文献已经认识到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效应,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对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本章节在文献调研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并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继而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探讨。第5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在前文验证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重要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以期能够进一步打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黑箱”。通过文献调研与理论梳理,从而提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自主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并对其实证结论进行总结探析。第6章,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在上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冲击轨迹,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此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第7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在全球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下,人力资本作为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机理,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得出二者协调效应的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BP神经网络和ARIMA模型,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也相当于对这两种预测方法进行互证检验。第8章,结论与展望。本章节首先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及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启示,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局限,展望未来的改进方向。综上所述,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实践观察-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结论探讨”的科学研究逻辑和解决问题思路指导下,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并探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效应,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和理论贡献。一是基于整体刻画和动态演化的视角探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拓展和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本是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源动力,因此,人力资本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但目前,鲜有文献从整体角度去刻画和描述,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整体数量、质量状况及其结构演进的全貌。本文尝试拓展和深化已有研究,界定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概念及内涵,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模型,从整体角度去考察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二是深入剖析并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路径。探究解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机理和“作用黑箱”,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从理论分析上建立起变量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方法应用上丰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三是研究分析变量之间的冲击效应和作用路径,构建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圈。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纳入到同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中,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作用轨迹和冲击效应,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同时建立起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激发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
吕程[2]（2021）在《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国家制度的保障。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相应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不断影响着各经济主体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最优边界以及行为决策,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质量。而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财政分权制度体系,是政府部门治理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制度工具和支柱,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财政分权体现的是央地政府间的收入安排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其核心是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相结合而产生的激励制度。由于央地政府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中央政府在主导地方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滞后性和供给不足等问题,不能较好地满足地区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而经济分权后,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可以依据辖区的区位优势、产业格局以及发展需要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政府运行效率的提高。同时,在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增加,引致地方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引导经济资源流动和分配的灵活性和效率性增强,刺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并最终作用于经济发展质量。纵观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制度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引导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平衡发展。目前,我国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以助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成为现阶段重要的议题。因此,如何科学研判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获得财政分权制度红利,以及发挥财政分权优势,对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围绕“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展开,通过作用机制阐释来明晰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关系,通过测度和现状观察来把握现阶段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以及演变特征,通过实证检验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和传导效应。本文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及意义的介绍、研究思路与方法、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的阐述,以及本文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的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该部分首先对财政分权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财政分权内涵、财政分权测度等方面。其次,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等方面。再次,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括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等方面。最后,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中的不足并加以完善。第三章是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部分。首先,本文对财政分权相关理论和经济发展相关理论进行回顾,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以经济发展质量内涵为依托,从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经济稳定、动能培育、绿色环保以及民生改善六个方面,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最后,从地方政府行为引致的资源优配和要素扭曲效应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第四章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部分。首先,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度。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选择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来测度财政分权;从效率提升、结构优化、经济稳定、动能培育、绿色环保以及民生改善六个维度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并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测度。其次,对测度结果进行现状观察,包括变化趋势观察和核密度估计观察。最后,通过拟合观察发现,除了地方财政支出自决率外,地方财政收入自治率、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与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均与经济发展质量呈现正相关关系。第五章是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检验部分。首先,采用中国2007-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利用两阶段系统GMM进行基准回归估计和成因分析。其次,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模型估计方法以及处理内生性问题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再次,从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以及时序异质性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进行拓展分析,对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作用进行非线性考察。第六章是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检验部分。首先,构建递归效应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其次,从资源优配效应传导途径和要素扭曲效应传导途径进行实证检验。包括以科技投入、环境投入以及FDI衡量的资源优配效应和以产能利用率、市场分割、投资偏好以及公共支出结构偏向衡量的要素扭曲效应。最后,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七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首先,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得出结论,包括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以及传导效应检验。其次,根据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从直接效应检验提出的政策建议（完善财政分权的顶层设计、因地制宜的设置财政分权强度）以及从传导效应检验提出的政策建议（科技投入方面、环境投入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产能利用方面、市场分割方面、投资偏好方面、公共支出结构方面）。最后,提出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区别已有研究从金融发展、财政支出、税收优惠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本文以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为切入点,考察财政分权制度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第二,在作用机制方面,本文分别从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和传导效应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在梳理直接效应时,更是从构成经济发展质量的六个维度入手,使作用机理分析更加贴合实际。而在梳理传导效应时,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引致的资源优配和要素扭曲效应来探讨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使作用机理分析更加符合现实。第三,在实证检验中,本文运用多种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这一研究问题进行论证。具体而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来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构建递归效应模型,检验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
魏肖杰[3]（2021）在《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特征、机理及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林业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我国林业发展正处于结构升级和转型调整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提质增效是林业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产业集聚是我国林业发展的典型地理特征,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发展组织形式,其对于我国林业产业持续、高效和均衡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机制性影响。论文聚焦我国林业产业地理集聚,分析其集聚特征及集聚机制,研究林业产业集聚对产业经济增长及质量的影响,从而为优化地区林业产业政策制定、推动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提供决策依据。论文通过对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理论的梳理,明确了研究的理论基础,结合对林业产业集聚及相关领域研究现状的分析,确定了研究思路和路线框架,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等方法手段,采用了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等模型工具,较深入地研究了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的特征、机理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得到了较丰富和系统的研究结论:（1）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特征显着,省域层面存在空间正相关性。文中分别采用行业集中度（CR）、空间基尼系数（G）和区位熵系数（LQ）等指标对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状况进行测度,发现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特征显着,同时区位熵系数还揭示各省域林业产业集聚的演变特征各异;采用莫兰指数I（Moran’s I）验证了我国省域间林业产业集聚存在显着的空间正相关关系,Moran散点图显示这种空间相关性在逐渐增强。（2）我国林业三次产业集聚之间存在互动机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各地林业产业集聚内部结构存在差异,依据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理论,对我国林业三次产业集聚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通过构建基于三次产业集聚度的面板数据VAR模型,分别从格兰杰因果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面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同时对比分析了三大地区之间的互动机制差异。（3）空间因素深刻影响我国林业产业集聚机制。通过将空间因素纳入林业产业集聚理论和实证分析,使林业产业集聚机制理论框架更趋完善,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显示,各类空间计量模型中,林业产业集聚的空间滞后系数非常显着,关键影响因素如产业基础和劳动力成本等的空间溢出影响也非常明显,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都为地区间开展林业产业区域合作提供了依据支持。（4）林业产业集聚对林业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文中通过理论分析阐明林业产业集聚将通过汇聚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经济增长要素,同时利用其集聚外部性效应,带来林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实证分析发现林业产业集聚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符合威廉姆森假说,呈现倒U型特征,存在集聚效应向拥挤效应转化的趋势,但目前还处于左半边区域,通过提高产业集聚度来促进林业经济增长仍然具有广阔的空间;林业产业集聚的空间关联同样深刻影响了林业经济增长的空间表现,而且林业产业集聚是林业经济增长收敛的关键条件因素。（5）林业产业集聚通过其三种外部性对林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林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林业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指标,文中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测度并分析我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我国林业经济增长质量持续向好;理论和实证分析指出林业产业集聚的三种外部性,即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分别通过林业综合技术效率和林业技术进步指标,从产业内技术进步和创新、产业间技术交流和创新、企业竞争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创新等三个方面影响林业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机制类型。依据所得的研究结论,论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地区林业产业集聚;（2）加强林业三次产业集聚互动,优化林业产业结构;（3）因地制宜,发挥林业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4）充分利用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效应,提升林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5）加强林业产业的跨地区空间合作,形成林业产业集聚的新态势。
李屹然[4]（2021）在《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制度是激励与约束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中国式分权制度由于对地方政府做对了激励,从而被认为是引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当前纵向财政税收返还已逐渐无法满足“增长型”政府的支出需求,分税制改革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效应正在减弱;分权体制在保留政治权威约束下的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更倾向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十余年来伴随预算外收入的增长越发明显。支农事权下放后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支农领域的作用越发重要,但事实与现象发现西方经典分权理论已无法合理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分权制度的作用机制产生了独特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否合理激励地方政府扶持本地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式分权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影响理论框架,希望通过优化我国分权制度设计从而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最终达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本文遵循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将中国式分权细分为收入分权（横向）、支出分权（纵向）与管理分权（市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理论构建。其中收入分权从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经济收入博弈的角度分别讨论了预算内收入（财政分权）与预算外收入（金融分权）的不同影响机制;而支出分权则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支农事权下放、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政绩考核指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最后管理分权侧重于分析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支农干涉与管理职能问题。通过对中国式分权制度研究范畴的细化,本文揭示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方式,并为后文实证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阶段,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核心变量进行了基础演绎与分析,其后采用2008-2018年面板数据,并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前文理论机制进行了验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后提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①当前收入分权下无责任的财政援助弱化了纵向财政分权的激励机制,但强化了横向财政资源竞争的能力。联邦制的财政分权模型的激励效应并不适用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在中央政府高度政治集权的“大政府”领导下,基于增值税税收返还的纵向财税激励效应减弱;而地方政府可通过横向的财政控制从而强化其财政资源能力。②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上的目标函数趋同降低了金融支农约束。同时金融收入分权的预算外收入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金融支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来源于金融风险的对外转嫁与中央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成本外溢与风险转嫁等方式,将自身预算外约束扩张的成本与风险转嫁到上级或同级政府,从而强化其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③地方政府在强化其经济能力的过程中,支农能力大于了其支农真实需求。通过理论与博弈分析表明,财政援助所形成的横向财力转移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农规模的提升。地方政府中高收入分权地区会主动增加财政支农规模,在被转移支付前优先满足自身支农需求;而低收入分权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农业“争资立项”的基础上对中央与同级政府造成事实性依赖。二是地方政府利用“风险转嫁”扩大其预算外支农约束,增强了预算外收入的横向竞争（金融资源）,从而更为盲目的扩张其预算外的金融支农约束。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分权造成的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同时收入分权对支农规模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门槛效应,适度的收入分权能够推动当地支农规模上涨,但过高或过低的收入分权对于支农规模提升作用降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在25%、50%以及75%分位条件下对涉农资金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同,其结果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支农资金规模的主要受到政府间横向经济博弈与其支农能力的影响,而非适应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2）支出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①当前支出分权的下放并未能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差,信息传递仅能从上至下而未能从下至上。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乡村文化传统限制导致农村受益主体的村民难以运用“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来反馈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成绩与满意度;农村对地方政府服务供给的信息反馈失效导致委托代理模型在我国农村的应用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弱化了支出分权通过横向竞争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的作用。②上级部门指标性考核方式则强化了支出分权的纵向激励效应,中央政府指标性考核从选择性变为了唯一性。当前支出分权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与绩效考核方式,造成地方政府在面临上级政府考核时产生对政绩指标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当地农村受益主体的真实需求。这种激励偏差会引致地方政府一方面追求短期政绩表现,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更侧重“可视性”的政绩投入,最终形成政绩导向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遵循“可视化”优先的投入导向,对容易被上级政府考核发现的“可视化”指标更加侧重,而对于不易被晋升考核重视的“非可视化”指标则投入不足。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发现支出分权对支农行为“短期化”投入的冲击效应在滞后四期左右迅速收敛于零,表明了地方政府的支农政绩导向行为对农村投资建设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这种短期性行为对于“可视化”指标的影响滞后期更为提前。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当前财政资金对于需要长期和持续性供给的农村服务供给更为有效。（3）管理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①管理分权此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干涉并未有效促进其市场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行为,这种干涉行为不仅未能消除“市场失灵”,反而导致了“政策性失灵”。我国农业市场与政府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强政府”与“弱市场”关系,地方政府在支农事务上出现明显的地域边界隔离,支农行为边界不清晰,职能不确定的现象,并对当前区域中农业商品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②管理分权的主要影响机制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农业商品或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因素来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进行控制。地方政府支农行为边界的模糊引致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缺乏制约,在面领“各自为战”与提升本地农业经济增长的选择中,地方政府突破管理分权边界约束对区域农业发展形成市场保护,最终形成农业多领域的市场分割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分割,该行为表现出区域内Moran I值的显着与趋同性,表明农业商品市场的市场分割已经形成了一定区域性聚合性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横向联盟;同时,通过了拉格朗日乘子法检验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管理分权对农业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显着。二是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省农业生产规模会影响对管理分权的影响效应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即管理分权在农业生产大省形成的市场分割行为会更加明显。本文中国式分权制度特点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的特点,描述了支农规模基于博弈、支农投资服从政绩、支农管理缺乏合作的综合性支农行为。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分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与优化方案。最后,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创新。本文将分权制度的纵向激励、横向竞争、预算外经济资源博弈以及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抉择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间一方面存在纵横联动的二维显性制度“双重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存在基于预算外经济资源撰取的隐形制度“投机抉择”,显性与隐形制度博弈结果决定了地方政府支农的行为路径。该框架较好的解释了地方政府支农“意愿”不强,但支农规模增长的现象;同时澄清了支农资金规模并非造成农村公共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并能对区域农业市场分割现象进行有效回答。（2）分权制度的研究维度细化。基于中国经验对已有以纵向税收返还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制度研究内容的细化与扩展。本文在将分权制度的研究范畴细化为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以及管理分权三个维度,是对当前分权制度研究维度与范畴的有效细化。（3）实证方法创新。运用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规模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描述了不同分权程度的影响机制差异性,是对已有线性实证方法的一个补充;运用PVAR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滞后期影响,并描述了该影响在短期快速收敛的政绩导向现象,是对已有研究忽略政策滞后期影响与持续效应的一个补充;通过设定质点距离并基于“冰山理论”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了地方政府对农产品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是将“冰山理论”与空间地理结合实证的创新扩展。
续伊特[5]（2021）在《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我国人口集聚现象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模式,大规模人口为追求更好的自身发展向大型城市迁移,为当地带来丰厚的人力资本,从而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劳动力基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底全国迁移人口达到2.6亿,其中1.7亿人口选择将城市作为迁移目的地,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现象尤为显着。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指出,对人居环境临界适宜的地区,基本稳定人口规模,鼓励人口向重点市镇收缩集聚。对人居环境适宜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超载的地区,重视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培育人口集聚的空间载体,引导产业集聚,增强人口吸纳能力[1]。基于此,本文从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发展现状入手,着眼于中国超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同时将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纳入到Logistic回归模型中,分析各变量对流动人口在超大城市内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机制,再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效应模型,对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未来我国超大城市三种集聚效应影响的对策建议等。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梳理总结后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和创新集聚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却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大多数文献分析的是人口集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或产业集聚对创新集聚的影响,而对于人口集聚与创新集聚之间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将三者统一纳入研究框架内的研究成果更是微乎其微。其次,在部分研究三种集聚效应的研究成果中,缺乏考虑某一要素的中介传导效应或门限效应,导致影响机制研究无法形成较为全面的理论系统。最后,目前大多数文献的研究对象均选择省级层面样本或地市级样本,缺乏同级别城市进行纵向比较的研究,而对于中国超大城市的比较性研究更处于有待完善补充的环节。因此基于现有文献存在的三个不足之处,本文遵循“研究基础-阅读经典理论文献-分析问题现状-构建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概括结论-提出对策建议”的思路,进一步展开深层次研究,主要提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构建以北京、天津、上海人口集聚发展对比框架后发现,北京市具有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上海市具有外来人口比重较多的特点,同时根据人口集聚指数测算得知,北京市人口集聚指数同比其他两个城市增幅最快。在通过Arcgis技术测算了2000-2015年北京、天津、上海人口集聚空间关联格局后显示,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的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现象呈现“中心-外围”及“点轴状”分布结构,辖区等级变化幅度较小,保持长期稳定的一致性,而Moran’s I指数和LISA图结果表明,中国超大城市出现空间强相依特征,且总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分城市方面,北京市人口集聚现象开始由东城区、西城区向周围城区转移,已开始形成稳定的发展极。天津市人口集聚现象呈现出长期稳定的一致性。上海市人口集聚现象变化幅度较小,但浦东新区受到政策调整影响,呈现不显着的空间结构。第二、通过将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的中国三大超级城市进行对比后发现,三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迁入人口普遍以男性为主,且具有从事行业相似和受教育水平快速上升的特点。在实证研究方面,影响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出现显着地区差异现象,北京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婚姻状况和本周工作时长双重影响,天津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受教育年限和流动时间双重正影响,上海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性别和收支水平双重正影响,但从总体来看,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年龄状况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着性较差,各年龄段分布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较低,同时性别和住房支出等因素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着性较低。第三、根据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二产业集聚与轻工业产业集聚受到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均会显着影响人口集聚的发展,且呈现出负向影响机制,从中短期角度来看,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累积效应为负,对人口集聚具有微弱的阻碍作用,但从长期角度来看,这种负向效应会随着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拐点,逐渐形成促进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并随着高耗能产业向周边城市扩散,产业集聚的推力作用增强,带来人口集聚现象的持续发展。第四、在探究创新集聚与人口集聚影响机制下,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具有显着的推动性作用,从中短期角度来看,高校课题密度的正向作用会随时间推移而被持续放大,但从长期角度来看,高校课题密度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拐点,整体脉冲函数模型呈现“倒U型”曲线,正向作用会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而专利授权密度的正向作用同样存在拐点效应,这种正向效应会随着人口集聚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缩小。第五、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中,利用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方法解释三种集聚效应的传导理论机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产业集聚会作为中介变量产生传导作用,且呈现负向影响机制,但从整体来看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仍然为正,产业集聚作为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解释度较低,即在创新集聚促进人口集聚的过程中,有10.2%是通过产业集聚实现的,从而发现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非完全中介效应,而是为部分中介效应。第六、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研究中,利用Hansen的门限效应模型解释在产业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创新集聚是否会存在门限作用的理论机制,发现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产业集聚存在单一门限效应,门限估计值为-0.0637,当中国超大城市产业集聚低于-0.0637时,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回归系数为0.0437,当产业集聚系数大于-0.0637时,回归系数上升至0.0716,意味着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有所上升。同时通过门限效应,得出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存在单一门限效应,门限值估计值为-0.1657,当产业集聚指数大于-0.1657时,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由-0.2073下降至-0.664,表示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阻碍作用有所上升。而通过门限效应对创新集聚和人口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发现,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存在双重门限效应,门限值分别为-4.2649和-1.8766,当创新集聚指数位于-4.2649和-1.8766区间时,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回归系数由0.0077上升至0.0414,当创新集聚指数大于-1.8766时,创新集聚的回归系数上升为0.0838,表示目前我国超大城市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创新指数的上升而逐渐扩大。
任长秋[6]（2020）在《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壮大村集体股份经济的关键时期,深入探讨农产品加工工业技术进步、加快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基于引进农产品加工业FDI可能促进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进而提高本土企业绩效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随时间变化的样态是什么?溢出快慢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旨在揭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框架,以便更好的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领域的引资工作并加快推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速度。1、本论文应用FDI技术溢出、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理论知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大量统计资料,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文献和理论分析。这部分主要对FDI理论进行回顾并调研FDI技术溢出的相关文献。本文首先界定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概念,并回顾它的重要理论基础。然后,围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制、FDI技术溢出经验证据、农业领域FDI研究,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领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展开文献调研,进而为本研究的视角选择、理论阐述、方法选择、创新点凝练等提供充足的文献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主要从静态视角提出,回答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而未涉及FDI技术溢出的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拓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理的时间维度,另一方面借鉴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多种理论视角,对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效应做出理论推导。本文进一步从机会、动机和能力的维度构建影响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整体框架模型,分别选择2个代表性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详细论证它们对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速度快慢的作用机理。（2）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FDI投资情况,并初步探索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统计数据基础上,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及FDI利用现状、发展趋势、特点等,并在宏观层面建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宏观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FDI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3）实证研究的主要数据和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来源及清洗,以及数据匹配工作,并围绕本研究理论推导的验证,进行模型构建、样本选择、变量测量等工作。（4）实证结果部分。这部分采用规范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提出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溢出速度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2、本文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从理论上看,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会随着进入我国的时间长短而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产生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我国的时间和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呈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能获得的技术外溢也会降低,呈逐渐减弱的发展态势。（2）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因素可以纳入一个整体的“机会—动机—能力”分析框架中。机会、动机和学习能力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首先要有获得学习FDI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才能快速学习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但这种机会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本土企业的良好绩效和生产效率,需要本土企业积极主动的寻求和利用这种机遇,而这取决于本土企业的学习动机。最后,有了机会和学习动机,本土企业还需要学习能力去实施学习。当三者都具备时FDI技术溢出才可能发生,并且学习速度和FDI技术溢出才会加快。（3）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近20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产业发展在细分行业和区域上都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1999—2017年农产品加工业的TFP平均增长率为4.18%,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的带动性强,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以及就业分别增加5.81%,5.93%和1.87%。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农产品加工细分行业和区域上也呈现不均衡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东部沿海省份。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的FDI和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来看,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是推动行业TFP增长的原因,而TFP增长不一定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商投资的增加。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对TFP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在滞后5期之后,农产品加工业TFP的变化有约20%来自于其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方差分析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每增加1个单位,农产品加工业行业的销售收入、出口和就业人数分别增加35.5%,10.5%和31.7%。（4）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成正比关系,但随着FDI进入时间增加,这种正向作用的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FDI比来自港澳台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速度快,农产品加工业FDI有节奏进入比无节奏进入的技术溢出速度快,但它不调节前向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的作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从农产品加工业FDI获得技术溢出速度快,要素市场扭曲负向调节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但是不调节前向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同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之间的技术距离正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地理距离负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3、可能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FDI研究的一般情况来看,传统FDI研究大多采取静态、截面、瞬时视角去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考察FDI技术溢出的时间维度,即动态视角,并以我国农产品加工工业为行业背景。（2）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本文从时间维度视角重新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采用多理论视角丰富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FDI影响因素作用框架,增强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行业及地域关联性,进而极大的拓展现有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内涵、广度和深度。最后,本文除讨论行业内溢出效应,同时还将考虑行业间的溢出时间效应问题,这也是现有研究较少涉猎的范畴。（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微观企业作为样本观测对象,克服了宏观层面、行业层面研究对企业的同质性假设,可以引入更多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使得研究结论更贴近企业决策主体,进而可望获得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同时,研究中引入多种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更加稳健、可靠的估计结果。最后,对于农业企业绩效的测量,将同时采用企业总产值和创新绩效指标。这种做法既沿袭了FDI研究的传统,同时更体现了当前创新型国家战略下的企业创新现实需求,也确保了本研究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曹为宇[7]（2020）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是政府部门进行经济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措施。中央银行通过调节政策利率或者货币供应量,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在内的重要经济目标。在经济全球化以及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各个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下降。这主要体现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带来重要影响。美元是重要的全球性流通货币,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很容易对其他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环境造成外部冲击。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与资本流动牵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随着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冲击,美国停止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脚步,致使联邦基金利率重新步入零下限。美国货币政策频繁地在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之间切换,不仅对中国经济金融造成重要影响,也会影响国内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本文研究试图回答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美国传统以及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到底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哪些方面的冲击?第二,这两种不同的政策究竟通过哪些途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为全面衡量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传导机制,本文研究有两个特征:首先,强调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影响的异质性;其次,量化政策冲击的动态演变及时变特征。具体而言,本文在系统地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展开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系统梳理美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机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货币政策长期以传统的利率政策为主,经历了三次利率周期。在金融危机后,为提振经济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零下限,并转而实施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以量化宽松政策和前瞻性指引政策为主。相比之下,中国是维持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少数国家之一,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充足。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一方面通过创设新型的政策工具,进行短期以及中长期的流动性管理;另一方面也积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货币政策从价格型向数量型转型。第二,深入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向中国经济外溢的理论机制。从传统的政策工具看,利率传导、汇率、资产价格以及信贷渠道是主要的渠道;非传统的政策工具看,信号传导也是重要的传导渠道之一。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意味着向金融市场参与者做出长期维持低利率水平的承诺。第三,通过实证分析讨论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金融冲击的路径分析。本文将传统货币政策和非传统货币政策放在统一的框架中,选取2001年至2018年的月度数据,基于递归与符号约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具体的传导渠道。实证分析的基本结论表明,在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内,美联储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意外冲击均能在短期内对中国的GDP和通货膨胀产生显着的影响,其中汇率和利率是主要的传导渠道。从美国传统货币政策看,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及增加广义货币供给,会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水平在短期内得到改善,这与净出口增速提高有很大的联系;而且中国广义货币供给以及利率水平变化有波动特征,但是总体效应为正。对于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以及基础货币规模的扩张,也短期内促进了中国宏观经济总量和通货膨胀的增加,但在长期影响并没有发生变化;并且国内金融资产价格以及全球原油价格也在短期内增长。第四,通过实证分析刻画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本文通过含有时变参数的TVP-VAR模型,衡量了传统和非传统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时变传导机制。基本结论发现,对于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国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在20个月内对中国的总产出是正向冲击,这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环境也将受到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导致中国的利率水平也随之上升。对于非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联储总资产负债规模的正向变动,导致中国总产出水平呈现短期下降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在5个月后趋近于零。对于中国股票市场而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是利好消息,上证综指迅速呈现上涨趋势在5个月时间内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至零。不同冲击的动态变化,可发现以利率为代表的传统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约在20个月左右,而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影响一般持续5个月左右。综上所述,本文揭示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在零利率下限中,美国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导致基础货币和资产负债表规模显着增加,引发全球美元供给结构发生显着变化。本文的研究对理解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供参考。一方面,本文详细梳理了美国政策的实施背景、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等;另一方面,准确测度了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能够为中国经济应对外部风险提供建议。美联储的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冲击,均对中国GDP以及通货膨胀影响显着,其中汇率和利率是主要的传导渠道。美国提高传统利率导致美元升值,国内净出口增速提高。中国广义货币供给以及利率水平变化有波动特征,但是总体效应为正。对于非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增加,造成宏观经济与通胀的短期波动,但是长期影响趋近于零。以利率为代表的传统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约在20个月左右,而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影响一般持续5个月左右。
李强[8]（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新形势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从国外形势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双向挤压,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技术输出管制加强,加大了装备制造关键核心技术引进的难度。2020年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失序,加剧了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外部困境。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装备制造领域具有产业关联度高、辐射性强的特征,亟需通过装备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助力。本文以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研究主线,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2008-2018年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并进行测度。在对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为:一是创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及政府与市场影响效应实证分析的完整链条,有助于夯实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的微观基础。二是构建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不仅考虑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还考虑了装备制造企业发展面临的去全球化、疫情蔓延等新形势。三是在实证研究设计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和市场,考察了政府补助、研发资助、基础设施、减少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化程度、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并构建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影响机理,丰富了研究视角。本文研究工作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对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首先,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装备制造企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梳理相关理论。在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质量问题以及社会再生产相关论述、熊彼特经济发展和创新理论,企业发展相关理论中介绍了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企业能力理论,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中介绍了亚当·斯密市场机制思想、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职能思想以及演化发展经济学中政府作用理论。其中企业发展相关理论为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为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与市场方面以及具体选取哪些指标提供了参考。第二,描述了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对其面临形势进行分析,并介绍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现状,剖析其优势与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为了明晰研究思路,进一步阐释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逻辑,在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时,不仅要借鉴经典理论,还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对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并明确了实证分析的具体指标。第三,构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以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测度。在把握企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经营绩效、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社会贡献、绿色发展五个一级指标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对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为实证分析部分奠定基础。第四,对政府支出、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影响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选取2008-2018年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3318个样本,构建模型对其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给出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包括:首先,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状况在2010年后,整体呈先降后升趋势,且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其次基于全样本的研究表明,政府补助与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现阶段处于U型曲线左侧,表现为抑制作用,企业要素密度在政府补助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政府补助还通过影响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间接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研发资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因研发资助强度、地区、企业类型和规模的差异而具有异质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资助还通过影响企业研发人员投入、要素密度,间接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电信基础设施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并不显着,电信基础设施会通过提升企业要素密度以及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即要素密度、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存在。市场化程度影响方面,减少政府干预、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有助于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减少政府干预、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通过影响企业自生能力以及研发经费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要素密度以及研发人员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最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加强创新引导激励、精准布局基础设施、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焦英俊[9]（2020）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经济增长规模令世人瞩目,基本成绩不容否定。但是,当前国内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传统增长红利空间日趋紧缩,后发优势逐渐消退,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的特征仍旧明显,经济下行风险依然较大。单纯依靠要素驱动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历史和现实表明,创新是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源动力,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创新高地不仅能够直接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而且具备很强的外部性,对于提高经济技术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产业增加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作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高新技术产业布局的主要载体,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国家高新区）发展日新月异,创新产出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然而,高新技术产业是否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了良好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需要进一步验证。鉴于此,本文基于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层面和国家高新区层面的双重研究视角,剖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外部市场绩效,这种外部市场绩效在本文集中体现为区域技术效率的提升。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首先,从理论上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进行阐释;其次,从中国省级、地级市视角揭示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协同分布特征;再次,利用中国省级、地级市和国家城市群数据实证剖析了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在不同环境变量约束下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基于主要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启示。第一,通过理论论证,本文阐释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与特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能够带来显着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于本地区而言,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通常能够产生直接技术效率溢出,提高本地区技术效率;另一方面,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也有可能带来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效应,阻碍本地技术效率进步。另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集聚倾向性,因此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带来规模效应,但是若其集聚程度过高,则可能会引发拥塞效应,导致负向技术效率溢出。对于邻近地区而言,一方面,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带来回波或极化效应,导致邻近地区发展环境恶化,不利于技术效率提升;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也可能带来扩散或涓滴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的发展环境得到优化,促进技术效率提升。第二,基于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利用传统数理统计模型、随机前沿模型以及地统计模型考察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两者的空间相关关系。从空间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大部分省份以及陕西、四川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整体集聚程度较高;东部沿海大部分省份以及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程度较高;除河北以外,广大东部沿海省份的技术效率较高,其他地区相对较低。另外,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重心整体上均向南移动,且近十年以来,技术效率空间分布重心整体上朝东南方向移动,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重心朝西南方向移动,两者空间分布重心相向而动,呈空间收敛态势。此外,技术效率与高新技术产业区位商、多样化集聚指数显着正相关,与专业化集聚指数显着负相关。第三,基于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应用地统计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不同集聚形式下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各省级地区的技术效率呈显着空间正相关关系;技术效率和高新技术产业区位商的“热点-冷点”区域重叠范围较大,且近年来两者的“热点”区域大致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而“冷点”区域位于青海及其周边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的整体集聚和多样化聚集均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且技术效率溢出呈“倒U型”特征;但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专业化聚集未能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第四,基于中国地级市和国家高新区层面数据,采用传统数理统计和地统计模型刻画了国家高新区和城市技术效率的空间协同演进和空间耦合状况。研究发现,样本城市的技术效率整体上不断提高,同时,设有国家高新区的城市技术效率明显高于未设国家高新区城市,且2007年后差距更大。从整体上看,地级城市技术效率和国家高新区产值的空间分布格局皆是以南-北方向为主,东-西方向较弱,空间分布平均中心均位于浙江省境内,二者地理距离较近。近年来,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主趋势明显地向国家高新区产值的空间分布主趋势方向偏移,同时,二者在空间发展上呈现出高度耦合状态,而且在2017年两者的空间耦合系数更是高达93.58%,说明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第五,基于中国地级市和国家高新区层面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特征及其空间衰减边界。研究发现,2000-2017年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但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然而,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提升。就不同阶段而言,2000-2010年国家高新区未能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提升。但在2010-2017年,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提升,同时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溢出随地理距离的增大而衰减,且衰减区域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一是160公里以内,此范围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且溢出系数未明显下降;二是160-260公里以内,此范围内溢出系数仍显着为正,但其数值快速下降,同时260公里也是技术效率外溢的半衰距离;三是大于260公里地区,此时空间溢出系数不再显着,且当地理距离达到440公里时下降为0。事实上,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以省份中心为圆心,以260公里为半径的圆弧基本上能够辐射一省绝大部分区域,大于260公里的区域极有可能超出了省界。因此,可以认为,省界对于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国家高新区更倾向于提供“本地化服务”,尤其在省级层面上表现得更加突出。第六,基于中国城市群和国家高新区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剖析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2000-2017年全部10个样本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都能够显着促进本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但是,在京津冀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而海峡西岸、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却能够促进邻地技术效率提升。从整体上看,山东半岛、中原、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等7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而东三省、京津冀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从不同时段来看,2000-2010年,除了关中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同时在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内部,本地国家高新区能够积极促进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从整体上看,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和和成渝等4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然而,东三省、山东半岛、海峡西岸、珠三角、中原和关中平原等6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的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2010-2017年,全部样本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都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但是,京津冀城市群内的本地国家高新区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而海峡西岸、珠三角和关中平原等3个城市群的本地国家高新区却能够显着地促进邻地技术效率提升。此外,东三省、山东半岛、中原、海峡西岸、珠三角、关中平原和和成渝等7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提升。但是,京津冀、长三角和长江中游等3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第七,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和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影响因素。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不仅取决于内部创新效率,而且与地区间“发展距离”有关。研究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的创新效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同时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东北地区最低;拥有较多大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地区不仅具有更高的创新效率,而且创新效率波动较小;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结构对其创新效率水平和波动都没有显着影响;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比重较大的地区,虽然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创新效率波动较小;政府干预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同时对创新效率的波动没有显着影响;开放程度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水平和波动均无显着影响;地区间的“工资距离”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高度相关,工资水平差异越小,技术效率空间溢出越大。本文论证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基于空间视角实证剖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本研究预期能够为优化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布局、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完善国家高新区和国家城市群战略规划等提供科学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刘锦怡[10]（2020）在《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由统收统支的高度集权模式逐步转向分级管理的分权模式,尤其1994年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正式确立。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不同,中国式分权的鲜明特色是经济适度分权与政治高度集权并存,其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尚存在一定争议,尤其缺乏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分析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机理和机制。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无论是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看,还是从中国农业弱质性特征看,或是从农业的准公共品属性看,研究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涉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责权清晰、财力匹配、区域均衡的“央地关系”,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鉴于要素禀赋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而技术进步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本研究围绕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这一核心问题,按照财政分权如何改变农业要素禀赋,进而如何引致技术变迁,最终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逻辑脉络,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财政分权与农业要素禀赋演变、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因果关联,揭示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首先,对财政分权、农业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时空演变趋势分析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分权程度不断提高,农业要素禀赋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趋势、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向节约劳动力和土地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演进。其次,以要素禀赋为逻辑起点,对财政分权与要素禀赋演变之间的因果关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是推动我国农业要素禀赋演变,促进农业资本深化的一个重要制度动因。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财政支农支出和工业化,推动农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用地非农转化,从而驱使要素禀赋呈现明显的资本深化趋势。从时间维度看,随着分权化改革的推进,其对农业要素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从空间维度看,对中、西部的影响作用强于东部地区。然后,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要素禀赋变化会诱导技术变迁,本研究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资本-劳动力要素相比,还是资本-土地要素相比,财政分权显着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向节约土地和劳动力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演进,且对中、西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影响作用有所减弱。最后,将财政分权、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纳入到农业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偏向两条路径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一方面,在“分税制改革”阶段,由于资本要素相对稀缺,资本深化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但在“税费改革”阶段,随着资本深化程度提升,劳动力转移加快,土地要素约束趋紧,受资本-劳动（土地）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影响,资本深化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技术进步资本偏向路径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强于资本深化路径的抑制作用,从而使得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为正,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建议:第一,细化中央与地方涉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共担”为主将粮食安全等体现国家战略的事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度提高中央财政支出责任;加快省以下涉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深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实行涉农资金省对县的直接管理,提高县级政府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构建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农效率。在资金规模上按照“以事定支”与“以支定事”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动态调整投入机制;在支出结构上重点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资力度;在资金使用上推进预算编制环节的整合,对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相关资金进行统筹安排,提高支农效率。第三,提高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适配性,依据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发展方向,推动政策导向下的强制性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升级的诱致性技术进步同向发展,畅通劳动力转移与双创人才返乡下乡双向流动渠道,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二、中国出口生产外溢性的实证研究——1996～2001年省际的数据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出口生产外溢性的实证研究——1996～2001年省际的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 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
| 2.1.2 早期的人力资本思想 |
| 2.1.3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
| 2.1.4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
| 2.2 自主创新理论 |
| 2.2.1 自主创新思想的理论溯源 |
| 2.2.2 自主创新思想的演进 |
| 2.2.3 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的理论逻辑 |
| 2.2.4 自主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
| 2.3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的内涵 |
| 2.3.2 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 |
| 2.3.3 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 |
| 2.4 经济发展理论 |
| 2.4.1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4.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4.3 经济发展理论的渊源与形成 |
| 2.4.4 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
| 2.4.5 经济发展的新认识和新变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 |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 3.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
| 3.1.2 自主创新 |
| 3.1.3 产业结构升级 |
| 3.1.4 经济发展 |
| 3.2 评价指标选取及测度模型构建 |
| 3.2.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HC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2 自主创新(INN)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3 产业结构升级(IU)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2.4 经济发展(ED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 3.3 评价指标及测度方法汇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 |
| 4.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4.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4.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 4.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 4.3.2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 |
| 5.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5.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 5.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 5.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 5.3.2 自主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 |
| 6.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 6.2 模型构建及检验 |
| 6.2.1 VAR模型构建 |
| 6.2.2 脉冲响应函数 |
| 6.2.3 方差分解分析 |
| 6.3 基于Bootstrap的传导路径检验 |
| 6.3.1 链式中介理论模型构建 |
| 6.3.2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路径理论模型构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 |
| 7.1 协调机理分析与评价模型构建 |
| 7.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机理分析 |
| 7.1.2 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 |
| 7.2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效应测度 |
| 7.3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预测 |
| 7.3.1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 7.3.2 基于ARIMA模型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 7.4 可持续发展障碍因素分析 |
| 7.4.1 障碍度模型构建 |
| 7.4.2 障碍因素挖掘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结论和启示 |
| 8.1.1 主要的研究结论 |
| 8.1.2 相应的对策启示 |
| 8.2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及参加项目情况 |
| 致谢 |
（2）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财政分权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财政分权内涵 |
| 2.1.2 财政分权测度 |
| 2.2 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经济发展质量内涵 |
| 2.2.2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
| 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 |
| 2.3.2 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 |
| 2.3.3 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3.1 财政分权理论 |
| 3.1.1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
| 3.1.2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
| 3.1.3 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 |
| 3.2 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
| 3.2.1 经济增长理论 |
| 3.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3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3.3.1 效率提升 |
| 3.3.2 结构优化 |
| 3.3.3 经济稳定 |
| 3.3.4 动能培育 |
| 3.3.5 绿色环保 |
| 3.3.6 民生改善 |
| 3.4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传导作用机制分析 |
| 3.4.1 财政分权与资源优配效应 |
| 3.4.2 财政分权与要素扭曲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与现状观察 |
| 4.1 财政分权测度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2 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 |
| 4.2.1 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测度方法选择 |
| 4.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观察 |
| 4.3.1 财政分权的现状观察 |
| 4.3.2 经济发展质量的现状观察 |
| 4.3.3 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拟合现状观察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直接效应检验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基准检验及成因分析 |
| 5.2.1 收入分权检验 |
| 5.2.2 支出分权检验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替换被解释变量 |
| 5.3.2 更换模型估计方法 |
| 5.3.3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结构异质性检验 |
| 5.4.2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5.4.3 时序异质性检验 |
| 5.5 拓展分析:非线性思考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作用的传导效应检验 |
| 6.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 资源优配效应的传导途径检验及成因分析 |
| 6.2.1 科技投入传导途径 |
| 6.2.2 环境投入传导途径 |
| 6.2.3 FDI传导途径 |
| 6.3 要素扭曲效应的传导途径检验及成因分析 |
| 6.3.1 产能利用率传导途径 |
| 6.3.2 市场分割传导途径 |
| 6.3.3 投资偏好传导途径 |
| 6.3.4 公共支出结构偏向传导途径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资源优配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4.2 要素扭曲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基于直接效应检验的政策建议 |
| 7.2.2 基于传导效应检验的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特征、机理及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林业及相关产业分类 |
| 1.4.2 产业集聚及林业产业集聚 |
| 1.4.3 林业产业集聚空间范围界定 |
| 1.4.4 林业经济增长及其效率 |
| 1.5 研究方案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研究方法 |
| 1.5.4 技术路线 |
| 1.6 本研究的创新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产业集聚理论 |
| 2.1.1 静态视角的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研究 |
| 2.1.2 动态过程视角的产业集聚演进研究 |
| 2.1.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古典经济增长研究 |
| 2.2.2 新古典经济增长研究 |
| 2.2.3 内生经济增长研究 |
| 2.2.4 经济增长效率测度研究 |
| 2.3 理论评述及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的概况及测度 |
| 3.1 我国林业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 |
| 3.2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及比较 |
| 3.2.1 产业集中度(CR_n) |
| 3.2.2 空间基尼(G)系数 |
| 3.2.3 区位熵(LQ)系数 |
| 3.3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3.3.1 林业产业集聚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判断 |
| 3.3.2 林业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林业三次产业集聚互动关系研究 |
| 4.1 我国林业三次产业集聚的初步考察 |
| 4.1.1 林业产业集聚度内部结构分析 |
| 4.1.2 林业三次产业集聚度的区域差异 |
| 4.2 我国林业三次产业集聚互动机理分析 |
| 4.2.1 林业三次产业集聚互动关系的直观考察 |
| 4.2.2 林业三次产业集聚互动机理分析 |
| 4.3 我国林业三次产业集聚互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4.3.1 模型构建及参数设定 |
| 4.3.2 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
| 5.1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机理分析 |
| 5.1.1 产业集聚的基本逻辑 |
| 5.1.2 构建林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
| 5.2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机制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择 |
| 5.2.2 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6.1 我国林业经济增长的衡量及其空间差异 |
| 6.1.1 我国林业经济增长的衡量及描述分析 |
| 6.1.2 林业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6.2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
| 6.3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影响林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择 |
| 6.3.2 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对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 7.1 我国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和分析 |
| 7.1.1 测度方法 |
| 7.1.2 测度指标的描述分析 |
| 7.1.3 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7.2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影响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分析 |
| 7.3 我国林业产业集聚影响林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7.3.1 模型构建及指标选择 |
| 7.3.2 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4）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中国式分权制度 |
| 1.4.2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 |
| 1.5 主要创新点与贡献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析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 |
| 2.1.2 分权制度与发展理论基础 |
| 2.1.3 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风险理论 |
| 2.1.4 地方政府行为边界理论 |
| 2.2 文献评析 |
| 2.2.1 分权化的OECD国家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形式 |
| 2.2.3 中国式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
| 第3章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
| 3.1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3.1.1 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农规模增长 |
| 3.1.2 金融收入分权与金融支农规模增长 |
| 3.1.3 研究假设 |
| 3.2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3.2.1 支出分权、信息传递失效与横向激励弱化 |
| 3.2.2 支出分权、考核机制失效与纵向激励强化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 |
| 3.3.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 |
| 3.3.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 |
| 3.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中国式分权的演进与描述性统计 |
| 4.1 中国式分权的体制背景与演进过程 |
| 4.1.1 中西方分权制度构建的社会背景与差异 |
| 4.1.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历史探索 |
| 4.1.3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特征:显性与隐形分权 |
| 4.2 中国式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1 收入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2 支出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3 管理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描述性统计 |
| 4.3.1 支农预算约束与区域配置描述 |
| 4.3.2 支农政绩导向与服务结构描述 |
| 4.3.3 支农市场分割与价格指数描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5.1 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跨时与跨区域影响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指标设计、描述与处理 |
| 5.1.3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5.1.4 跨时与区域差异分析 |
| 5.2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非线性影响 |
| 5.2.1 双门槛模型设计 |
| 5.2.2 指标设计与描述 |
| 5.2.3 TM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
| 5.2.4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面板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6.1 研究思路与模型 |
| 6.2 变量设定与整理 |
| 6.2.1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变量整理 |
| 6.3 支出分权制度与地方政府支农可视化行为 |
| 6.3.1 财政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3.2 金融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4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1 财政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2 金融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5 支出分权与支农滞后期影响效应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 |
| 7.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 |
| 7.1.1 研究思路与模型构建 |
| 7.1.2 指标设计、整理与测算 |
| 7.1.3 Moran I指数与模型甄别 |
| 7.1.4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 |
| 7.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检验 |
| 7.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与检验步骤 |
| 7.2.2 指标设计、整理与描述 |
| 7.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协调正式性政策约束,建立诱导性分权制度 |
| 8.2.2 优化财政援助机制,防范财政支农的机会主义 |
| 8.2.3 强化政府预算监管,平衡金融支农资源 |
| 8.2.4 建立信息双向回馈渠道,完善考核激励设计 |
| 8.2.5 整合农产品流通市场,建立农业生产联盟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论文相关研究成果 |
（5）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3 评述与启示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口集聚 |
| 2.1.2 产业集聚 |
| 2.1.3 创新集聚 |
| 2.1.4 超大城市 |
| 2.2 人口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2.1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
| 2.2.2 规模效应理论 |
| 2.2.3 人口迁移成因与劳动力市场理论 |
| 2.3 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3.1 新古典学派 |
| 2.3.2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4 创新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4.1 创新系统理论 |
| 2.4.2 经济增长理论 |
| 2.4.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第3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时空演变及空间分布特征 |
| 3.1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发展历史 |
| 3.1.1 北京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2 天津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3 上海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4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发展与国外超大城市比较 |
| 3.2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空间分布特征 |
| 3.2.1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分布特征 |
| 3.2.2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自相关度量 |
| 3.2.3 北京、天津、上海的局部Moran’s I指数分布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的人口增长机制分析 |
| 4.1 人口集聚现状分析 |
| 4.1.1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
| 4.1.2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机械增长情况 |
| 4.2 北京、上海、天津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实证分析 |
| 4.2.1 人口居留意愿重点文献回顾 |
| 4.2.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4.2.3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4.2.4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特点 |
| 4.2.5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机制分析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国超大城市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1 产业集聚现状分析 |
| 5.1.1 产业分布现状 |
| 5.1.2 产业结构高度化现状 |
| 5.1.3 产业集聚现状 |
| 5.2 产业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理论依据 |
| 5.3 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3.1 PVAR模型表达式 |
| 5.3.2 模型构建 |
| 5.3.3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 5.3.4 单位根检验 |
| 5.3.5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 5.3.6 偏度矫正LSDV估计 |
| 5.3.7 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5.3.8 脉冲响应分析 |
| 5.3.9 方差分解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1 创新集聚现状分析 |
| 6.1.1 创新主体发展现状 |
| 6.1.2 创新投入产出现状 |
| 6.1.3 创新集聚现状 |
| 6.2 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理论依据 |
| 6.3 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 6.3.3 单位根检验 |
| 6.3.4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 6.3.5 偏度矫正LSDV估计 |
| 6.3.6 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7 脉冲响应分析 |
| 6.3.8 方差分解 |
| 6.4 小结 |
| 第7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7.1 理论分析 |
| 7.1.1 创新集聚影响产业集聚的理论依据 |
| 7.1.2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理论依据 |
| 7.1.3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实证研究基础 |
| 7.2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理论模型 |
| 7.2.1 固定效应模型 |
| 7.2.2 随机效应模型 |
| 7.2.3 Hausman检验 |
| 7.2.4 中介效应模型 |
| 7.2.5 门限效应模型 |
| 7.3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 7.3.1 变量指标选取 |
| 7.3.2 模型构建 |
| 7.3.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分析 |
| 7.3.4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7.3.5 单位根检验 |
| 7.3.6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3.7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
| 7.4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实证分析 |
| 7.4.1 Hausman检验 |
| 7.4.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3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4.4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5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4.6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7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资料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FDI的内涵及理论解释 |
| 2.1.1 FDI概念 |
| 2.1.2 FDI动因的理论解释 |
| 2.2 FDI技术溢出内涵及作用机理 |
| 2.2.1 FDI技术溢出的内涵 |
| 2.2.2 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 |
| 2.3 FDI技术溢出的经验证据 |
| 2.3.1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支持证据 |
| 2.3.2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不支持证据 |
| 2.4 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5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相关研究 |
| 2.5.1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使用政策及直接效应研究 |
| 2.5.2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
| 2.6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第3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时间效应概念 |
| 3.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及辨析 |
| 3.2.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 |
| 3.2.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辨析 |
| 3.3 FDI技术溢出“四点论”的时间效应拓展 |
| 3.3.1 竞争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2 模仿—示范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3 人员流动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4 关联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4 基于多理论视角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形成机理 |
| 3.4.1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 |
| 3.4.2 基于技术追赶理论视角 |
| 3.4.3 基于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视角 |
| 3.4.4 基于“干中学”理论视角 |
| 3.4.5 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视角 |
| 3.5 基于“机会—动机—能力”模型的FDI技术溢出时间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模型构建 |
| 3.5.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影响因素的整体分析框架 |
| 3.5.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机会因素—FDI来源地及进入节奏的作用机理 |
| 3.5.3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动机因素—企业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理 |
| 3.5.4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能力因素—技术距离和地理距离的作用机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其FDI利用现状分析 |
| 4.1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
| 4.1.1 农产品加工业定义 |
| 4.1.2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情况 |
| 4.1.3 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和区域发展情况 |
| 4.1.4 农产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4.2 农产加工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整关系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 |
| 4.2.3 建立VAR模型 |
| 4.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2.5 方差分解 |
| 4.3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现状 |
| 4.3.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历史考察 |
| 4.3.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行业及区域分布 |
| 4.3.3 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情况 |
| 4.4 FDI对农业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4.4.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分析 |
| 4.4.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经济发展的协整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数据匹配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数据匹配 |
| 5.3 样本选择与变量测量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测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实证结果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主效应检验 |
| 6.2.1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影响 |
| 6.2.2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 6.3 影响因素检验 |
| 6.3.1 基于学习机会视角的检验 |
| 6.3.2 基于学习动机视角的检验 |
| 6.3.3 基于学习能力视角的检验 |
| 6.4 内生性及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模糊匹配主体功能的 Java 源程序及实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7）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目标和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传统货币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传统货币政策定义 |
| 2.1.2 传统货币政策的外溢性研究 |
| 2.1.3 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2.2 非传统货币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定义及分类 |
| 2.2.2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外溢性研究 |
| 2.2.3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第3章 美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机制分析 |
| 3.1 美国传统货币政策演变机制 |
| 3.2 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演变机制 |
| 3.2.1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 3.2.2 前瞻性指引 |
| 3.3 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机制 |
| 3.3.1 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的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3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4 流动性过剩期间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5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演变 |
| 第4章 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性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1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模型 |
| 4.1.1 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 |
| 4.1.2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 |
| 4.1.3 模型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解释 |
| 4.2 传统货币政策外溢性传导机制分析 |
| 4.2.1 利率传导渠道 |
| 4.2.2 汇率传导渠道 |
| 4.2.3 资产价格传导渠道 |
| 4.2.4 信贷传导渠道 |
| 4.3 非传统货币政策外溢性传导机制分析 |
| 4.3.1 利率传导渠道 |
| 4.3.2 汇率传导渠道 |
| 4.3.3 信贷传导渠道 |
| 4.3.4 信号传导渠道 |
| 第5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路径分析 |
| 5.1 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 |
| 5.1.1 美国货币政策变迁描述性特征 |
| 5.1.2 中国宏观经济变化特征 |
| 5.2 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传导路径 |
| 5.2.1 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理论基础 |
| 5.2.2 数据选取和模型建立 |
| 5.2.3 实证分析 |
| 5.3 量化宽松政策前后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比较研究 |
| 5.4 本章结论 |
| 第6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冲击的时变性分析 |
| 6.1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传导的时变性机制 |
| 6.2 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
| 6.2.1 数据选取与指标构建 |
| 6.2.2 TVP-VAR模型设立 |
| 6.3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冲击时变性的实证结果 |
| 6.3.1 美国传统货币政策冲击效应 |
| 6.3.2 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冲击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高质量发展内涵研究 |
| 1.3.2 高质量发展测度与评价研究 |
| 1.3.3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4 装备制造产业及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框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装备制造企业的概念界定 |
| 2.1.2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 |
| 2.2 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论述 |
| 2.2.2 熊彼特经济发展和创新理论 |
| 2.3 企业发展相关理论 |
| 2.3.1 竞争优势理论 |
| 2.3.2 企业能力理论 |
| 2.4 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 |
| 2.4.1 亚当·斯密市场机制思想 |
| 2.4.2 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职能思想 |
| 2.4.3 演化发展经济学中政府作用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和理论逻辑 |
| 3.1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 |
| 3.1.1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
| 3.1.2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现状 |
| 3.1.3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优势 |
| 3.1.4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不足 |
| 3.2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逻辑 |
| 3.2.1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 |
| 3.2.2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逻辑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
| 4.1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及形成机理 |
| 4.1.1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1.2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形成机理 |
| 4.2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设定 |
| 4.3 基于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 |
| 4.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 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支出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5.1 政府补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5.1.1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1.2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3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1.4 基于企业要素密度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1.5 基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2 研发资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5.2.1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2.2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3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研发投入和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6.1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6.2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6.3.1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3.2 技术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 |
| 6.4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实证检验 |
| 6.4.1 基于企业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4.2 基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4.3 基于企业研发人员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市场化程度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1 市场化程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理论分析 |
| 7.2 减少政府干预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2.1 减少政府干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7.2.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2.3 基于企业自生能力和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3 金融市场化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3.1 金融市场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7.3.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3.3 基于企业自生能力和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4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4.1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7.4.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4.3 基于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和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加强创新引导激励 |
| 8.2.2 精准布局基础设施 |
| 8.2.3 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9）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技术效率测度相关研究 |
| 1.2.2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研究 |
| 1.2.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研究 |
| 1.2.4 现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高新技术产业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新技术 |
| 2.1.2 高新技术产业 |
| 2.2 技术效率及其空间溢出概述 |
| 2.2.1 技术效率内涵 |
| 2.2.2 技术效率测度 |
| 2.2.3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内涵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 2.3.2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3.4 区域经济空间均衡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分析 |
| 3.1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正向溢出机理分析 |
| 3.1.1 技术效率正向溢出机制理论分析 |
| 3.1.2 技术效率正向溢出具体路径 |
| 3.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负向溢出机理分析 |
| 3.2.1 累积因果过程机制 |
| 3.2.2 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差异机制 |
| 3.2.3 双边贸易机制 |
| 3.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机理分析 |
| 3.3.1 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现实分析 |
| 3.3.2 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理论分析 |
| 3.4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模型构建 |
| 3.4.1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理论模型 |
| 3.4.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演进分析 |
| 4.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概述 |
| 4.1.1 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发展状况统计分析 |
| 4.1.2 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水平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1.3 高新技术产业产出水平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2 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状况 |
| 4.2.1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整体集聚 |
| 4.2.2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多样化集聚 |
| 4.2.3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专业化集聚 |
| 4.3 省级地区技术效率测度 |
| 4.3.1 随机前沿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4.3.3 技术效率估计与结果分析 |
| 4.4 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统计分析 |
| 4.4.1 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分布重心演变轨迹 |
| 4.4.2 整体集聚水平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3 多样化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4 专业化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5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相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1 空间计量经济学概述 |
| 5.1.1 空间计量经济学简述 |
| 5.1.2 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 |
| 5.1.3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简介 |
| 5.2 变量空间相关性实证检验 |
| 5.2.1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 5.2.2 莫兰指数空间相关检验 |
| 5.2.3 空间冷点—热点分析 |
| 5.3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
| 5.3.2 高新技术产业整体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3.3 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3.4 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城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分析——基于国家高新区层面 |
| 6.1 国家高新区发展统计分析 |
| 6.1.1 国内外高新区发展概述 |
| 6.1.2 国家高新区基础性统计分析 |
| 6.1.3 国家高新区空间地统计分析 |
| 6.2 地级城市技术效率测度与统计分析 |
| 6.2.1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6.2.2 随机前沿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2.3 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地统计分析 |
| 6.3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城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分析 |
| 6.3.1 基础性统计对比分析 |
| 6.3.2 空间耦合分析统计模型原理 |
| 6.3.3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6.3.4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系数测度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国家高新区层面实证分析 |
| 7.1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分析 |
| 7.1.1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性分析 |
| 7.1.2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不确定性分析 |
| 7.1.3 相关理论对比分析 |
| 7.2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基于地级市层面 |
| 7.2.1 变量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2.2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与估计 |
| 7.2.3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结果分析 |
| 7.2.4 分时段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2.5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溢出空间衰减边界实证分析 |
| 7.3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基于城市群层面 |
| 7.3.1 国家级城市群发展概况 |
| 7.3.2 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发展和技术效率统计 |
| 7.3.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7.3.4 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3.5 分时段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8.1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8.1.1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界定 |
| 8.1.2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8.1.3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技术效率实证模型设定 |
| 8.1.4 模型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
| 8.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分析 |
| 8.2.1 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实证案例介绍 |
| 8.2.2 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经验分析 |
| 8.2.3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10）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关于财政分权、政财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2 关于制度变迁、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 |
| 1.2.3 关于要素禀赋、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4 关于财政分权、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创新与贡献 |
| 1.6 概念与研究界定 |
| 1.6.1 核心概念界定 |
| 1.6.2 研究范畴界定 |
| 第二章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财政分权理论 |
| 2.1.2 要素禀赋理论 |
| 2.1.3 技术进步理论 |
| 2.1.4 经济增长理论 |
| 2.2 要素禀赋与技术变迁的驱动机理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2.1 农业要素禀赋演变的驱动机理分析 |
| 2.2.2 农业技术变迁的驱动机理分析 |
| 2.2.3 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2.3 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农业要素禀赋 |
| 2.3.2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技术进步偏向 |
| 2.3.3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作用于农业经济增长 |
| 2.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财政分权、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趋势 |
| 3.1 财政体制的改革历程 |
| 3.1.1 统收统支阶段(1949-1977 年) |
| 3.1.2 分灶吃饭阶段(1978-1993 年) |
| 3.1.3 分税制改革阶段(1994—2002 年) |
| 3.1.4 新一轮税改阶段(2003—至今) |
| 3.2 财政分权的演变趋势 |
| 3.2.1 财政分权的测度方法 |
| 3.2.2 财政分权的整体演变 |
| 3.2.3 财政分权的区域差异 |
| 3.2.4 财政分权的敛散性检验 |
| 3.3 农业要素禀赋的演变趋势 |
| 3.3.1 要素禀赋测度方法 |
| 3.3.2 数据处理 |
| 3.3.3 单项要素的增长趋势 |
| 3.3.4 基于资本深化系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5 基于资源禀赋系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6 基于要素结构指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7 三大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比较 |
| 3.4 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趋势 |
| 3.4.1 技术进步偏向测度方法 |
| 3.4.2 数据处理 |
| 3.4.3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分析 |
| 3.4.4 农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要素禀赋的影响效应 |
| 4.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的实证设计 |
| 4.1.1 实证分析框架 |
| 4.1.2 计量模型构建 |
| 4.1.3 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实证检验 |
| 4.2.1 财政分权影响资本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2 财政分权影响劳动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3 财政分权影响土地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4.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效应 |
| 5.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实证设计 |
| 5.1.1 实证分析框架 |
| 5.1.2 计量模型构建 |
| 5.1.3 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实证检验 |
| 5.2.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劳动偏向实证检验 |
| 5.2.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土地偏向实证检验 |
| 5.2.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稳健性检验 |
| 5.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进一步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
| 6.1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趋势的基本特征 |
| 6.1.1 整体增长趋势 |
| 6.1.2 区域增长趋势 |
| 6.1.3 增长趋势敛散性 |
| 6.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设计 |
| 6.2.1 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估计方法与内生性问题 |
| 6.2.3 变量定义、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6.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
| 6.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7.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设计 |
| 7.1.1 实证分析框架 |
| 7.1.2 计量模型构建 |
| 7.1.3 变量定义与估计方法 |
| 7.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 |
| 7.2.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资本深化路径检验 |
| 7.2.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偏向路径检验 |
| 7.2.3 资本深化路径与技术进步偏向路径的比较分析 |
| 7.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解释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完善涉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8.2.2 整合涉农资金与优化支农支出结构 |
| 8.2.3 提高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适配性 |
| 8.3 研究不足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四、中国出口生产外溢性的实证研究——1996～2001年省际的数据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D]. 潘苏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研究[D]. 吕程. 辽宁大学, 2021(02)
- [3]我国林业产业集聚特征、机理及增长效应研究[D]. 魏肖杰. 南京林业大学, 2021(02)
- [4]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D]. 李屹然. 西南大学, 2021(01)
- [5]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D]. 续伊特. 吉林大学, 2021(01)
- [6]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任长秋. 西南大学, 2020(05)
- [7]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D]. 曹为宇. 吉林大学, 2020(03)
- [8]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D]. 李强. 吉林大学, 2020(03)
- [9]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D]. 焦英俊. 吉林大学, 2020(03)
- [10]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D]. 刘锦怡. 湖南农业大学, 2020(01)